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挣扎在人鬼之间
我默默送他们一批一批地走，直到撤离完毕（这时已经到了61年初），心里空荡荡的，无限悲楚。别人都得到一个追求希望的机会，不管他们的机会是大是小，前途是吉是凶，但至少已经离开这个苦难之深渊，而我呢，我已是农场的人，这辈子还得在这里熬下去，何处是个尽头？我羡慕他们，默默地为他们祝福。和我同样状况的还有孟庆堂、罗晓堂（都是总参的）、蒋同嵯（防化兵的）、杨崇道、郝起新、李定国、张寄等人，不过他们来自部队，当右派后，已经开除军籍，摘帽后也回不去部队了，只有留下来当农工。我们之间只能悄悄地发发牢骚，互诉苦衷，每个人家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谁也不轻松。其中郝起新稍后调到虎林糖厂工作，听说环境要比我们好一些。
设计组全部散摊，农场的发展已成泡影，我奉命到马厩劳动，听从班长田大有调遣，除了日常的扫粪、铡草、提水、喂马、打柴以外，每星期有2--3次要跟车到50里以外的煤矿去拉煤。那是个苦差使，清早天不亮起床赶路，零下20--30度的严寒冻得手脚钻心地痛，马车上坐不住了，就下来跟着马车跑步，但马车快，我步行赶不上，只有拼命奔跑，一会儿又出汗，出了汗以后浑身更冷，简直苦不堪言。中午到煤场装完煤后，啃几口带来的高粮面饼子（已经完全结成冰块），又匆匆往回走，到天黑才能到家，冻得浑身发抖，像散了架似的。现在的年轻人会问，你为什么不下饭店？很简单，那年头饭店基本绝迹，那兜里的冻馍馍是唯一的活命救星。
1960年入冬时，我们设计组奉命执行一件特殊任务，原来59年时，场部修建了一间简易的浴池，房顶保暖层铺的是麦秸，室内挖一个大坑准备当浴池，但是没有任何烧水和取暖的设备，因此成为半拉子工程。到了60年，进来一台蒸汽锅驼机（做样子的，不能用），于是入冬时派人将大坑用水泥砂浆抹面，水泥砂浆一时干不了，队里派我们去烧火保温。
我们领到一台火炉，几节烟囱，但是没有拐脖，我们表示没有拐脖无法出烟，队里不予理睬。我们几人只得锯湿木开始生火，开始时经常检查火势，火着得很慢，光有烟没有火苗。但是，湿木烤到一定时间，突然发出大量火焰，而且火花直冲房顶，把麦秸烧着了，我们几人紧急扑灭，再加上附近的职工赶来帮助，很快就扑灭了，但是屋顶已经烧穿，出现几个平方米的大洞。
为此，我们挨了批评，我因为是组长，把全部责任揽到自己头上，承认错误。
过几天，队里派人修复，总共花了不到10个劳动日。我们以为这件事就算过去了。稍后，中央决定右派全部调离，设计组的人员也作鸟兽散，火烧房顶这档子事慢慢淡忘了。
到了新年临近，有一天李队长通知开会，叫我们到场部参加会议。内容是布置过年工作，进入会场后，我没有发现特异之处，场党委书记李礼做报告，强调阶级斗争，安全过年，都是老生常谈。突然他话锋一转，大声说我们场里也发现反革命分子现行破坏，敌情严重。
正当大家惊愕之际，李礼马上脸朝着我，大声呼叫把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吴德琛揪出来，立时就有几名警察把我从座位上拉起来，铐上手铐。押到前台低头接受批判，我听出来他们把那次火烧房顶定性为反革命破坏，要给我算总账。
接着李礼宣布了我的罪行：摘帽右派，不服改造，制造破坏事件，必须严惩，立即逮捕法办。底下群众高呼口号加以配合，其势汹汹。我事先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脑袋发懵，血脉贲张，心里暗暗叫苦，这一下人生走到尽头，彻底完了。我做了最坏的打算，马上得进劳改队。
但是批斗会以后，他们没有把我送看守所，李礼通知，将我交由队里带回，奇怪！接着，李队长领着我往回走，半路上将我的手铐卸了，看我惊魂未定，他笑着说，你不要紧张，刚才那一幕是有水分的，都是为了制造节日气氛，为了教育群众，你不要在意，实际上只是处罚你参加10天劳动，其它什么都不是，你到水利工地去干上10天，到时我保证接你回来。
李队长原来是场里派出所的所长，对我比较客气，言谈中对李礼这样做也不满意。第二天清早，我就背上行李奔赴水利工地。十天以后，队里准时把我接回。原来公检法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为所欲为，在我身上导演了一出闹剧，令人哭笑不得。
1961年的新年是在凄苦中度过的，只有11斤的定量令人惶惶不可终日，某日，我发现唯一的一包棉衣绒衣不见了，心中纳闷，那年头人们对衣着是不在乎的，但是棉衣绒衣一类还是御寒所不可缺少的，我翻遍室内，原来丢失的衣服在室内另一个包裹内。我就问李永昌，是谁搞的名堂，李永昌晚上告诉我是隔壁的岳喜诚干的，如果报告队部，岳喜诚得挨批判，李永昌劝我私了得了。我说叫岳喜诚写份检讨给我，过了几天，李永昌回信说，岳喜诚认错，但他没有文化，写不来检讨，这样吧，你帮他写一份检讨，看在我的面子上。我说，要失主为小偷执笔写检讨，这不是开玩笑，滑天下之大稽吗。李永昌说，那我没有其它办法。这桩公案就这么不了了之。俗话说人穷志短，到了那个份上，一切礼义廉耻都是多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