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分队长蔡楷云
1965年秋，我从一座劳改煤矿调进了这个大型劳改农场，首先被送到集训队，集训队是专门集训各中队捆来的反改造份子的严管中队，也兼有入监队的功能。让这些新来的犯人熟悉一下本农场的生存环境，习惯一下劳改队的奇风异俗。监管狱吏们也可以通过集训，观察一下这批新犯的基本情况，特别是有无逃跑意图之类的可疑动向。
集训队和一般中队的最大不同，主要是出工时有荷枪实弹的武警看守兵在周边站岗监督，即便是到附近大小便，也必须向看守兵报告，得到批准后方可前往。另外出工收工都必须列队报数，详细清点人数，这些规矩在一般生产中队都不存在。
我在集训队第一天参加的劳动是收割小麦，出工时给每个犯人发了一把锯齿型的镰刀，带队的是我所在分队的分队长，名叫蔡楷云，是从部队转业到农场来的，他穿在身上的那套褪色军装足以证明这一判断。我从来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收割小麦是个十足的外行。他看见我笨脚笨手的样子，便走过来叫我把镰刀交给他，他拿着镰刀俯身下去，亲自割给我看，并给我讲解割麦子的要领。他的确割得很快，显然参军前他已经是个农业劳动的行家里手。几分钟后，他把镰刀交还给我，叫我按他教给的方式继续割下去，我就开始独立操作。
一个多小时以后，突然从麦丛中飞出一个什么不知名的虫子，在我的左胳膊上猛螫了一口。这意外地刺激使我忘掉了我手上握有初次打交道的镰刀，迅速地用右手去打死了这个虫子，没留神镰刀砍在我的胳膊上，血流如注。我立即走向蔡队长，向他展示了伤口并陈述了来龙去脉，他却让我领教了一次红色幽默，反问了我一句：“你为什么不向颈项上砍？”并令我坐在地边反省。别看这仅仅是一句用十个汉字和一个问号构成的简单疑问句，它具体地让我品尝了一种崭新滋味，即一旦在美丽的人道主义四个字的前面，冠上了革命的三个字以后的其味无穷。
这件偶然发生的事使我对这位蔡队长产生了很坏的印象，认为他不该用如此恶毒的反问来回答我的意外工伤。而身边的犯人特别是已经在集训队关押了一两年的“老犯”，则对他多有好感，他们说蔡队长从不打骂犯人，也不捆绑犯人。慢慢地我也发现，当其他分队的犯人被捆得鬼哭神号呼妈喊娘的时候，我们这个分队的犯人则安于现状若无其事。别以为这是小事一桩，在号称监狱里的监狱的集训队，这个视脚镣手铐捆绑吊打为家常便饭的地方，这份可怜的轻松，已经是犯人们梦寐以求的了。
当年这个农场供给犯人的被服装备的情况大体是这样的，一年一套单衣和一条内裤，三年一套棉衣，棉被则视破损情况发给。应该强调的是不论衣服被褥，其棉布质地极差，似农村作坊的劣质产品。且从不发给床单垫絮之类的“奢侈品”。每月发零花钱二元五角（这是最高数字，以后曾降为二元、一元五角和八角，四人帮倒台后又恢复为二元五角）。另外每年发军用布胶鞋一双，犯人只是在大雪纷飞的冬季才舍得穿这双“奢侈品”。
平常犯人都穿草鞋，这种用稻草编成的鞋现在已很难见到，我仅仅在成都市万年场那座纪念抗日阵亡将士的铜像上看见了一双，不过那是一双铜质的。据说当年的四川兵就称为草鞋兵，他们在轻巧的草鞋帮助下，一个个健步如飞，英勇无比地追打着穿着笨重皮靴的日本兵。发给犯人的草鞋当然不会是铜质的，所以穿不了几天就分崩离析。所幸此物造价低廉，不像胶鞋那样金贵，坏了可以再领，领不到时打打赤脚对逆来顺受的劳改犯也毫无问题，因为在“劳改大辞典”里（假如有这本书的话），你绝对找不到衣冠不整这类用于上流社会的词汇（不必为“上流社会”这个在巴尔扎克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词汇而尴尬，中国作家很少用这个词，如果我懂法语而且从事翻译，将它译成“领导层”三个字就更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了）。我当时的装备可以说比乞丐都不如，到农场时间很短，没领过任何东西，眼看冬季来临，我仍旧穿着草鞋，被雨夹雪冻得通红的一双赤脚还得挑着粪水在稀泥中挣扎，这副狼狈相肯定为终日带领犯人劳动的蔡队长所目睹。
有一个工休天（当年这个农场规定，犯人每十天休息一天，如果十天中的某日遭遇了暴雨，没法出工，正式的休息天将赔偿给那场暴雨），蔡队长突然来到监舍里，把我叫到寝室门外的窗边问我：“你为什么不穿鞋？”我答：“没有。”他又问：“为什么不买一双？”我实话实说：“没有钱。”他说：“你可以找其他犯人借借嘛。”别看这简单的借字，犯人必须遵守的监规纪律共七章四十二条，其中第四章总题为《生活》，下列的第二十三条规定“……必须正确使用零花钱和技术津贴，不准互相私自借用……”，这等于是蔡队长特批我违犯监规，在劳改队特别是集训队这的确是难得的例外，他还告诉我说，现在百货公司正在卖的一种球鞋七元多一双，他可以帮我去买一双，但是我又能找谁借这么多钱呢？
这里我必须简要地提到一个我十分感激的朋友，他名叫刘浑扬，他以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四川威远县人，此公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举手投足之间那股不卑不亢的凛然正气，在污七八糟的劳改队里倒真像陷在烂泥里的珍珠一样的不可多得。他是我的邻床，我们的关系十分友善，他是黄埔军校16或17期毕业的已记不太清。因为刚才蔡队长找我谈话的窗边，紧靠着我和刘浑扬的床头，正躺在床上的刘浑扬将我和蔡队长的谈话听得一清二楚。我一回到寝室，他就向我招手示意，我走近他时，便悄悄地塞了一沓钱给我，并说：“快去，蔡队长在外头等你。”原来我离开蔡队长返回寝室的途中，他将头伸出窗外，对蔡队长说请他等一等，他可以借钱给我。我将刘浑扬借给我的八元钱交给了蔡队长，当天下午，我就得到一双对犯人来说简直算是奢侈品档次的球鞋，它也是我那破破烂烂的身外之物中最值钱的一件。
后来我分三个月还了刘浑扬五元钱，在我还欠他三元钱的时候，我却调离了集训队，临行时我为难之极，因为对犯人来说这三元钱决不是一个小数字。平时生活简朴的刘浑扬省下这笔钱也极不容易，看见我左右为难一脸尴尬，刘浑扬却走过来安慰我说：“不要为那三元钱的小事着急，我给你钱的时候，就是想买双鞋送给你，后来你执意要还，我怕伤了你的自尊心才接受的。”为此事我曾经发誓终生不再借贷，此誓恪守了三十余年，直到近年来因孩子入学面对高昂的学费才时有违犯，这是后话。
若干年后，在中央公布特赦令，宣布释放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时，刘浑扬得以释放，又过了几年我平反出狱定居成都，找到一个从威远县林业局退休回成都定居的前劳改犯、今改正右派涂明远处打听到刘浑扬释放后被安排在威远县文化馆工作，我即寄挂号信与他联系，希望得到确实地址后前去看望他，得到的是“查无此人，原信退回”的结果。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我突然在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编印的一本《通讯录》上，看见刘浑扬三个字赫然在目，只是他的通讯地址是威远县的一个乡村，我立即再寄挂号信联系，最后还是退回了事。我凭回忆估算，刘浑扬如然健在，他应该早已迈过九十高寿多矣，至今仍然健在的可能性日益减少而令我倍感失落。但是直到今天，刘浑扬的音容笑貌还不时在脑中浮现，而最深刻的印象却只有一句话，那便是我曾私下对他说：“蔡队长这个人还不错”，刘浑扬淡淡一笑留下一句余味无穷的话：“人好，可惜制度不好。”
离开集训队，我便调到了通木溪中队，一年多以后，蔡队长也调来这个中队，但他不带我所在的分队，没过多久，突然听说他患了胃癌，而且是晚期，便住进了农场医院。众所周知，这癌症晚期意味着的是什么，此后我只在公路边见过一次已消瘦异常的他。
突然有消息传来说，蔡队长出院了，原来我们中队有一个冯姓犯人，自称有祖传秘方可治人类一切不治之症，缺乏自然科学知识的蔡队长竟然信以为真，就给中队长打了招呼，让这个年近五十的江湖术士不再参加班上的劳动，安排他每天到山里去采集他需要的灵丹妙药，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似乎成了蔡队长的专职医生，每晚回来，这位江湖术士都会吹嘘他在某个山崖里心中想着一味什么药时，突然发现那味药就在他脚边；或者说他的灵丹妙药在蔡队长身上所奏的奇效，不出十天蔡队长又会出现在我们面前，顺便还得表述蔡队长的妻子为他提供的大块肥肉，令在场犯众垂涎三尺。
没过几天，蔡队长在医院病逝，这对江湖术士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弄不好他将会为大块肥肉付出沉重的代价，他因而垂头丧气忐忑不安，有些人也为他的冒失行为捏着一把汗。后来有消息传来说，蔡队长临终前曾找领导谈话，安排他的后事，顺便向组织表示，要求他死后不要为难那个为他医病的犯人时说了一句：“他没有恶意。”
蔡队长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劳动人民，在外力还未能从根本上将他彻底异化以前，他肯定是淳朴善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