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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疯犯的生生死死(2)

倒在血泊中的他

我于1965年调到了雷马屏农场,象我这种有逃跑前科的重刑犯,调来农场后,并不直接分配到生产中队。那里住地分散,且没有武警守卫,监管狱吏都是“文职”人员(虽然绝大部份是转业军人),为使这些不稳定因素稳定起来,先让这些新来的犯人在集训队严管集训一番,也就是在荷枪实弹的士兵监督下进行劳动作业,同时辅以犯人们异口同声赞美着的“苦口婆心”的前途教育,当然也包括抗拒改造死路一条的教育。如果在集训期中表现良好,三、五个月就可以分配到中队劳动改造,同理,凡在中队里表现不好,也可以经过犯众批斗后捆往集训队进行严管改造。

集训队里也有独居小监,小监内又分为戴刑具和不戴刑具,戴刑具又分戴什么刑具,戴手铐显然比戴脚镣高一个档次,而戴手铐又要分戴前铐还是戴背铐,或者苏秦背剑铐,乃至于单手单脚铐。其中还得分戴洋铐子(两手之间有几个小铁环那种)或土铐子(以小铁棍穿插两铐之间、甚紧),洋铐子又比土铐子“舒服”一点点(这说法并非崇洋媚外,切身体会而已),戴脚镣也得分10斤镣20斤镣乃至30斤镣……这使我想起中学时代教动物的老师在黑板上画的那种图表,在脊椎动物下面又分什么灵长类哺乳类鸟类鱼类,而上列各类动物下面又分为各个子目,子目下面更有子目,所以有关各种刑具和受刑方式、及其舒适度和痛苦度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受重刑者希望早日变为轻刑,关小监者希望早日回到大监,集训者希望早日解除集训,这才是受刑者的共同点。正如《基督山伯爵》最后所言:“希望和等待,它集中了人类全部智慧。”人类中当然也包括受刑者。

我信手写下以上这段有关小监、刑具方面的文字,决不是为了向读者展示我的“劳改造诣”有多么深邃,而只是为了普及一些劳改常识。在我写的《格拉古》劳改系列文稿中,涉及小监、刑具和受刑之类的章节随处可见,这种呼妈喊娘痛不欲生状实则是司空见惯的劳改常态,具备了这类劳改常识,就不会对《格拉古》书稿产生晦涩难懂的感觉,故提前声明在先。

我所在的单位全称叫作国营雷马屏农场桂花大队集训队,在这里我的劳改表现也很一般,既无立功行为,也未重新犯罪。象我这种由劳教升级为劳改的累犯,且为十八年徒刑的重刑犯,集训一两年也不足为奇。不到半年就把我放到了生产中队的确事出有因。我早年当兵时曾在凉山指挥部司令部电台上工作,司令部就设在雷马屏三个字中的第一个字所代表的雷波县城内,司令员鲁瑞林很喜欢到电台来听无线电广播,当年只有电台上才有那个洋玩意。我们也想趁机骗他的中华牌香烟抽,当年也只有他才有那高级玩意。这样因来常往乐此不疲。他有几个“贴身”的警卫员,都在一个单位进进出出,这些警卫战士站在门口,还得给我这个“兵头将尾”举手敬礼如仪。

警卫员中有一位转业来到这个农场,而且当了集训队相邻的通木溪中队的指导员,当兵时踌躇满志的我对他毫无印象。估计集训队犯人列队出工,在公路上行走时他认出了我,没几天我就和几名犯人一起调到了他所管辖的这个中队。当晚他召来这几名新犯到办公室“训话”,这时在办公桌上那盏台灯的帮助下给了我一个特写镜头,终于想起他就是当年的警卫员之一。

训话教育一番后,令各犯回去休息,惟独叫张先痴留下,问道:“怎么搞的?”他的意思是怎么会走上如此严重的犯罪道路?别看这个问题只有简单的四个字,如果严格按犯人深挖犯罪根源的要求,真可以从我八岁时谈起,不,甚至于从我祖父那一代人谈起,干脆一句话,这是一个永远谈不清楚的问题,我只好以“低头”认罪的身体语言表态。停了一会,他感叹似地说道:“想一下,一个党的机要工作者……”,他也许突然想到和堕落到如此地步的我谈这些已无必要,便中途打住,只叮咛说在下面别乱说话,千万别再逃跑了。

这位农民出身的指导员名叫滕德恩,我在他治下服刑了将近十年,应该说他对我还不错的。典型的事例是他成全我一直搞植物保护,并专门使用全大队共有的一台机动喷雾器,虽然我对内燃机一无所知。要知道农药很多是剧毒的,汽油也是可以纵火的危险品(全队犯人的打火机用油均出自本犯之手),让我这样一个反革命重刑犯掌握使用这些玩意,没有一把手在背后支撑是很难办到的。有一年的大年三十晚,我在开田改土的工地上处理瞎炮,昏暗的田野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他竟然从衣兜里掏出一包香烟递给我并悄声说:“下去不要乱说”。从彼此身份的角度看,此举可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就是我和他唯一的一次私人交往。我曾经这样说过,作为政治组织,共产党肯定是最邪恶的类型,但落实到他的每一个成员,却并非铁板一块。

我在集训队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有一个人却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睡在我对面的铺上,人们都叫他杜疯子,事实上他也是个真正的疯子,年龄估计四十多岁,浓眉大眼但不象那种面带凶相的人。众所周知,小说《红岩》里,有一个在国民党监狱里因装疯而取得成功的地下党员华子良,这个人物从另一个方面警惕着劳改队的监管狱吏,他们决不会给企图装疯的犯人以可乘之机。据我本人所积劳教劳改二十余年之经验,有两例装跛子(如宜宾的王之毅和成都的涂明远)、一例装瞎子(成都的周英伟)以逃避重体力劳动曾取得成功,却无一例装疯子能成功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象我们国家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政治犯的国家一样,劳改队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精神病患者的地方,这里只有装疯卖傻、抗拒改造的反改造份子。我脚对面躺着的杜疯子就是其中之一,他也因为这项“现行破坏活动”经原生产中队批斗后捆来集训队严管改造。

他终日叽叽咕咕地自言自语,奇怪的是他对犯人从来不说好歹。有一次我们分队长来到寝室,刚从他床边走过,我听见他叽叽咕咕地说:“你莫做起那副要不完的样子,你老汉(四川方言称父亲为老汉)就是场口上卖豆花的周老四,你以为别个不晓得。”这分队长只假装没听见算了。如果有狱吏在大会上训话(在劳改队,狱吏对犯人的讲话一律称为训话,以进一步突出其话的权威性),他就偏要在下面叽叽咕咕地揭这个狱吏的“老底”。或者说他老汉是杀猪匠,或者说他母亲是寡母子(四川方言称寡妇),反正在他心目中这些训话者无一不在历史上存在“污点”的下等人。其实这些狱吏没有一个是他那个县的人,更别说乡或镇。那位分队长就不姓周而姓蔡。不幸的是杜疯子这罄竹难书的“诽谤”,全都针对代表着专政权威的狱吏们,更不幸的是他身边总有几个一心想检举他人立功减刑的犯人,不断为他那些七零八碎的言论进行加工改造以增加其政治重量,而他完全没有自我辩护的能力甚至自我辩护的意图,他命运的岌岌可危便是意料中事了。

集训队出工因有狱吏带班,士兵把守,上、下午工间休息各十五分钟,比较准时。有一次一个曾经与杜疯子同队的犯人在休息时间摆龙门阵,说到三年前杜疯子的老婆带着他十岁的儿子翻山越岭来看他,因为他判刑后从来不给家里写信,不知他是死是活。老婆终于打听到他所在的农场,便背上家乡的腊肉盐蛋和给他做的布鞋来到中队部,监管狱吏们先向家属介绍情况,希望通过亲人的教育使杜疯子迷途知返,不再装疯卖傻,继续与人民为敌。而杜疯子连自己的老婆儿子都不理不睬,似乎根本不认识。狱吏们认为他顽固不化,十分气愤,叫他老婆把布鞋留下,把犯人最稀缺的吃食全都背回去,他老婆眼看丈夫骨瘦如柴又人事不醒,不禁悲从心来一路往回走一路嚎啕大哭,在路边劳动的犯人听到无不动容。我当兵时参加过土地改革,当右派以前还干过三年农村工作,深知这类农村妇女的善良淳朴,我为她的不幸感到十分难过。

我在这个农场劳改了十五年,这漫长的岁月里记忆中,目睹远方亲人的探访总共不会超过十人次,这十人次中基本上都是来自农村。因为城市里大部份人都有单位,单位里的人都有个人档案,档案中都有社会关系这个重要栏目,凡有亲人在历次运动中被杀、被关、被管者,特别应该老老实实填入档案中,如有隐瞒等于欺骗组织,也就等于自毁前程。而具有这种复杂背景的人也十分自觉地强调和那些“份子亲人”划清界限一刀两断,并表示愿意接受组织考验,到劳改队来探望岂不等于抓屎糊脸;另一方面被判劳改的人,想到由于自己的事影响了全家人的处境,已经十分愧疚,哪里还有亲人探望的奢望,有的还要求亲人和自己斗争到底。只不过犯人的来往信件都必需经过狱吏检查,不排除其中有伪装积极的可能性,好在这些伎俩和刑期这个重大原则问题挂不上钩,就让这些敌人去表演吧。再加上这个劳改农场地处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当年的普通老百姓一贫如洗,更何况劳改犯家属,筹措往返车船费用也不是轻而易举,因此,我对这位坚贞的杜大嫂还有一份敬重之情。

我从集训队分配到中队以后,按照劳改队的规章纪律和集训队的人断了来往,不久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狱吏们训话时说:“现在革命群众的阶级觉悟空前提高,把你们关押起来实际上也保护了你们,如果放你们到社会上,愤怒的群众用乱棒也可能把你们打死。”使犯人们更感到劳改队恩重如山。

那些年代,劳改队和社会上一样,政治运动不断,除了配合国内各项运动的时事政治学习以外,还有半年小评、年终大评,每年两次人人过关的评审运动。我个人对此的感受是和当兵时那一套简直异曲同工,区别只在于动员大会声势更大一些,通常都得枪毙一两个多则三个反改造份子以造声势。这又和古代帝王出征前总得杀一些俘虏或者牛羊以壮声威有点近似,据说汉语中牺牲一词即源于此。当然也会对一批反改造份子给予加刑记过,还会对有立功表现者给予减刑、个别有突出表现者甚至提前释放,这称为生动体现积极改造,前途光明,和抗拒改造死路一条的两条道路摆在面前。

雷马屏农场地处雷波县、马边县、和屏山县之间,地域相当辽阔,除场部直属的桂花大队、西宁大队、茶厂、医院和电厂之外,还有三个分场。如全场犯人集中开会,不要说有的分场当天不可能返回住地,在山峦重重的凉山也不可能开辟一个能容纳上万人的什么广场;再说具体一点,与会人等的屙屎屙尿问题也会让主持者耗损若干智商。因此我们桂花大队因距场部较近,常常和直属单位一起开,地点便在靠近场部的桂花溪中队,每年的那个日子都特别严肃甚至隆重。配有手枪的中队级领导腰间鼓起多高,向犯人展示那里面是能打死乱说乱动者的玩意。会场四周的制高点上,由机枪布成交叉火网,如犯人会场暴乱必然血流成河。各交通要道包括流动人口众多的厕所附近,固定哨流动哨虎视眈眈,其实别说那些从深山的茅棚里抓来的资产阶级(他们中有的人称枪为“炮火”,听见枪响就浑身发抖,对此本人另有拙作叙述),就连我这个经历大小战斗数十次的反革命份子,连做梦也没想到过暴动或者劫法场之类的恐怖行动。我决没有责怪当局小题大作或者神经衰弱的意思,因为提高警惕、严防万一也是有益无害的,但当时的会场气氛就是这样,不能不如实道来。

这天的大会高潮终于到来,押到主席台前进行审判的反改造份子五花大绑,每两名士兵扭着一个现行犯快步进入会场,为首的一个背上插着死囚标牌的竟然是杜疯子,他漠然的表情,说明他并不知道即将发生的事对他有多么重大,他不哭不笑不吵不闹,时不时还抬起头来环视一下会场,然后嘴皮子嚅动几下,似乎叽叽咕咕说着什么,扩音器吼叫着他的现行罪状,当然是恶毒攻击什么什么,诽谤什么什么乃至于对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什么什么,实属什么什么,最后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他身后的两个士兵推搡着他奔赴刑场,也就是会场背后的一块空地。

随后的领导讲话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我听见了一声沉闷的枪响,声音并不大,但对我震动却很大,虽然我有把握相信我不会疯。

按惯例,这种大会的最后一个程序,是全体犯人从已被枪毙者的尸体边绕过,形式上倒和现今电视上播放的对某些人物的遗体告别仪式大同小异。区别只是此间的目的与杀鸡给猴看异曲同工。回到队上,某些狱吏甚至会意味深长地问你一句:“看到没有,怎么样?”心怀鬼胎地帮助你当晚做一个恶梦。

我从杜疯子尸体边走过时特意放慢了脚步,我看见他脑袋的右上方已形成一个巴掌大的窟窿,旁边涂洒着红色的血和白色的脑浆,还有一团团脑浆和鲜血混合的小块,劳改服上一层厚厚的污垢,证明他从不换洗衣服……,突然间,我看见他的脚,左脚上穿着一只布鞋,右脚却赤裸着,估计是推赴刑场时跑掉的,我知道劳改队是不发布鞋的,莫非他穿的仍然是那年他妻子为他送来的那双鞋。因为他常年不出工,鞋子很难穿坏,况且在日用品极端缺乏的劳改队,没有让他得到布鞋的途径。这时,我情不自禁地想到那位嚎啕大哭的杜大嫂,甚至想到了哭断长城的孟姜女,如果她知道她钟爱的丈夫是这样肝脑涂地,这样陈尸荒野,她又该怎样号啕大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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