1957年秋天，我中了“阳谋”，被划为右派。1959年下半年，我在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劳改工作处，后改名劳改管理局）所属的“北京市地方国营北苑农场”劳动教养。这里解放初是个马蹄形砖窑，属于华北军区军事法庭的军人监狱，对外称“新都第一砖厂”，1957年以后移交给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工作处，对外称“北苑农场”。
我所在的组，组长是商业部的部长助理顾绍雄。他的党龄比我的年龄还长，因为他夫人同情“农民太苦，建议每斤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一分钱”，他支持他夫人的建议，结果夫妻双双被扣上“破坏工农联盟”的大帽子而划为“极右分子”。
他当然一肚子不满情绪，仅仅因为参加革命多年，经过多次运动，懂得“革命的乐观主义”，没把不满写在脸上，表面上还是乐呵呵的。由于他的原级别高，进了公安局，赏他一个“组长”当当（另两个组的组长也不简单，一个是北师大哲学教研室主任石盘，一个是国家体委群众体育司司长，也都是右派）。他这个组长不怎么爱管事儿，只要能推，就推给别人去干，不像石盘那样拿这个“劳改组长”当官当，天天亲自掌握会场，满口流氓黑话地和流氓小偷儿针锋相对，破口大骂。
自从我到了顾绍雄的组里，他渐渐地把组内的一切工作，包括组织学习、向上级写汇报材料、编造进出人员名册（根据表现把人分配到某个工厂或农场，权力很大的）、采购日常生活用品、特别是后期的管理“严管分子”这些工作都交给我，他自己什么也不干，好在他有一间“单间”，只要我一组织学习，他就“躲进小屋成一统”，打呼噜睡大觉去了。
当时北苑农场医务所的两个劳改医生，都是从我组里出去的。一个叫张玉阁，是协和医院放射性钴治疗室的主治大夫。一个姓陈，名字忘记了，是陈毅元帅的随行医生，和我的关系都比较好。
我呢，当时肺里有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结核瘤，天天下午发低烧，所以实际上是“带病工作”。恰恰这时候劳改工作处下达几个“休养人员”名额，条件除了“确实有病”之外，还有一条，是必须“表现良好”。所以这种机遇十分难得。两位医生和顾绍雄一商量，就把我的名字给报上去了。经过劳改处一个姓蔡的副处长亲自下来和我个别谈话，一番鼓励之后，就把我送到了远在天津市北面宁河县境内的清河农场585分场“休养队”休养。
清河农场原本是一片纵横几十里茫茫无际的大苇塘，外面的人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闯进去，就会迷失方向，所以明清时代是土匪窝藏出没的地方。
如果单单计算经济效益，芦苇的出息巨大，而且不用投资即可收获。日占期间，为了增加粮食生产，抓劳工把潮白河以东地区开发为农场，试种水稻。
解放后这里是关押战犯的“清河四大队”，后来成了北京市公安局所属的劳改农场。
1958年大跃进，正赶上《劳动教养条例》公布，公安局也来一个“抓人大跃进”，给每一个民警规定一个月要抓多少人，抓人的理由千奇百怪：打架的、旷工的、坚持宗教迷信活动的、对粮食定量不满的、抗拒公私合营的、甚至连穿破衣服也被认定是“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而被抓了进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劳动教养分子。
公安局就利用这些劳动力，把潮白河以西地区开发出来。当时的大战西荒地热火朝天，早出晚归，一天开五顿饭，终于只用半年时间就建立了五个分场，从东到西，分别命名为581、582、583、584、585。
两个医生和顾绍雄都没到过劳改单位的“休养队”，当然不知道所谓的“休养”是怎么一回事儿；根据蔡副处长和我谈话的那种恩赐加鼓励的语气，恐怕连他也不知道“休养队”的真实情况。简单地说，这里就是一个“等死队”。
“病房区”是隔离的：三排房子，用“苇子把”围起来，里面看不见外面，外面也看不见里面。篱笆圈外面的四周是隔离的深水沟，相当于“护城河”，深水沟的外面，是电网。几百名病号，分肝炎组、肺病组、疯子组、关节炎组等等好几个组，名义上也有一个医生，原本是在王府井私人开业的“小小诊所”的医生，因为“抗拒公私合营”被劳动教养的，但是他那个所谓的“医务所”，除了有红汞、碘酒、阿司匹林之类的常用药之外，任何真正治病的药都没有，连当时治结核病最普通的雷米封和P.A.S.都没有。
在北苑农场，虽然天天吃麸子面窝窝头，吃下去的是麸子，拉出来的还是麸子，根本不消化，但至少不定量，还能吃饱肚子。
到了休养队，病号饭是定量的：一天两顿饭，每顿饭一个菜团子或一个菜窝头，大约二两重。根本就没菜。不过像水一样的“棒子面菜粥”，倒是不定量。许多人一次打一小脸盆，留着饿了喝。两者加起来，一天大约能吃到半斤粮食，好歹还没有到“饿死人”的程度。
无法叫人接受的是那种“休养生活”：既不劳动，也不学习，所有的病人都被关在一个“篱笆圈”内不许外出，于是除了睡大觉、聊闲天儿之外，就无所事事了。所以我称其为“等死队”，一点儿也不过分。事实上，也的确经常有人死了被牛车拉出去埋葬。
我看出来了：长此以往，结果只能是死在这里。所以三天之后，我就主动申请离开休养队，到生产队去劳动。这可是休养队建队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于是我立刻被批准，分配到老弱队去。
当时正值冬天，生产任务是打苇子，定额每人每天一千斤。1949年10月，我在湖北雨中行军，几乎天天泡在水里，膝盖以下的裤脚管，从来就没干过。一到重庆，就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天一冷，我连走路都困难。但是为了活下去，我咬牙坚持。我用一双旧胶鞋绑在膝部，跪着在大苇塘里爬行挥镰，一天打五百斤苇子，完不成定额，却居然得到了队长的表扬，说我的五百斤，比人家的五千斤来得更不容易。
没想到劳动创造了奇迹：我的严重关节炎，在冰天雪地中，没吃任何药，居然慢慢儿好了起来。后来，竟连肺里的结核瘤也自然消失了。医生都说这是“少见的奇迹”。
开春以后，开始做土方。我这个从来没耍过铁锹的文弱书生，居然以日产33.3方的高产夺得了中队流动红旗，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许多经过劳动教养的作家，哪怕是当过“小队长”的劳改积极分子，“出来”以后，都讳言自己“积极”；我却从来不讳言自己当时“很积极”。
但是我的“积极”，只限于劳动。当时我真的很相信劳动能够改造世界观。“积二十多年劳改之经验”证明，一个人的世界观，是不可能通过劳动得到改变的，倒是能改造一个人的体魄。我这个青年时代的老病号，如今年过八十，依旧能够健步如飞，就是得益于当年的劳动改造。
我的“积极”有一条“底线”，那就是：绝不“打小报告”，绝不用出卖难友来换取自己的“进步”。许多经过劳改的人，档案袋里塞满了“检举揭发”材料，在我的档案袋里，只有痛骂自己的“检讨书”，没有一份检举揭发难友的材料。甚至在人人过关的文革年代，我也从来没有上台批判过任何一个人。
到了1960年的4月，劳改农场也开始粮食定量了。从数量上看并不少：每人每月45斤，平均一天有一斤半定量，但是实际上连一半的“真”粮食也没有。第一，早饭吃的是白薯干，而且是“一斤顶一斤”的，三两蒸白薯干，只有四五片，吃下去不到半小时就饿了；中午和晚饭是每人三个菜团子，名义上是二两棒子面一个，看起来个儿很大，里面都是野菜，外面薄薄的一层棒子面，只怕一两面也不到。
这样过了几个月，几乎人人都浮肿了。小腿肿得比大腿还粗，用手指头一按一个坑。浑身无力，脚抬不起来，不到三尺高的土炕居然爬不上去，要先踩着小板凳坐到炕上，然后用双手把腿一条条“搬”到炕上，最后身子躺倒一滚，方才能够完成“进被窝”的“高难度动作”。
可是人饿到了这个程度，依旧要“正常出工”，还不许说“饿”，不许说“定量不够吃”。场长几次召开大会，当场把几个喊饿的人送进禁闭室去。那里面，可是一天只给两碗棒子面稀粥，每碗“一两四钱三”啊！
粮食不够吃，大家都在想办法“打野食”。首选的当然是属于“动物”的青蛙和长虫。清河农场青蛙和蛇都很多，但是禁不住吃的人太多，不久就几乎绝迹了。
其次才是属于植物的野菜。清河农场马齿菜和灰灰菜（也叫回回菜）满地都是，倒是不缺，还有一种碱蒿子，也能充饥。
但是这些东西只能把肚子撑起来，却没什么营养，怎么吃下去还怎么拉出来，肠胃并不吸收。
最最“高级”的是“大麻籽”。这东西，叶子像梧桐叶，很大，是我们擦屁股的“卫生纸”，结的果实样子像罂粟，里面的籽却像芝麻，粒小而油性足，肠胃也能吸收。但是吃多了，容易拉稀。
渐渐地开始死人了。谁也没想到，最早死的，居然是身体最棒的。有一个姓陈的大个子苏北人，膀大腰圆，粮食不定量的时候，数他能吃，半斤一个的大窝窝头，我一般吃一个，最多吃一个半，他一顿能吃仨。定量以后，他总觉得饿，还只能悄悄儿说，不敢公开喊，一喊饿，当天的“批斗会主席”就是他了。
有一天出工，他扛着铁锹走在我前面。那时候早起只吃几片发霉变黑了的蒸白薯干，人人饿得腿发软，走路都是一点儿一点儿往前蹭。我看他走着走着，忽然上身一晃，“啪”一下就趴倒在路边，铁锹还差点儿砸在我的脑袋上。
我还以为他绊着石头了，赶紧去拉他，只见他翻了白眼，嘴角吐白沫，已经失去知觉，不会说话了。
大家叫喊起来，惊动了走在最后面押队的队长，跑过来一看，就下令叫人把他背到医务室去。这时候，谁还能背得动他？别说是那么大个子了，就是小个子，也没人背得动。
队长见谁也没这样大的力气，只好叫两个班长回去，一个去叫医务室的劳改大夫，一个到工具房去推一辆双轮车来。
等大夫赶到，老陈已经断了气，裤裆那里一片湿，翻开他眼皮看看，瞳孔已经散开，打强心针也没用了。
老陈是我那个中队第一个饿死的。当然死亡报告上不会写上饿死，而且不许任何人说他是饿死的。他原来是中科院的汽车司机，是因为“公车私用”而且“屡教不改”被劳动教养的。要是搁今天，肯定什么事儿也没有。
在老陈之后，接着死的，都是原先身强力壮的人。这一路人饭量原本就大，一旦定量，进食几乎少了三分之二，收支不平衡，所以先死的是他们。
接着死亡的是老弱。我班里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姓张，原本是个开小铺焊洋铁壶的白铁匠，因为年纪大了，不想参加大跃进年代街道办的服务社，打算自己再干上几年就“收摊”，结果被积极分子扣上一个“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以“思想反动”的罪名劳动教养了。
按年龄，他几年前就应该退休了。可是在劳改队，即便你超过了七十岁，也要照常出工，而且劳动定额和年轻人是一样的。
那天我们的任务是挖排水沟。大家饿着肚子，勉为其难地、用极为缓慢的速度在一铁锹一铁锹地挖土。清河农场的土质特别粘，很难挖，而且地下水位很高，挖不到一米就出水，所以天气不是太冷，多数人都是脱了鞋袜光脚丫干活儿。看看到了中午收工时间，虽然谁也没有完成规定的定额，可大家都坐在水沟旁边洗脚，等待收工的哨子吹响。
我穿上了鞋袜，看见张老头子两脚泡在水沟里，上身却趴在沟岸上，似乎睡着了。我走过去一看，居然还在打呼噜！忙喊他：“快起来，穿上鞋子，快收工了！”
见他没动静，伸手拉了拉他，呼噜依旧，嘴角却在吐白沫。我知道不好，忙喊了一声：“大家快过来，老张要不好！”
班里几个机灵鬼一听，知道又要背死人了，扛起铁锹来一哄而散。我抓住两个比较老实的，让他们一个去报告队长，一个去请大夫，我自己看着老张。
不久队长和医生都来了，老张的呼噜也停止了，死因据说是“心脏病突发”。
像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去的人很多，这里只是举两个“先行者”的例子，其余的就不一一详细叙述了。
劳改农场有一个最大的忌讳，就是不许说“吃不饱”。谁说谁“思想反动”，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立刻就会成为批斗对象。不但不许说，更不许给家里写信要吃的。
其实当时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在饿肚子，谁都知道劳改队里更加吃不饱。因此，即便不给家里写信，也有家属宁愿自己少吃一口，省下口粮来给劳改犯们寄邮包。
但是劳改队还有一个规矩：邮包中如果有食物，只许收一公斤。到底能收多少，这可就看队长的恩典了。
一般还有人性的队长，也不过用手掂一掂，差不多的，只说一声：“超过规定了，以后叫家里少寄！”也就算了。实在超过太多，那可是要勒令“退回去”的。
有一个赖队长，长得瘦小枯干，尖嘴猴腮的，心眼儿特别歹毒，还总觉得自己有“立法权”，一会儿宣布不许这个，一会儿宣布不许那个。家属寄来的邮包，食品不许超过一公斤，这可能是全场统一的规定，但是超过一公斤的怎么处理，似乎并没有明确的条文。每逢他值班分发邮包，第一是所有邮包里面的食品都要用秤实打实地称过，超过的部分，要求或者退回去，或者勒令扔进厕所里。
据我所知，“退回去”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邮包已经打开，“原包退回”已经不可能，只能重新打包交邮局寄，而全农场只有一个邮局设在总场部，潮白河以西的所有分场，是没邮局的，所以他虽然“立法”了，却无法执行。一般情况是暂时扣押在队部，过了一个月，如果没有第二个邮包寄到，只要到队部去说好话“哀求”，被“暂时扣留”的食品还是有可能发还的。
只是队部的“耗子”太多，一斤食品拿回来，也许连半斤都不到了。
“扔进厕所”的事情倒是真的发生过一次，那是碰到一个“犟雀（音qiǎo巧）子”，愣是不肯交给队部“暂存”，不但不同意，还“口出不逊”，说什么“与其存在队部喂‘耗子’，我宁可扔进厕所里！”
按他估计，赖队长也不过是这样说说而已，总不至于在这食物比金子还贵的年月，真把食品扔进厕所里。没想到赖队长被他激怒了，当时就虎着个脸押着收件人自己扔。
后来发现有人从厕所里捞这些被迫扔掉的食物。大概是别的队长有了“烦言”，也可能是赖队长自己觉得“良心”上过不去，总之是“立法”之后又进行“变法”，当众宣布改为“凡超过一公斤的公开拍卖”，价格当然由他定。
例如当时最便宜的“桃酥”，官价是一角钱一块，但是市场上根本就没货，有的都是高价点心，一块桃酥要卖一块钱。被拍卖的桃酥，定价就是一角。
可是劳改队里还有一个规矩：任何人不得携带现金。当时劳动教养的人，全都没工资，除了管饭，其他一切生活用品都不供应，都要靠家属接济。于是“公开拍卖”的结果，这些廉价食品，都被队长的老婆孩子“买”走了。
这些消息，有来农场探亲的家属带回了北京。当时常来农场探亲的家属，因为同住一个招待所，又同时上火车回北京，所以互相之间大都有联系。于是一个传十个，十个传百个，凡是知道这一内情的家属，就改寄邮包为亲自送来了。
清河农场在天津市北边的宁河县境内（当时属于河北省，现在已经成为天津市的一个区），有铁路可通，从北京南站（当时还是一个小站，只走慢车）乘京山线火车到茶淀车站下车，不过几个小时。
下车以后，还有农场的交通车可以到达各主要分场，各分场也都有简陋的“招待所”可供家属住宿、吃饭，还允许被接见的劳改犯从“大院子”里出来和家属一起过夜，所以还算方便，也算人道。
既然是家属来接见，所带食物，那就不是“一公斤”所能限制的了。明面儿上，规定也还是一公斤，可是队长不可能对家属“搜身”，于是这里面的戏法，可就“人人会变”，而且“各显神通”、“各有千秋”了。
给劳改犯寄东西，一般只限于生活用品，如衣服、毛巾、牙膏牙刷之类。因为在1961年之前，劳教人员不发工资，一切生活用品，全部“自理”，也就是靠家属支撑。
没家属的光棍儿汉，可就惨了。寄邮包，除了食物只许收一公斤之外，还有一样东西，是绝对不许寄的，那就是盐。
不但盐不许收，一切带盐的东西，如咸菜、酱油膏等等，都不许收，寄来了就要被没收。
那可是真的没收，绝不“留情”，更不“手软”。这是因为饥饿的人吃什么东西嘴里都觉得甜，总想吃点儿咸的东西，何况煮野菜、煮青蛙、长虫，也需要盐。
可是在饥饿的年月，盐在劳改农场却是“明令管制”的物品。因为盐吃多了，更容易得浮肿。
不但邮包里面的盐要没收，连大伙房里的盐，也受到严格控制，每顿饭一人一碗的菜汤，也大都淡而无味。于是盐在劳改队成了可居的奇货，也成了炊事员用来交换钢笔、手表、呢大衣的资本。
2012年8月，红旗出版社出了我的第101本书：《爱在疼痛时》，那是一本劳改农场回忆录，里面写到了一些有关饥饿的片段，不过比较“敏感”的事情，大都被删除了。
封套上有一句话，叫做“比饥饿更饥饿的是感情的饥饿”，并不是我的话，而是编辑给加上去的。他们年轻，没经过饥饿的年代，对于什么叫饥饿，只有理性知识，没有亲身体会。
感情这东西，是建立在不饿肚子的基础上的。父子之间，感情深不深？但是在古书上，就有“易子而食”的记载……可见在“饥饿”面前，什么亲情、友情，什么生死与共，全去他妈的，还是自己活命要紧！
不要说他们“丧失人性”，在求生的前提下，兽性可比人性要强大得多！感情的饥饿，放在肚子的饥饿面前，两者简直就没法儿对比！
世界上，有许多硬汉子，什么刑罚都能忍受，却忍受不了长期的饥饿折磨。我在清河农场遇见过一条“好汉”，他原来是志愿军的营长，被收容教养的时候，胸前挂满了奖章和军功章。
他是1953年朝鲜停战以后的复员军人，仅仅因为家在农村，按照“一律回本籍”的政策，不得不在农村落户。他不满意，老是手持立功奖状、胸佩军功章到北京来找国务院“讨个说法”（可能是最早的一批上访人员吧）。
来的次数多了，最后以“无理取闹”加“妨碍公务”被劳动教养。他当然不服，继续大吵大闹，终于被关进了不见天日的禁闭室。
劳改农场的禁闭室，可不同于部队的禁闭室。这是一排三间或五间的“单身牢房”，深两米，宽一米，高不足两米。除了门上有个小窗户，其余三面都是砖墙，没有窗户。地上铺着稻草，进门有一个尿桶。夏天奇热，冬天极冷。因为里面没电灯，所以农场俗称“小黑屋”。关进禁闭室的人，按“规定”每天喝两碗“一两四钱三”一碗的棒子面稀粥。
我到585生产队的时候，他已经在大伙房后面的禁闭室里面关了二十多天，每天都能听见他在大喊大叫：“共产党，你对不起我！”
就这样，一直关了他四十多天，创造了关小黑屋时间最长的最高纪录。怎么出来的？也没打他，也没骂他，就是用这“一两四钱三”的“饥饿疗法”治他。开始是大叫大喊，到后来听不见了，他已经没有叫喊的力气了。
到了他气息奄奄的时候，在“看守”的良言相劝之下，他终于投降了，条件就是“让我吃饱肚子，别的问题不再提起”。
这个良言相劝让他回心转意的看管他的人姓王，原是东北义勇军的小鬼，后来去了西伯利亚便编进苏联红军里，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回国，抗美援朝期间当上了志愿军的一名团长，还是个侦察英雄。他也是因为复员以后不想待在农村，打算到苏联去，在满洲里偷渡国境的时候被捕的。考虑到他的光荣历史，只是开除党籍，被送来劳动教养了事。他和我关系不错，关于他如何劝说那个前志愿军营长的经过，就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这个几乎饿死在禁闭室的“好汉”出来以后，先喝了几天棒子面稠粥，慢慢儿再给他吃窝窝头。等到他勉强能走路了，才跟着我们的出工队伍到工地“活动活动”。这时候我才看见他，一个据说原来体魄强健的军人，已经脱了人形，活活的一个会走路的骷髅，不但脸上没肉，两腿两臂没肉，连屁股上都没肉了。瞪着两只大眼睛，看上去很可怕。——所以人人都说：世界上最最厉害的刑罚，就是“活活饿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