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窗口跳下去的他
我所在的通木溪中队还附属有一个分队，被称为“上通木溪”或者叫“二分队”，大约在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反正是背诵《毛主席语录》最最狂热的年代，我被调到了上通木溪分队，这里是桂花大队的边缘地带，可以这样描述：雷马屏农场的场部设在雷波县西宁乡，那里有专门通向各个中队的简易公路，出场部大门往右拐，经过子弟中学就开始爬山，约二华里，便到了农场医院，再继续爬山，约三华里，就到桂花溪中队，再继续爬山，约二华里，便到了桂花大队的大队部，再继续爬山，约二华里，便到了集训队，再继续爬一段平缓的山，就到了通木溪中队，再继续爬陡峭的山，才到达我所在的上通木溪分队，如果再继续爬上去，就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当地的彝族老乡称它为老林，那里面古木参天、阴暗潮湿据说是进去了搞不清东南西北因此走不出来。
也曾经有当地的彝族猎人，在一座山崖下发现一具穿着劳改服的尸体，他带领干部背着照相机前去“验明正身”，看到的却是一具完整的穿着劳改服的骷髅骨架，那个年代没有DNA技术，这个不幸的逃跑犯最终只能当个无名无姓的反面教员。我也曾经于1979年（我已调到山西寨中队）尾随背着照相机的总场干部，在彝族猎户带领下进入原始森林，去掩埋一个从悬崖上纵身跳下自杀而死的犯人，他脸上的肌肉早已被山鸟啄食得精光，连通常形容反革命份子的“狰狞面目”四个字都显得不够份量，那一趟公差，已成为我一生中比较突出的恐怖经历之一。
不久，在一位来自四川师范大学据说是“托派”的同犯鼓动下，年轻力壮的我终于学会了犁田耙田等重体力劳动，他说这种单个人的劳动，虽然累一些但比较安全。因为这个农场的刑事犯（偷摸扒骗奸）和反革命犯编在一起，刑事犯一般出身于贫民阶层较多，反革命则可以用上当年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公理，臭老九所占比例较大。狱吏们擅于运用对敌斗争中的分化瓦解政策，反革命犯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一般刑事犯罪甚至可以说是人民内部问题，他们只要能积极检举揭发靠拢政府，立功减刑比“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反革命犯所占优势多得多。刑事犯中有些人品质极为恶劣，故意在反革命耳边说点落后话，反革命只要回应，他那份“小报告”的腹稿便宣布完成，个别的甚至无中生有、或者嫁祸于人，只要他们检举反革命份子说了什么反动言论则每告必中，而犁田耙田这类单个人的劳动，远离了那些可能滋生是非的小人，少惹麻烦。
雷马屏农场一般中队的建制都分为水稻班、旱地班、蔬菜班、茶林班和杂工班，上通木溪是比中队低一个档次的分队，没有茶林，少一个班。因为水稻作业重体力劳动较多，会犁田耙田且体力很好的我，无疑是水稻班的一员。这个班的成员来自农村的种田行家也比较多，文盲和半文盲比比皆是，特别是一个姓戴的，大家都喊他戴土匪，乃至于我今天无论如何都想不起他的名字。所谓土匪也只是在国民党军队逃离四川前夕，参加了当时在各地成立的“反共救国军”，生活在五零年初的四川农村青年，可以说百分之七、八十都被胁迫加入过。那时我刚从军政大学毕业，分配到大足县警卫营二连当文化教员，教战士们学习“天皇皇，地皇皇，不识字，是文盲……”的扫盲三字经，连队的主要任务是剿匪，我们开展政治攻势，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政策，号召所有参加了“反共救国军”的人自首，就我所驻的高升乡一个乡，自首者也不下两百人。为了改造这些自新土匪，连队专门成立了“自新人员训练大队”，指导员对我这个十七岁的青年团员的印象不错，宣布我为大队长。我写这些是为了说明当年四川农村土匪很多，戴土匪只是九牛一毛而已，决无宣扬自己少年得志之意，试想想，一个小小的连队指导员，他连任命排长的资格都没有，怎能任命一个正儿八经的大队长，所以我的简历里也不曾记载这段经历。
戴土匪是货真价实的农民出身，犁耙铲搭、栽秧挞谷无一不精通，在农事技艺上我对他简直是五体投地。据说他因诬蔑农业社某位领导干部，再结合他当土匪的历史污点判刑五年，他是一个一字不识的文盲反革命。记得反右斗争刚结束时，一位右派知己悄悄对我感叹：“我要是一字不识就好了！”这位知己如果能得知戴土匪因为不识字而遇到的麻烦，也许会郑重地收回他的感叹。
“文化大革命”中犯人们被告知，《毛主席语录》是战胜反动思想的锐利武器，每个犯人都必须认真学习，用以批判自己的犯罪本质。这一要求对我们这些从小就能背诵些唐诗宋词的臭老九来说，压力并不很大，而对戴土匪类似的一字不识者，可真有点不堪重负。他对我说：“张三娃，（我在雷马屏农场的绰号，劳改犯之间普遍以绰号相称，似乎这样更哥们儿）。你晓得我是一条蟒，日他妈一条‘文蟒’（与文盲谐音），教我几条嘛。”我也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毛主席语录》中的前三条、也是经常背诵的三条教他学会，因为其中一些已编成语录歌曲，终日唱诵，学起来便不怎么困难。
那年头的学习讨论会上，狱吏们动辄指令犯人背诵一段语录，如果背错一字一句，便会以“纂改”“歪曲”等罪名而得咎，挨斗挨打是家常便饭，交待动机目的更让人毛骨悚然。那一晚的学习会上，狱吏突然叫戴土匪背诵“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这一段，因为它与犯人的改造有较大的针对性，且也是我们在列队开饭前常唱的语录歌曲之一，我估计戴土匪一定能顺利过关。戴土匪果然不负众望，脸上还暗藏着充满自信的微笑，铿锵自如一路顺风地背诵下去，直到最后两个字，我的天，仅仅是最后“泛滥”两个字，原本是“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他却背成了“决不能让他们自由翻案”。翻案这个词汇在劳改队可以说是最常用的词汇之一，而泛滥这个词汇，我敢断言，年近五十的戴土匪根本不知道他的母语里还有这样一组词汇。
会场立即沸腾起来，一个个都变成捍卫毛主席的勇士，积极份子摩拳擦掌、声嘶力竭，此时我发现戴土匪的脸颊上流淌着悔恨的泪水，因为还差五个月他就要满刑了，他是多么渴望和他的妻儿们团聚，多么希望能终老在他耕耘了一生的田野上啊。
第二天的戴土匪脸色沉重，一言不发，因为昨晚散会前宣布他“深刻反省，监督劳动”，其实我们哪一个人哪一天不是在深刻反省、监督劳动之中，只不过单纯的戴土匪对此特别认真而已。这一天的劳动任务是给水稻田施肥，我们全班人从牛棚里挑出和着牛尿牛屎的烂草倒在田坎边上，戴土匪独自一人将这些肥料抛洒在水田的四面八方，这活路又脏又臭又累，除了倒霉鬼谁也不愿干，戴土匪毫无怨言尽心尽力，只想弥补他乱背语录的过失。干到中午回到队上，开饭前照例列队，各班检查人数，然后合唱革命歌曲。那天唱的好象不是语录歌，歌名我也忘了，但记得歌中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样两句，唱完了就开饭，下午照常出工，似乎一切平静。
像戴土匪这种头晚上问题没交代清楚，今晚还得继续交代的人，学习哨子一响，他就惊惊恐恐地端着小板凳去到学习室，众犯在各种型号的自制小板凳上坐定，唱了语录歌背诵了语录，主持讨论的狱吏突然宣布让戴土匪独唱一遍中午开饭前唱的那首革命歌曲，他的音乐水平只能打负分数，走腔走调简直象农村妇女哭丧的调门，众犯人鉴于会场的严肃性不敢哄堂大笑，一个个咬紧牙关脸都憋得通红。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把歌中“失道寡助”一句唱成了“实在刮毒”（刮毒是四川方言，意为歹毒、狠毒），这一下可炸了锅，反省期中竟敢篡改革命歌曲，首先发现并向狱吏报告了此事的积极份子做出一副誓不两立的样子，一边辱骂一边冲上前去狠狠地抽了他两耳光，有人高呼：“捆起，捆起！”
捆，在劳改队俗称“挨绳子”，也许是我们的国粹之一，反正近年来引进了不少外国电影，我也看过若干外国小说，电影里小说中也都曾出现过种种皮开肉绽的酷刑场面，但从来没有见过“捆”。坦率地说，我对这种酷刑深恶痛绝，也许因为我生性顽劣，我挨过的绳子的确不少，虽然很多，但肯定破不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前文曾写过手铐的各种型号和铐法，这挨绳子仍然可以像动物分类那样列出什么科什么目的表格：棕绳和麻绳捆起的感受并不一样，粗绳子和细绳子捆起的味道更不相同，如果用细绳子捆紧后再浇水将绳子淋湿感受更是具体，（其实何需浇水，受刑者流出的汗早已将绳子浸湿，本人深有体会），捆的时间长短则与疼痛程度成正比，（但有临界点，如受刑者已昏死倒地，则疼痛度将降为零，施刑者此时用氨水置受刑者鼻下以使苏醒，顿时其疼痛度又可以上升为一百，本人终生难忘之体会），而穿着厚衣服或者薄衣服乃至于打赤膊受刑者感受的麻辣烫又别具风味。在挽绳子的方法上如在胳膊上绕三圈还是两圈，从颈项背后往上提到什么高度使受刑者感到最疼、次疼和微疼又另有学问，本人对法律可谓一窍不通，只是在法律对我反复而长期地实践中得到一些感受。我见过一个姓何的成都暴牙齿在监舍门边的一棵树上被捆了一个通宵，嚎叫了一个通宵；我还见过一个姓蒋的逃跑犯被捆得上身起水泡甚至衬衣脱不下来。总之，这种强力阻止血液循环而给人的椎心刺骨，别说我辈凡夫俗子，就是李逵鲁智深也会疼得在地上打滚，张飞岳飞也得撞墙跳岩。现代人也可能目睹过公判大会、最少在电视上看到过被五花大绑的囚犯，那种捆法按劳改队的说法叫“号起”，与这里所说的“挨绳子”形式上到也近似，内容则截然不同，最重要的不同是“号起”的疼痛度几乎等于零，试想一下，如果公判大会的扩音器里，传出的竟是被捆犯人哭哭啼啼呼妈喊娘的声音那成何体统？
总而言之，戴土匪被捆起了，根据我的经验判断，他的疼痛度最多只是中等，但他似乎已难以忍受，因而我又进一步判断，这可能是他的“处女绳”（可能只在公判大会土被轻轻“号起”过），在积极份子的追问下，（不，是在肉刑的追问下）他甚至承认他这样唱是为了攻击政府，然后又叫他交代“得道多助，实在刮毒”是什么意思，戴土匪痛哭流涕地越交代越麻烦，下学习的时间已超过半小时，明天还得出工，狱吏总结说他态度极不老实，明晚继续交代。
回到寝室，纷纷上床，劳改队的床都是大通铺，（这种睡法不知是否和“连坐法”沾亲带故），集训队的床是单层的，生产中队的床都是双层的，我睡在上铺，戴土匪睡下铺，直线距离还不足三米，半夜里睡梦中忽听得有什么人大叫两声，接着又听得有什么重物跌落在窗外，然后是戴土匪在外面又哭又叫又吼又笑地闹过不停，惊醒的人披上衣服前往围观，班组长匆忙去叫来了狱吏。
原来戴土匪的床紧靠窗户，不知为什么他竟会在睡梦中从窗户里跳将出去，而窗户外面的屋檐下恰好是一条石砌的排水沟，落地时失去平衡，他的小腿骨折断，断了的骨头甚至刺破了皮肉露在外面，十分可怕，而此时的戴土匪竟用他那难听无比的歌喉高唱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狱吏用电筒查看了现场，看了戴土匪的伤口，听了他的歌曲，冷冷地说：“他在装疯。”接着又补充一句：“这种反改造，见得多。”然后用电筒照着我和另一同犯的脸：“你们两个把他送到医院去。”
如果人腿不算交通工具的话，我们队上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一部架架车，它是用来拉牛草和到场部领被服和农具用的，我们从杂工班拉来后，又将戴土匪和他简陋的衣被弄到车上便踏上了那条简易公路。反正一路下坡并不费力，在路上我问戴土匪为啥要从窗子内跳出去，他不理不睬，完全改变了平常对我这个他所谓的“字墨深”者的和善态度，反而他一路上忽而狂笑，忽而大哭，忽而背诵《毛主席语录》，忽而高唱革命歌曲，我注意到他背的语录仍然是“决不能让他们自由翻案”，而唱的革命歌曲依旧是“得道多助，实在刮毒”其调门更让人惨不忍“听”，我心想，他是不是真的疯了？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中队，不禁暗自想道，看来戴土匪的命运是凶多吉少了。
不到一个月，有消息传来说，戴土匪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