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甄别：在毛泽东“道歉”的背后
1944年春夏之际，审干、抢救运动进入到甄别阶段，各机关、学校原有的审干小组一变为“甄别委员会”，仍由原先领导审干、抢救的班子负责对干部的甄别工作。
所谓“甄别”，有异于“平反”。若干结论有不实之处，予以改正，谓之“甄别”，“平反”则是推翻原有错误结论，给蒙冤的对象恢复名誉。延安的审干、抢救的纠偏工作，名曰“甄别”不称“平反”，其含义即在此。
甄别绝非一风吹，而是将受审坦白的人员划分成六类。据1994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透露，1943至1944一年内，延安清出的“特务”共一万五千人，
现在就是要对这一万五千人作出具体的划分：
“第一类是职业特务。他们是受一定的特务机关或特务人员的主使，对我们进行过或进行着特务工作（长期埋伏，也是一种潜伏工作），确有真凭实据的”。“但这类职业特务是极少数，仅占全体坦白分子百分之十左右，其中又有自觉被迫首要胁从之别”。
“第二类是变节分子。其中有的破坏过党的组织，捉过人，杀过人的；有的自首过写过反共文件，但未做过其它坏事的；有的被敌人短促突击，接受了敌人的任务，但回来既未实行也未报告的；有的是内战时做过坏事，抗战后中立或改过的等等”。“这类人在坦白分子中也是少数”。
“第三类是党派问题。他们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或其它党派。在加入我党后并未向党报告，但还不是特务分子，这类人亦占颇大数目。”
“第四类是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分子。有的是在敌人红旗政策下不自觉的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分子，有的因半条心或幼稚无知，作了特务的工具”。
“第五类是党内错误。如假造历史，虚报党龄，与坏人来往，泄露秘密、包庇亲友、政治错误及贪污腐化等等，在坦白运动中被怀疑而误认为特务”。
“第六类是在审干时完全弄错或被特务诬害的”，“这类人虽然是少数，但确实是有的，甚至在逮捕的人中也还有的”。
从以上对六类被审人员的划分依据看，被审查人员或多或少都有问题，完全搞错的只占一小部分，且放在最后一类，以示审干、抢救的成绩巨大，缺点是次要的。在上述划分标准中，中共中央仍坚持原先对国民党所谓“红旗政策”的判断。显而易见周恩来对“红旗党”的辩诬根本没被毛泽东等接受，中共在国统区尤其在西南地区的地下组织，在政治上仍不被充分信任。
对于这六类人员如何处理，中共中央也做了规定：
对坦白了的特务分子和变节分子，如果证据确凿，采取一个不杀，团结抗日的政策；如果没有真凭实据，不要加以深追，以免造成对立僵局，有碍争取；或中敌人诬陷同志的奸计。
对有真凭实据的暗藏的破坏分子，应继续执行宽大政策。即以宽大为主，镇压为辅；感化改造为主，惩罚为辅，给改过自新者以将功赎罪的出路。
对一时审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于，不要急于求得解决，以免造成逼供信。可以有意识地放松一个时期，或暂时按他讲的作一个结论，然后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和秘密侦查。
对有党派问题的，被欺骗蒙蔽的，或仅属于党内错误这三种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对完全弄错或被特务诬陷的，一经查清，立即平反。
上述这个规定，有许多似是而非、自相矛盾之处，既然没有真凭实据，为何不立即解脱，何以谈上“争取”，还要争取什么？所谓“被特务诬陷”，大量的检举揭发全是在逼供信下发生的，这些干部都是被迫指咬旁人的，又何以能称之为“特务”？更有甚者，对“一时审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子”，还布置“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和秘密侦查”，只是在表面上“有意识地放松一个时期，或暂时按他讲的做一结论”。
有关甄别政策中所隐含的深意，在毛泽东对延安受审干部的“道歉”中也充分地展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