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这套谋略，充分反映在被许多干部视为是纠偏文件的1943年8月15日〈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
“八一五决定”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毛泽东鉴于内战时期“肃AB团”等极左肃反政策的教训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方针。毛泽东当然知道当年他自己所作所为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只是现在毛泽东的身分、地位已不同于当年，延安的局面更非往昔江西时期的情况可比。眼下，主客观条件均不允许再重演“肃AB团”的一幕，因此毛明智地宣布“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此所谓“过一不过二”也。但是这个新方针的基本前提仍然是肯定有大批特务混入革命队伍，文件强调，“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指出，认识这个基本前提才有可能采取正确方针。
所谓“一个不杀，大部不提”，并非认为运动方向错了，而是着眼于将运动向纵深方向推进。毛泽东解释道，一个不杀——将使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捉——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部。毛泽东还具体规定了捕人的规模：普通嫌疑分子，占有问题人员的80%，留在各机关学校接受审查；10%的问题人员送入西北公学、行政学院反省机关；另有10%的人员送入社会部、保安处的监狱系统。毛泽东规定，这三类人员要进行交流，即普通嫌疑问题严重者将升格进入二类、一类系统。反之，坦白、交待彻底的特务，也可降到二类、三类系统。
对于留在各单位受审人员的审查和监护，毛泽东也不厌其烦地进行具体指导：一切有问题人员都暂时禁止外出，在延安实行通行证制度，毛泽东并要求，“在一定时候实行戒严”。
精明、仔细、对大、小事都要过问的毛泽东，难道不知道在审干抢救中会发生左倾狂热？他当然知道，而且了解得十分透彻。“八一五决定”中称，在审查运动中，一定会有过左的行为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个人的逼供信与群众的逼供信），一定会有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情形发生。可是毛泽东明知故纵，偏不予制止，执意听之任之下去。“八一五决定”提出，纠左不能太早，亦不能太迟。既然运动已经发生偏差，为什么不立即制止？毛泽东自有一套逻辑：“对于过左偏向，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恰恰由于毛泽东的这套逻辑，才使审干、抢救的极端行为恶性发展，因为谁都不知应在何时采取纠偏行为才谓“适时”，而“抢救”的野马，只有毛泽东才能勒住缰绳，他若不采取明确措施予以制止，谁都不敢，也无权力纠偏。
毛泽东执意扩大审干，精密筹划各种具体方法和措施，他提出审干的正确路线应是“首长亲自动手”，于是许多机关学校负责人就亲自审问“犯人”，亲自动手打入。毛泽东提出要依靠重众力量审干，于是各单位纷纷召开群众大会，造成恐怖的群众专政的声势。毛泽东提出要“调查研究”，拟定有问题与没问题两种人名单，对所谓“有问题的人”要结合平时言行，从其交待的历史资料中找出破绽，对他们进行“劝说”，“质问”，各单位如法炮制，车轮战、攻心战，纷纷上阵。毛泽东声称“愈是大特务，转变过来愈有用处”，表扬“延安几个月来已经争取一大批特务分子，很快地转变过来为我党服务，便利了我们的清查工作”，于是各单位纷纷利用坦白的“特务”进一步检举其它特务，“特务”一串一串地被揭露出来。毛泽东别出心裁，要求“着重注意，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按照共产党的逻辑，“反革命特务分子”与“革命的锄奸干部”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毛泽东究竟是指示“以毒攻毒”，或是暗示“只要为我所用，管他乌龟王八蛋”，语意含混，难得要领，结果是被诬为“大特务”的原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等人，果真被留在中央社会部，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
1943年8月以后，在毛泽东有关批评“逼供信”的只言片语的后面，隐藏着深深的玄机。他的面孔是多重的，有时，他会轻描淡写说几句“逼供信”不好，转眼间，他又会说“既然没问题，为什么怕审查呢”，“真金不怕火炼嘛”，毛泽东的“注意正确的审干方针”只是一句空话，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彻底查整全党的干部。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以暴力震慑全党，造成党内的肃杀气氛，以彻底根绝一切个性化的独立思想，使全党完全臣服于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之下——毛泽东的威权之下。应该说，毛泽东达到了他的目标，几十年后，当年经历过审查的干部还在说，对他们“教育”最大、使他们得到“锻炼”、真正触及了灵魂的是审干抢救运动，而不是前一阶段的整风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