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央主要领导干部对“抢救”的反应
由毛泽东、康生主导的延安“抢救”和审干、反奸，是以中央书记处、中央总学委的名义推行的，毛泽东已将中央政治局完全控制于掌中，当他需要时，才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的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已处于被批判的地位，被分割在各高级学习组进行整风学习，在毛的高压下，中共大多数领导干部都难以表达不同意见。
作为整风头号目标的王明，自1941年10月住进医院以后，他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务虽未免去，但已是形同虚设。1943年春之后。毛泽东作出决定，由他亲自掌管重庆办事处，由任弼时负责驻西安办事处，在延安的中央统战部几乎已无事可做，王明真正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1943年11月，中央总学委、中央办公厅召开揭发王明错误大会，王明之妻孟庆澍登台为其夫辩护，会场气氛一度对毛泽东十分不利。毛泽东大为光火，将这次批判大会斥之为“低级趣味”，下令终止这种允许被批判者登台辩解的斗争大会。王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渲泻他的不满和“怨曲”，他怕苏联人去看他，从而招惹毛泽东、康生的忌恨，可是又控制不住想见苏联人，只能在前来探病的苏联医生面前“痛哭流涕”。
博古对整风、审干、抢救极度厌恶，但他也没有任何可以与之倾诉的对象。他以工作为由，找到苏联驻延安代表，痛骂毛泽东。博古深知康生情报机关的厉害，与苏联代表讲话时，不时出门观察门外动静，确定没有人偷听，才敢进屋与苏联代表倾谈。
在延安的几位德高望重的中共元老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均非整风目标。四老皆与毛泽东有历史旧谊，徐特立、谢觉哉还是毛泽东长沙时期的师友，林伯渠、吴玉章早在广州、武汉国共合作时期即与毛泽东共事，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瑞金时期林伯渠担任国民经济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与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的毛泽东相处融洽。整风转入审干、抢救后，林伯渠等诸老日见愈来愈多的同志被打成“特务”、“叛徒”，国统区中共组织被诬为“红旗党”，均感到震惊，但是诸老性格各异，对党内斗争的体会各自深浅不同，其反应也是存有差别的。
林伯渠是诸老中唯一担负实际领导责任的。他曾为钱来苏一案多次呈文毛泽东，但毛并不明确表态。作为老政治家的林伯渠，深知此类运动能全面展开，非毛泽东批准而绝不可能。因此，他的态度极为谨慎。林伯渠曾劝慰对运动感到怀疑的同志说，运动高潮阶段，出现“逼供信”是不足为奇的，但运动后期一定会复查核实。他并表示，大批青年知识分子都经过中共驻重庆、西安办事处审查才介绍进延安的，他从未听说过整个大后方党组织已变质，对此问题，他心里有数。
徐特立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性格率真，他曾当面质问负责自然科学院审干抢救运动的陈伯村，凭什么证据，将一批批师生抓走。徐特立全然不管他实际上已被闲置的处境，愤然道，我是院长，我有责任，为什么不许我管！徐特立还亲自前往窑洞看望被关押的师生，当别人劝他应予以注意时，他再次表示：我是院长，我就是要保护人才。
谢觉哉此时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兼党团书记，1943年7月“抢救”乍起，他在初期也是从好的方面去理解。谢觉哉在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对某些失足青年怜多于恨，处在反动环境下……生死判诸俄倾，革命与反革命又其模糊，于是乎就失足了。”谢觉哉继续说：“这次反特务斗争，给我们教育不少……没有这次斗争要我们青年党员知道阶级斗争不易，就是老年党员也一样。”但是很快，谢觉哉就发现“抢救”出了大问题，他说“反奸斗争被逼死的人，无法审查了，但其中未必有主要特务”。
谢觉哉对“抢救”的疑问与其经历过的党内残酷斗争有关。1932年在湘鄂西苏区，他曾亲眼目睹红军内部自相残杀的惨景，当时谢觉哉也被列入有待处置的肃反名单，只是幸而被国民党清剿部队俘虏。才侥幸躲过那场灾难（谢被俘后，因国民党军队营长相信因果报应。将自称是教书先生的谢觉哉和其它红军尽行释放）。时隔十年后，极左狂潮再度席卷中共，心地宽厚的谢觉哉认为，“对反革命优容即是对革命的残酷，这话很有道理。但我们过去用过了，甚至误用了，遭了不少惨痛的损失”，于是尽其所能保护自己所在单位的干部。但因他在1937--1938年曾负责中共驻兰州办事处，眼下，中共甘肃工委已被康生打成“红旗党”，谢觉哉竟也遭到责难。康生白恃握有上方宝剑，对享有盛望的谢觉哉丝毫不看在眼里，公然指责“谢老是老右倾”。在抢救高潮中，康生直扑谢觉哉办公的窑洞，一进门就盛气凌人地指责谢觉哉，“据XXX交待（笔者注：指张克勤），他的父亲是个老特务。看来兰州地下党全是特务，是个‘红旗党’，你这个兰办的党代表可真是麻木不仁啊”。面对康生的责难，谢觉哉明确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竟被康生指责为“庇护特务组织”。谢觉哉一气之下。“干脆不去开会，不参加学习，呆在家里睡觉”。面对抢救野火蔓延，谢觉哉只能自我安慰：“不可能没有吃冤枉的个人，只求没有吃冤枉的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