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在国家经委交通局工作，碰到大鸣大放，自以为是地下党出来的，和党亲近，有话就说，不必遮拦，结果被人抓住把柄，当了右派。有些领导是专搞运动的，下手特狠，他们适时公布我的档案，把一切问题上纲上线，把一切“罪行”和地主家庭出身联系起来。大字报和漫画贴满墙头，最大的一幅要算经委大门口的，足有50平方米还多，无不揭露我的“狰狞面目”和“骨子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似乎在娘胎里就已经是反党的，无可救药。
一些平常关系不错的同事纷纷和我划清界限，断绝来往，有几个还故意恶言相向，表示其阶级立场坚定。有一次我到铁道处的王振瀛副处长（支部委员）家想去谈谈心，被他破口大骂，说我是到处乱窜，望风摸底，把我逐出他家门。
我每天还得上班，但是已经无事可做，参考消息也不让看了，面对着同事们冷漠的眼光，在办公室已经无话可说，只有拿起拖把扫厕所。
我们局总计30多人，揪出了3个半右派（那半个检讨得快，从宽划为中右，下放河南洛阳拖拉机厂），算是“丰收”了。经过暴风雨般的斗争和上联下挂的分析批判，我的一切解释都是徒劳，只有低头认罪。
我在交通局原来人缘不错，有些人发言批判不够积极，领导上一再加压力，要大家丢掉温情主义，和我划清界限。原来张心亭副局长还表示，你赶快检讨，还有机会挽回，我们等待着你。我信以为真，拼命翻肠挖肚，上纲上线，但事实是他们早已定案了，我铁定属于异类，有机会挽回之说不过是策略而已。
交通局的权威人士是韩博，他是铁道处长，运动能手，上半年他在局里迎接三八节的黑板报上用粉笔把“三”字中间加了一道竖杠，变成了王八节，引起公愤，检讨了一阵子。到了下半年，形势一变，他又披挂上阵，当了整风反右办公室的主任，杀气腾腾，一脸的严肃和正经。
1958年3月结论下来，我带上帽子，身份是三类右派，开除党籍，留用察看，降职降薪（由17级降到21级），并发配到黑龙江省北大荒进行改造。1958年3月下旬启程，离妻别子（那时我的儿子才出生两个月）奔赴北大荒。
由此直到1961年3月调离东北前去新疆，前后在北大荒改造了3年多。这期间，亲身经历了种种屈辱、饥饿和寒冷的故事，留下了沉痛和永生难忘的记忆，时过几十年，至今仍历历在目。现在要问我，这3年中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当然是——挨整！挨饿！挨冻！回忆辛酸往事是痛苦的，下面容我慢慢道来。
初到北大荒意气风发
到北大荒的路途并不顺利：火车到了密山后转汽车，时值3月下旬，正是化雪的日子，晚上冻结、白天化开，漫山遍野都是水，公路也一片泥泞，汽车多次受阻，有时寸步难行。好不容易到了八五零农场，又往下分配到下属云山畜牧场的第三生产队。这个队基本全部是右派，共计400-500人以上，来自中央各个部委和部队，以青年居多，还有许多文化界人士，其中不乏名人和高干（有外交部的礼宾司长王卓如、最高法院的庭长王瀚，有民革的吴绍澍，此人原是旧上海市副市长，等等）。
有一些不是右派的也来了，无非是因为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或者在鸣放中得罪了上级，落难来此。我们计委经委下来的有40多人，交通局有我和朱传铭两人（交通局还有一个周继贤，因为他的右派“级别”比我们“高”一些，属二类，送到853农场劳教去了），文教局有林清汶，基建综合局有徐学仁，劳动工资局有王水清，冶金局有张××，国家储备局有胡××，政策研究室有施宗仁，办公厅人事处有马金亮，还有陈家惔，忘记是哪个局的。
有一天的傍晚，王震部长把几百个右派集中到一个山坡上讲话，一开口就说同志们辛苦了，听来倍觉亲切，他勉励大家好好改造，将来可以继续为人民服务。这使大半年来挨批挨斗情绪苦闷的右派们受到鼓舞，热情高涨，前一段挨够了大棒，现在又抛来橄榄枝，真是受宠若惊。很多人表态要好好劳动上几年，以赎前愆，下半辈子再接着干，看来前景还是可以的。
一报到，人员就编成大组小组，大组长（又称排长）大都是老职工（劳改新生留场人员），他们的体力好，劳动经验丰富，指导我们做各项农活，有一个排长性肖，还有一个性褚，都是河南人，跟我们相处了很长时间。我们的第一课就是在云山水库工地挖土方。初扛镐锹时，书生们都满腔热情同时又笨手笨脚，整天泡在水里挖泥泞湿土，湿土粘在铁锹上，怎么也甩不掉，累得要死又不出活。这可是个重活，弄得大家筋疲力尽，肩背难耐酸痛，但都奋勇争先，和同伴们比干劲，也虚心向老职工学技术，两个星期下来，每个人在劳动技能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还有一部分人是抬土的，湿土压在肩膀上，皮肉立马红肿，鼓起血块，疼痛难忍，但是大家咬牙坚持，体力好的人还争着抬起双筐，摆擂挑战。大部分人都穿着长筒胶鞋，时间长了，脚丫子都泡坏了，而且胶鞋陷在烂泥里面，拔不出来，有的人干脆脱掉胶鞋，赤脚干活。
另一方面，饭量猛增，大部分人每顿能吞下三个半斤重的大馒头，有滋有味，有的人胃口更大，能吃到四、五个馒头。粮食是不定量的，再加菜蔬方面也还可以，所以每天都吃得饱饱的。伙食费实行“共产主义包干”，每月7元，相当低廉。
知识分子原来在饮食方面都是细里细气、比较挑剔的，现在居然能狼吞虎咽地吃那么多，今昔对比，想来不无得意，闲聊时总愿意对自己的好胃口津津乐道。
由于整天劳累，一到晚上头挨着枕头边就呼呼大睡，进入梦乡，不少知识者过去长期患失眠症，晚间缠绵床侧，靠安眠药维持，现在居然无药自愈，真好！每次做思想汇报时都有人为此激动不已，那是劳动改造带来的思想和身体双丰收！
队里指导员刘文，态度平和，能做思想工作。每过一些日子全队要举行一次文艺晚会，文化部下来的人员中人才济济，一些知名演员们登台亮相，有李景波、张莹、郭允泰、管仲祥等等，有的表演传统节目，有的现编现演，活人活事。我们单位的朱传铭嗓子颇好，他唱的苏联民歌味道清纯，每次都要被拉出来表演一番。
作家沈默君当时已小有名气，他是“渡江侦察记”的作者，每天钻在被窝里给他新婚夫人写情书，而在河南的太太每天必来鸿雁传情，有时一天达2-3封之多，传为佳话。还有个音乐家陈地，是延安下来的，善于结合实践，为工地上的劳动号子谱曲。
总之，这一段的情况还是比较正常的。其实农场的条件非常艰苦，清早起床后，没有热水，大家到河坝里敲开冰块洗脸，傍晚泡在冰水里洗脚，劳动从早到黑，累得筋骨酸痛，不过大家都能忍耐，既然“戴罪在身”，一切都要严格要求自己，倒也相安无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