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4年春夏至1945年春，由甄别所引发的延安广大干部对审干、抢救的强烈不满处于半公开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先后在行政学院、中央党校、边区政府等场合，向延安干部“脱帽”、“道歉”。毛泽东绝口不提“抢救”为一错误运动，只是说一两句：运动搞过火了，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云云。1944年元旦，军委三局局长王铮带领一批原受审查、刚被解脱还没做结论的干部给毛泽东拜年（军委三局承担延安与各根据地的电讯往来业务，工作极其繁重，故最先解脱），在毛住所前黑压压站了一片，目的在于向毛泽东讨一个说法。毛泽东似真似假地说，本意为同志们洗澡，灰猛氧放多了一些，伤了同志们娇嫩的皮肤。毛泽东虽然向大家敬一个礼表示“道歉”，但言下之意又似乎在暗责受审干部斤斤计较，对接受党的审查耿耿于怀。
毛泽东的这种暧昧的态度，当然影响到各单位的甄别复查工作。自甄别展开后，经过三个月的复查，延安仅甄别了八百人，占坦白人数的四分之一。中直机关、边区政府、中央社会部、边区保安处、中央党校、延安大学、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等七个单位，经过八个月的甄别，在487人中被确定为“特务”的有六十四人，“叛徒”四十一人，合占总甄别人数的22%。其中康生直接掌管的中央社会部甄别二十七人，定为“职业特务”（当时的术语，“特务”分“职业与非职业”两类）的有六人，“叛徒”二人，两者占甄别人数的30%。由周兴任处长的边区保安处，甄别了九十六人，其中定为“特务”的有三十六人，“叛徒”二人，占40%。
在甄别复查中，将“特务”、“叛徒”的比例定得如此之高，无非是企图证明，开展审干、“坦白”、“抢救”是完全正确的。
中央党校作为“抢救”的重点单位直到1944年9月才全部转入甄别阶段。一部第六支部书记朱瑞与薄一波、倪志亮等组成一个小组。协助对集中较多问题人物的特别支部进行甄别工作。朱瑞等同情危拱之的遭遇，认为危拱之在“抢救”中虽然有自杀行为，并提出退党要求，但这都是精神错乱所致，“结论是没问题”。然而朱瑞等对危拱之的结论却受到党校一部负责人的批评，认为朱瑞等“代危抗辩，没有原则立场”，朱瑞等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最后才解决了危拱之的结论问题。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抢救”受害者的甄别工作往往会出现波折，一旦被“抢救”，要想完全洗清罪名，并非容易。
甄别、复查进展缓慢，激起延安广大干部的不满，为了平息、舒缓干部中的不满情绪，更重要的是，进入1945年后，国内、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客观上要求尽速解决大量积压的审干、抢救遗留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甄别、复查工作的进度有所加快，到了1945年春，延安各单位的甄别工作已基本结束，对2,475人作出了组织结论。这个数字也许只是当时被关押进几个重要反省机关的“重犯”被甄别的数目，因为根据胡乔木透露的数目，延安“特务”的总数为一万五千人。
即使受审人员被作了结论，也绝非意味着万事大吉。凡受审人员均按四种情况分别给予不同等级的结论：
问题已澄清，完全可以做结论的；
对有关被查重点疑问问题做部分结论的；
在结论中留有待查尾巴，即仍有疑点，有待再查的；
无法查证，不予结论的。
在总计2475受审人员的结论中，有党派政治问题的约占30%，其中叛徒、特务、自首三类人员各占10%；党内错误问题，约占40%，完全弄错的约占26%，保留疑问不予结论的约4%。对于这一部分人的处理方法，谁都不敢作主。直到毛泽东最后发话，大意是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自己去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到国民党去，怕什么呢。毛泽东虽然是这般说了，然而延安不仅没有释放任何一个像王实味这样已“定性”的人，那些未做结论的干部，也没有按照党的组织程序分配至各单位，而是仍然受到社会部的监控。这些干部虽然没有跑到国民党去，但他们在政治上还是继续受到怀疑与歧视。他们档案中的“疑点”和“尾巴”，在1949年后仍然被长期揪住不放，给当事人带来无穷的灾难，使他们的大好年华全被葬送在连绵不断的审干、肃反等运动中。
彭而宁——钱来苏之子，背着沉重的“特嫌”黑锅，在1949年后每一次审干运动中受审，直到1980年康生被揭露和清算后，才获彻底平反。
一位匿名女干部，当年曾被诬为“日特”兼“国特”的“双料特务”，八十年代沉痛地回忆说，一生前后被审查长达十四年，前七年是我一踏进革命的门就受审查，还是美好的青年时期，当时只有十九岁，后七年正当壮年，是可以很好工作的时期，都丧失在康生的反动血统论和主观主义的逼供信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