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的事，已经二十几年了。许多的细节想不起来了。但是掏厕所，是记忆中忘不掉的。干校的露天厕所、室内厕所、深坑、浅坑，不深不浅的坑和不像坑的坑，都掏过。
记得钟惦斐掏厕所特别用心，而且创造出配套工具。比如一个空罐头盒，在上面打两个眼儿，穿铁丝，挂在棍上，可掏出深坑里的粪，就是他想出来的。他掏过的厕所空空洞洞，纤尘不染，后来干校快结束了，让大家填一份履历表，其中有一项是特长和今后志愿。钟惦斐除自己的电影理论专业之外，特长填了“掏厕所”。志愿一栏中，写的是：清洁工人。
我们几个审查对象曾结伴掏厕所。干校既然有种地种菜喂猪喂鸡的，也得有掏厕所的。干校吃五谷生百病，拉撒大小解频率也挺高，厕所的活儿可以说是专业儿活。所以我们把厕所弄得一干二净。
人分几等。我是属于会不能参加，也不能跟大家集中学习的那一种，自然是“问题严重人物”。我、张庚、林涵表同在一起。张庚原是戏曲研究院院长，戏曲史专家。林涵表是戏剧学院讲戏曲史的。他们跟一个大右派在一起，也许有些委屈。但我倒挺坦然。何况每人发一个粪筐，出去拾粪，都是粪佬儿。我边拾粪，边在田野上晃荡闲走。这样也好，免得耳根子上全是套话。尤其是大风雪天奉命拾粪，饶有情趣，有诗为证：
天意怜衰朽，乐不与人同；风雪迷漫处，乾坤两粪翁。
有那么几个人，以当“革命战士”为荣，“学习”意识特强。这种学习我认为是“混世学习”。好像大家是一群文盲，要听一个人读了才懂。也有的人心里不愿意学，但嘴里还非说愿意不可。
1972年，在团泊洼过中秋，室内蜘蛛到处结网，茶杯放在案头，转顾之间亦有蜘蛛牵丝。我有一首“纪实”诗：
秋月三圆照减河，客心夜夜唱离歌；至今身在盘丝洞，处处蜘蛛结网罗。
干校也抓“5·16”。有的人昨天还挺神气活现，突然就蔫儿了，也是“5·16”分子了。今天审别人，明天又被别人审。今天最革命，明天又成反革命。都是很荒唐的。
诗人郭小川也到团泊洼呆过，是后期来的，他是特殊人物，单独押来的。我，张庚、林涵表等人，是“坚守干校”的一批人，那时好多人都走了。1974年春节，是我被“审查”期间的第五个春节，纪律已无约束力，干校学员纷纷回家，一去不归。惟我吴、张两人仍不让走。漫天飞雪之中，忽然接到一个电报，两位夫人将同行来团泊洼探亲，真乃“特大喜讯”。于是有“春节即景二首”：
一，留守春来亦乐哉，寻鱼静海跑长街；三年未见柏油路，一望平如玉镜台。
二，留守春节信乐哉，漫天春雪似花开；迎春直下津南道，春与夫人一路来。
我们吴、张、林三家人在干校过的年。那是我七年来第一次和凤霞团聚。她一点没有变。和面烙饼烤鸭子，我美美地吃了一顿家常烤鸭。凤霞看我担猪食、生炉子什么的，说我干活不错，还比以前更结实了。其实干校跟锻炼体力不相干。在干校这样，不在干校也这样。我有劳动的习惯，过去经常扫院子，洗衣服，并不是四体不勤。
我在干校也被批判过，一阵风，刮过又没事儿。
（新凤霞插话）新风霞：大约是1970年，在宝坻时期。祖光得了阑尾炎。当时不许通知家属。两位农民专程来北京找到我家。我还挺害怕的。问起才知是来送祖光生病的消息的。这消息可把我和老婆婆急坏了！老婆婆夜里睡不着，我们一起商量怎么办。我们家是“黑家属”，领导也绝对不允许我们夫妻见面。我只好交给来人40块钱，托他带给祖光，可以买些东西补养身子。
祖光手术后，伤口还没愈合就要被赶出医院。正是春节期间，宝坻县贫农王金山知道吴祖光得重病干校还让他干活，就带着儿子王东跑到县医院看望祖光，还接祖光去他家过年。王金山父子两个套着平板车，还带上棉被，让祖光平躺在车上，垫上厚厚的被子。他们一推一拉，把祖光拉回到他家里。一家把祖光当亲人一样。祖光写了一封详详细细的信，我收到信，和老婆婆为祖光平安高兴，又万分感谢王金山一家！
后来竟有人说祖光欺骗扰乱贫农王金山一家，连开了3天的批斗会。祖光刚刚第2次做完手术，伤口化脓，没有痊愈，站着挨批斗，汗珠子流得满脸都是，连内衣都湿透了。批斗会天天闹到深夜。王金山父子跑来看祖光，也向干校提意见说，犯人也给治病呢，吴祖光只是接受审查，也没有定案啊！但这些不起什么作用，祖光仍然挨斗，带病劳动。他闷了就偷偷写诗，放在枕头下边。《枕下诗》就是祖光在那一段艰难的日子里写的。
吴祖光：《枕下诗》有一首送画家丁聪转入北京黄村干校的，我说：“你换个地方‘继续锻炼’吧！”于是有了《送别丁聪》：
年年锻炼日常新，六十依然是小丁；作别羊房入猪舍，告辞团泊进黄村；
杯中直沽高粱酒；盘里天津胆固醇；此去重开新世界，残冬转眼艳阳春。
丁聪有一个故事，他说他忘不了。那是在干校建房时，他给砌砖的拎白灰。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不知从哪里刮来一阵风，把他头上戴的小草帽直直地吹走，在天上晃晃悠悠地飘着，飘了很高，然后坠落下来，掉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他心中暗想：是否我要摘右派帽子了？丁聪把该忘的都忘掉了，只有这一顶帽子的事情没忘。还有一首诗，是写原美协秘书长华君武和音协主席吕骥的。后期，华君武在干校每晚用手电捉麻雀，以麻雀肉待客。吕骥在干校的任务是放羊。羊只有一只，主席用绳牵着，右手持干树枝一根，每日牧羊独流减河大堤之上，悠然自得。后来把羊宰了，主席就失业了。你看这首1974年写的《静海干校新景》：
专心捉鸟华秘长，顺手牵羊吕主席；大好春秋团泊洼，百无聊赖打油诗。
但是在以前，还都不敢如此放肆。别说捉麻雀，就是劳动出工慢一点，也是要挨训的。我在干校接触过许多人。《枕下诗》里，也有写人的。比如我1972年3月16日农场东门修白薯炕，听人说《花为煤》的电影导演方荧在广州安排工作了，就很有一些感触。回想1967年方荧在长春被斗，仓皇入京，曾来我家，而我已不在，况值风声鹤唳之际，未得小憩而去。听到他安排工作的好消息，我心中很是快慰。有一首《怀方荧》：
浮沉五载未分明，落月屋梁梦不成；逐客黄昏哀日没，投荒雾夜盼天晴；
及时甘雨催花信，得意春风报友声；若有青云双羽翼，振翮飞落五羊城。
这同样也是我自己“投荒雾夜盼天晴”的心情感怀。那时孤独寂寞，写诗是打发日子的最有意思的事。凤霞寄给我的棉衣，我的失眠，我替张庚生的“闷气”，儿子欢欢书来索诗，对女儿小霜的思念，都在我的诗里。但我自己认为最有“总结性”的一首，是《“二流堂”》。那是1972年12月7日—13日，两个穿解放军装的所谓“中央专案组”人员到干校来逼我写“二流堂”材料，纠缠我整整七天。有诗为证：
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作寻常；
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寄意儿孙戒玩笑，一生误我二流堂。
“文革”干校都是荒唐的事，毁国毁人。毁了资源还能再生，而一些最优秀的人被迫害致死，这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我觉得，照一般的发展规律，一步步往前走，慢慢儿的把过去的创伤弥补治愈。1994年，我参加全国政协的视察湖南之行，在刘少奇的家乡看到一部刘少奇临终的电视纪录。他蓬头垢面，非复人形。片中说明，这位国家主席被折磨得惨不能睹，没吃没喝，长期不能洗脸漱口，头发里长满了跳蚤虱子……我平生没有见过刘少奇一面，但是我禁不住痛哭起来……过去的事，不要怕人提。国家慢慢好起来，提的人就少了，或者最后就没有了。但不让人提或怕人提，是不明智的。何况都是一段历史！否则，不汲取历史的教训，又会出现一些无恶不作、不耻于人类的人。
选自《无罪流放》，贺黎、杨健采写，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