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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和鸭讲的故事

鸡和鸭之间,是不能对话的,如果非要讲的话,互相都不能明白。人们把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在一起对话,也称之为鸡和鸭讲。其实,这也是有道理的,语言不通,可以找翻译,然而思维方式的不同,如果差异大了,也没法对话,强着说,就是鸡和鸭讲。

在1860年,英国和法国人打上北京之前好几年,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双方互派使节住在对方的首都。这个要求,在乾隆时代,英国人马夏尔尼就提出来过,但在清朝的人看来,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根本想都别想。英国人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实行多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就是这么办的,双方都方便。

然而,欧洲人的思维方式,逻辑是这样推的:一个地球一个世界,世界上有一个个的国家。所以,国与国之间,要想建立正常的关系,必须如此办理。而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前提是这个空间是天下,上面有天,下面有地,天圆地方,我们中国,在天下的中心,要不怎么叫中国呢。这个中心,既是文化中心,也是道德中心,还是权力中心。天下有万国是可以的,但万国都得向我靠拢,万国来朝最好,不来朝,也不能挑战我这个中心。比如朝鲜来朝贡,承认中国皇帝是主子,好家伙,日本也来朝贡,但关起门来不承认中国皇帝是主子,不好,但我也不去打你。承认我是中心,在行动上必须有所表示,进贡进什么都无所谓,但见了皇帝,必须得下跪。中国人,根本不承认国与国之间,有平等关系。人家英国人前些年都打败你了,逼你签了南京条约,那也不行,你们走了,我们关起门来,还是不承认。

所以,无论在广州的叶名琛,还是在天津的谭廷襄和在北京的桂良,跟老外无论怎么谈,都只能是鸡和鸭讲。谈不拢,就只能打,在广州打了,皇帝装着看不见,打进大沽,不能装着看不见了,在炮口之下,貌似谈拢了,签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回过头来,皇帝还是不认账。1859年换约的时候,还是闹翻了。最后,英法大兵再来,打到北京,烧了圆明园,再认账,签了北京条约,多赔了若干银子,搭上了圆明园,才算告一段落。

在欧洲人看来,两个国家互相承认,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节常驻对方首都,有什么关系呢?多少年,我们都这样,不是挺好的吗?而在清朝皇帝看来,这可如同天塌了一样。你不承认我是天下中心也就罢了,还到我的家门口来待着,待着就待着吧,还非要见我,见我还不下跪。这个头一开,我这个天下之主,不就完蛋了吗?中华之人有样学样,都跟洋鬼子一样,见了皇帝不下跪,我这个皇帝还怎么做呢?

一边认为当然的事儿,一边却感觉是在颠覆我,这能谈拢吗?

然而,外国公使也驻京了,后来,甚至都见了皇帝了,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中国之人,根本没想过有样学样。个个都知道他们跟洋鬼子不是一回事,洋鬼子见皇帝不下跪,他们连想都不敢这样想。所以,十几年之后,清朝也派使节出国了,开始还胆突突的,扭扭捏捏,慢慢地,外派使节成了美差,争都争不到。

哎——天居然没塌,你说奇怪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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