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在公开场合是坚决主张对陈铭枢等采取孤立政策的。1934年1月24至25日，毛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报告中说：
至于福建所谓人民革命政府，一位同志说他有一点革命的性质，不完全是反动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人民革命政府只不过是部分统治阶级以及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政治之间用“第三条道路”的虚伪口号来欺骗人民的鬼把戏而已。
如果说毛泽东的上述言论是在公众场合依照中央路线而发表的，不足以表明他的真实想法，那么在内部讨论时，毛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据与毛关系一度十分密切、曾担任赣南军区参谋长的龚楚回忆，在领导层讨论陈铭枢、蔡廷楷等人提出的要求与红军联合行动的会议上，毛主张采取谨慎的方法，提出“派不重要的代表到福建去与李济深等先进行试探的会商”，反对周恩来等提出的“立即派大员到福州去举行正式谈判”的意见。
龚楚的口述回忆只是提供了一种说法，是否完全确实，还有待新资料的发现和证实。
由于毛泽东当时不处于核心决策层，即使毛反对援助陈铭枢、蔡廷楷，这个决定仍需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作出。
根据现有资料分析，导致与福建人民政府的合作不能实现，红军丧失最后机会，是由于共产国际及在沪的代表的错误指导，以及博古、周恩来的犹疑不决。
博古原是主张联合蔡廷楷的，并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博、周认为，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去实现1933年1月7日中共提出的建立广泛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1933年11月24日，周恩来致电瑞金的中革军委，催促早为决定红三、五军团是否参加侧击向福建前进的蒋介石入闽部队。周并经中央同意，派出潘汉年作为红军代表，与十九路军谈判并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博古、周恩来的意见，并没有获得中共核心层的一致支持，而在否定周、博意见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及驻华代表、中共上海局则起到决定性作用。
1933年10月25日，共产国际给瑞金来电，提出：“为着战斗的行动的目的，应该争取下层统一战略的策略，国民党的广东派，以反日的武断空话（护）符，隐蔽地为英帝国主义的奴仆，这种假象是应该揭穿的。”这份电报对中共中央转变对福建事变的态度有重要影响。在沪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阿瑟·尤尔特、军事总顾问弗雷德和中共上海局忠实执行莫斯科的指示，他们一致认为，蔡廷楷与蒋介石之间不过是军阀间的一般斗争，中央应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斗争来加强自己在内战中的地位，不给蔡廷惜以实际的军事援助。
周恩来、博古等对于来自上海的意见并非从一开始就全盘接受，双方曾互相争论，电报往来不绝。10月30日，中共中央曾给福州中心市委与福建全体同志发了一封指示信，要求反对关门主义的左倾思想，但是中共中央在收到共产国际10月25日来电后，马上转变立场，在11月18日再次给福州党的书记发了一封与前信内容完全相反的信，该信大骂十九路军，声称他们与中共的停战合作只是“一个大的武断宣传的阴谋”。
显然，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周恩来、博古作了让步，接受了上海方面的意见。
至于李德，据他称，虽对他的顶头上司弗雷德的计划有不同看法，但李德自己也承认，他还是贯彻了弗雷德的指示。
在中共决策层围绕福建事变而发生的争论中，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共对莫斯科的严重依赖和中共组织结构的不健全。1933年1月，博古抵达瑞金，与周恩来等会合，成立了中共中央局，而在上海的留守干部盛忠亮、李竹声等也组成了中共上海中央局。从法理上讲，在瑞金的中央局即应是中共中央，但在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上海中央局也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活动，而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从上海向瑞金发指示电。周恩来在前线收到弗雷德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发来的有关军事作战计划的第一份电报，是在1933年4月14日。在1933年9月李德抵达瑞金之前，弗雷德就曾向瑞金发出四份干预苏区军事行动计划的电报。
弗雷德是李德的直接上司，1933年春才抵达上海，以后在西班牙内战中以“克勒贝尔将军”之名而著称。李德以后报怨他是替弗雷德受过，似乎弗雷德更应为苏区军事失败而负责，而回避了他自己所应负的重大责任。
至于毛泽东，有关福建事变的争论却改善了他的处境。在这一时期，毛所扮演的角色是微妙的：一方面，毛不处于有权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苏区军事形势日紧。毛的有关意见又逐渐被重视，毛的作用比1932—1933年明显增强，这为他一年多后的复出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