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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下乡的始作俑者李大钊

1968年年底,《人民日报》引述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当时还在闹革命的全体红卫兵小将,即1966-68年的初高中学生(俗称“老三届”),在锣鼓喧天中被遣送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去。

据统计,在随后的十年中,共有2000万左右的城市知识青年投入到上山下乡的队伍,从而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迁移运动,并演绎出一幕幕旷古未闻的人间悲剧。

从1968年到现在,已经是整整半个世纪了。当年风华正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如今已经是白发苍苍、垂垂老矣。他们中除了少数人在后来的高考中跃入龙门之外,大多数人面临着下岗的处境和病痛的折磨。

对于这一代人的经历和苦难,尽管已经有不少著述问世,但是作为早在1964年就已经下乡插队的我来说,总觉得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疏理和反思。前不久,我曾经写过几篇回忆文章,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鼓励。如今还想把这个工作继续下去,也不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否如愿。

要想考察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来历和性质,我认为还应该从头说起。

法国汉学家潘鸣啸在其研究中国上山下乡运动的专著《失落的一代》中指出: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对我写这篇文章是个重要的参考和提示。

1919年,李大钊在题为《青年与农村》的文章中说:“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

李大钊所说的“俄罗斯青年到农村去……”,应该是19世纪下半叶的事。有关研究认为,李大钊“到农村去”的思想,首先来自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运动。

在我们的教科书里,民粹主义(Populism)是19世纪在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它的基本理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二是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三是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的公决和人民的创制等价值理念,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

有研究者认为:俄国民粹主义是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它因为崇尚“人民的力量”,所以对农民不仅有感情上的依恋,而且还认为农民身上具有社会革命的本能和生机勃勃的力量。所以,民粹主义者既有自命为“民之精粹”的英雄主义一面,又有“以民为粹”或“粹藏于民”的平民主义一面。这就使他们认为俄国可以通过保存农村公社、发展农民固有的精神,来达到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目的。中国二十年代的乡村运动,也与这种思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李大钊应该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才接触到俄国民粹派有关思想的。当时他可能是从日本获得了早期民粹派运动的有关资料,从中发现了俄国青年知识分子试图与农民相结合的献身精神,认为这对于改造中国具有借鉴意义。所以他希望中国青年也能像俄国青年一样,到农村去,到中国最需要你们的地方去。

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说:如果说李大钊的社会改造理论没有直接取自俄国民粹派的东西,那它们之间至少也存在着理性上和理论上的共鸣。

莫里斯·迈斯纳还认为,这种“共鸣”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农村的田园质朴的生活,从而与现代都市的罪恶形成鲜明的对照;二是在农民身上可以找到传统的俄罗斯文化和高贵的俄罗斯精神。

人们注意到,李大钊的这种共鸣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有集中的表达。他说:“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上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

李大钊进行这样的对比,是想让青年人做出他所倡导的选择:“青年啊!走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

这种对农民的称颂和对农村的憧憬,在李大钊的思想中独具特色;即使在他参与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以后,这种同情农民和向往乡村生活的思想感情,仍然洋溢在他的许多文章中。

李大钊还认为,因为中国农民没有办法真正拥有土地和自由,也没有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所以青年知识分子在农民的启蒙方面负有义不容辞的使命。也就是说,李大钊是把改造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城市青年知识分子身上,希望他们能为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的解放,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在与农民相结合的过程中,激发农民身上潜在的政治觉悟。

需要注意的是,李大钊的这一思想,被农民出身的毛泽东继承下来并加以改造,从而成为毛泽东对待知识青年乃至整个知识界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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