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非正常死亡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是当时人们经常背诵的一段主席语录。用它来形容干校生活，却实实在在。笔者在干校的短短两年，就经历了若干起非正常死亡。
第一起死亡事件我亲眼目睹。郭谨仪阿姨是我们住进土坯房的室友，平时话不多，老实巴交的。干校没有自来水，我们的生活用水取自食堂边上的一口井，宿舍里的人轮流去挑。1970年9月的一天，轮到郭阿姨挑水，正赶上下雨。东岳的黏土地在雨天变得异常泥泞，徒手走路都很吃力，更何况挑水。水井离我们的房子不是很远，有一百多米。那天我们眼见郭阿姨吃力地把两桶水挑进屋，还把扁担挂在墙上，身子一软就瘫倒在地。大家都吓坏了，赶紧把她抬到床上，发现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同宿舍的陈长源阿姨那时年轻，胆子也大，冲上去为郭阿姨做心脏按摩，并口对口地人工呼吸。她折腾了很久，累得满头大汗，也没把人救过来。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眼前逝去。
郭谨仪阿姨是经济所的合同工，在经济史组整理图书资料，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严格来讲不是学部的人，只因在经济所做工，只好跟着一起下干校，结果由于过度劳累把命送了。
第二起死亡事件发生在1971年初。这时干校已从东岳迁到明港，生活大大改善。工业经济组研究人员袁代绪那段时间在食堂帮厨。他四十岁上下，做事特别认真。春节快到了，为了给大家做年夜饭，他挨门挨户征求意见，问大家想吃什么。敲过几个门后，突然跌倒在地，很快就没了气息。待人们赶过来七手八脚施救，却已无力回天。
郭谨仪与袁代绪当时都是中年人，四十岁左右。两人的猝死或许是因为心脏本身有问题。可要不是在干校长时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恐怕不会这么早离世。
干校在明港期间还发生了一起自杀事件。考古所高××因“五一六案”被整而自杀。他先是割腕，没死成。于是又上吊，结果绳子断了，跌断了几颗牙齿，还伤了太阳穴。最后取来新的绳子，还是把自己吊死了，足见死意已决。
“清查五一六”运动贯穿干校生活的自始至终，而且愈演愈烈。我那时候年纪小，弄不懂这个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揪出来的人越来越多，周围的叔叔、阿姨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就有：吴敬琏、经君健、张曙光、陈长源、俞大章、张守一……其中一些“重点骨干”被关进干校牛棚，如吴敬琏、经君健、张曙光等。
近日打电话给经君健叔叔，跟他谈起考古所高××挨整而自杀的事。他说：“这不奇怪。我自己当时挨整，逼我交代‘罪行’和同伙。我实在是什么都不知道，被逼不过只好乱说、乱供，但总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诱供的‘罪行’不断升级，上纲越来越高，而且看不到解决的希望，所以我也曾经动了自杀的念头……”
其他非正常死亡还有：开拖拉机翻车被压死的、看露天电影过程中猝死的，等等。
以上这些死者都是学部普通职工，并没有引起很大震动。可是，当陆志韦这样的一流学者去世时，却引起了周总理的关注。他是个明白人，知道学部聚集了一批中国文科顶尖学者。这些人都是国宝，走一个少一个，对国家来讲是重大损失，为此专门批示，以照顾老弱病残的名义，将十一位一流学者提前调回北京。1971年元旦，这批人从干校返回，其中包括吕叔湘、丁声树、俞平伯、何其芳等。按说钱锺书先生绝对应该在这一批上调人员名单里，可不知什么缘故却没有他。到了1972年3月，又调回了第二批。这一批包括一些二级研究员，钱先生和夫人杨绛随这一批返回北京。
十三、重返故地
2005年6月30日至7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息县政府联合举办顾准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活动，邀请当年下放人员重返干校故地，笔者也应邀参加。
在那次活动中，很高兴见到了不少当年一同下放的经济所叔叔阿姨，如吴敬琏、赵人伟、陈瑞铭、经君健、陈长源、方留碧等。最令人高兴的，莫过于见到顾准伯伯的胞弟——陈敏之伯伯。那年他已八十五岁，行动有些吃力，需要人搀扶。参加活动的还有顾准次子高粱、《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文革”史学家徐友渔、学者朱学勤等。
我与经济所一行人先搭乘火车到信阳。出站一看，信阳变化真大。跟中国大多数中等城市一样，到处都是新盖的房子，也建了不少高楼大厦，个别高档酒店甚至可以与北京、上海的相媲美。
息县政府派车把我们接过去，安排住在县招待所。第二天上午召开顾准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会上人们谈论顾准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所作的艰苦卓绝的探索，以及他的思想对我国学界的贡献。我则谈了顾准伯伯在干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以及他对我的影响。
傍晚，县政府安排我们参观新建的县城。这个县城经过仔细规划，街道横平竖直，两侧的房子统一建成带有西洋拱门风格的二层小楼。县领导介绍说，这是他们的杰作。房子一层是店铺，二层作为商品房出售。晚上，在县城的街道上漫步。一些商店为了招徕顾客，把音响的音量调到最大，震耳欲聋。很难想象，住在二层的居民如何在这样嘈杂的环境中生活。
县政府与东岳镇政府为了举办这次活动下了很大工夫，除了召开座谈会，还安排我们参观干校遗址。
我迫切希望看到当年生活过的地方。三十六年过去了，那地方长出许多高大的杨树，东岳公社变成了东岳镇，而且已经通了电。镇政府盖的砖瓦房都挺不错，里面还装了空调。
我所见到的那些干校遗址建筑和实物，几乎都是些临时拼凑的应景之物。如：“钱锺书住过的小屋”、“文学所专家用过的水缸”、“干校宿舍”、“干校用过的石磙、纺车、织布机”等。当年钱锺书先生与夫人杨绛虽一同下放，却因属于不同连队（研究所），只能住在各自的集体宿舍里，两位古稀老人才不得不“菜园幽会”。他不可能有自己的“小屋”。我们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多，从未用过石磙，更没纺过线、织过布。我问镇政府贾书记织布机是怎么回事？他示意我小点儿声，然后说：“是从老乡家借来的，摆摆样子而已。”据说当地政府甚至考虑将“干校遗址”办成红色旅游景点，发展经济。
实际情况是：学部干校于1971年4月4日从东岳迁往明港。当地老乡事先得到消息，我们走后不久，就把干校建的所有房子拆得一干二净，只是为了哄抢那些盖房用木料和砖瓦。干校学员辛辛苦苦干了近一年半的“基建”，成果荡然无存。
而我们刚下去时借住的公社棉花仓库、粮管所、卫生院等建筑，过了三十多年也已不复存在。以至于镇政府为搞这次活动制作的干校沙盘模型，上面标出的那些建筑连位置都不对。
当年干校有八千多亩地，搞基建时无论是搭席棚，还是盖土坯房，都直接在大平原上的庄稼地里选址。基建是以连（研究所）为单位展开的，每个连由若干建筑组成，叫干校点儿，散落在东岳不同地方。连与连之间的距离比较远。就拿七连（经济所）来说，驻地离东岳公社，也就是我们原来借住的棉花仓库、粮管所等建筑，有五里路之遥。学部机关驻地叫中心点儿，外文所、历史所、哲学所的房子也建在那里。而这次镇政府制作的沙盘，把所有研究所的房子都集中摆在一起，排列得整整齐齐，看上去像个军营。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这也难怪，新一代领导当年刚出生，他们想象不出干校是什么样的。
我知道那些“干校遗址”都是假文物，兴趣不大。代表骆耕漠伯伯参加活动的两个女儿倒是看得仔细，还问：“咪咪，这是你们当年住过的房子吗？”我摇头，她们默然……
我有意到“遗址”旁的一户农民家看了看。遗憾的是，他们依旧贫穷，几乎家徒四壁。窗户上只钉了几条木板用来挡风，门上还是没有门板，比三十六年前强不了多少。我给那家人以及他们住的房子拍了照，立此为证。他们私下里告诉我，那些“遗址”其实都是农民的房子，为了搞活动临时腾出来的。
一路走下来，感觉信阳市变化最大，其次是息县县城，再次是东岳镇政府。而变化最小的，就数底层农民的生活了。
在息县开完顾准纪念会后，东岳镇政府的贾书记很热情，问我有没有想见的当地人。我说希望找一找东岳中学的黄继斌老师和崔明兰同学。到底时代进步了，贾书记用手机几通电话打过去，就说两个人都找到了。黄老师已退休，还住在东岳；崔明兰嫁到十几里外的一个村子，目前在郑州打工。又过了一会儿，居然跟明兰通上了话，我俩都激动得不行。问她：还记得我吗？她说当然记得，讲了许多当年交往的细节，我也提到离开东岳时她送的那四个鸡蛋。明兰说她在郑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做清洁工，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很知足。
回到日本后，我按她说的地址写了信，附上我和家人的照片、地址及email地址。她很快就回了信，还请人帮她拍了照，通过email传过来。到底是岁月不饶人，当年那个长着明亮大眼睛的明兰已换了个人，取而代之的是一副灰黄色写满沧桑的面孔。我给她打电话，交谈中她告诉我她一共生了四个孩子，其中三个已经结婚。并依次讲了几个孩子、他们的配偶都在哪里打工，以及他们的孩子……我终于明白她为何变得那么苍老。在那个贫困落后的乡村，一个妇女先后生育四个孩子，把他们抚养成人，还要为两个儿子娶媳妇。可以想象，这其中得有多少艰辛、多少操劳。
她一口一个大妹子地叫，问离开东岳这几十年是怎么过的。我大致讲了自己颠簸曲折的经历：从干校回到北京后又去了外地，1977年高考，毕业后成家，再后来举家移居日本，以及现在的工作……我想到了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他与那个儿时伙伴儿分开后，各自走了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再次相聚已经找不到什么共同语言。我与明兰之间的故事何等相似！我们除了回忆当年在一起的那段生活，或者她谈论几个孩子的情况，几乎再也找不到别的话题。这样的友谊恐怕难以为继。一想到这个，不免伤感。
终于见到了东岳公社中学的黄继斌老师。当年他才三十多岁，教我们语文，写得一笔漂亮的板书，还意气风发地带领学生勤工俭学—挖半夏。再次相见，他已是满脸皱纹的老人。我们都很激动，谈到那个学校以及当年发生的很多事。问他退休后的生活，他叹了口气说：“还能做什么呢，打打牌、喝喝酒而已。”
黄老师提到1971年4月干校要搬迁到明港。临走那天，干校派到东岳中学教书的刘克祥老师到他家辞行。他当时真想好好招待一下刘老师，可家里除了萝卜，什么吃的都没有，只好以盐水煮萝卜待客。三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事，心里都特别愧疚，觉得对不起人家。我劝他别那么想，刘老师知道当地人的生活状况，相信他能理解。
活动结束后，我不得不上车跟随大家离开。黄老师眼里含着泪问：“你这一走，是不是再也见不着了？”是啊，东京与东岳，虽说只有一字之差，可距离实在太遥远了。要不是这次活动，我也去不了那里。不知下次见面是否还要再等三十六年？我们是否还等得起？
别了，东岳，我少年时代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这里虽然贫穷、落后，但我依旧对其充满感情。希望今后还有机会再次造访，届时农民兄弟的生活已得到大幅改善。
十四、后记
屈指算来，学部下干校至今已四十四年。对五七干校到底该如何定论？笔者认为不仅是劳民伤财，更多的是对人才的极大浪费，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且不论“干部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否荒谬，这些人绝大多数并没有跟当地农民相处，再教育也就无从谈起。如果说通过劳动锻炼能够改造人，可实践证明并没有起到这个作用。近日笔者打电话给当年同住一室的陈长源阿姨，问她在干校的那些日子都想些什么。她说每天都盼望回北京，哪怕早一天都好。这就是当时人们的真实想法。杨绛先生于1970年底听说钱锺书先生要提前调回北京，是那么高兴。可后来得知这是误传，又极为失落。杨先生坦承：“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学部从1969年11月先遣队下干校，到1970年8月上旬，学员先后分四批到达，共一千八百五十八人（不包括家属和知识青年）。……到了息县，干校的校址只是八千亩平川，其余一无所有……
要说学部下放人员在此期间还创造了一些物质财富，当数人们辛辛苦苦在东岳盖的那些席棚和土坯房。可这些房子在1971年4月4日我们搬迁到明港之后不久，就被当地农民拆得一干二净，干校学员近一年半的血汗付之东流。农民为何敢哄抢干校财产？估计是因为这些财产归属不明，而农民又实在太穷，且缺乏法制观念。据说当时中央把这个干校交给了河南，河南交给了信阳，信阳交给了息县。到底由谁来接收，并不明确。
自从学部下干校，一直有个说法：这个单位迟早要解散。人们为此忧心忡忡，纷纷考虑自己将来的出路。这不奇怪，当时最高层提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换句话说，连大学都不需要文科了，学部这个纯文科研究机构的下场可想而知。幸好当时的总理是个明白人，知道学部这个单位聚集了一批中国顶尖文科学者、研究人员，一旦散掉就再也收不拢了。他决定将连锅端下放的学部，再连锅端回到北京，结束了这场莫名其妙的折腾。
1972年10月，学部全体人员从干校返回北京。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可损失还是实实在在造成了。一些人在过度劳累中死去。所有研究人员在此期间荒废了业务，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有些1964年进学部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来了之后先是搞“四清”，紧接着就是1966年“文革”，1969年下干校，直到1976年才开始搞研究。这一耽误就是十几年，浪费了大好光阴。
有的研究所下干校时把图书馆的书扎成一捆一捆地带下去，直到人员返回北京两年后，才把图书运回。一些珍贵的图书资料经过这一折腾，损失不小。
我家下干校前把房子退了，回到北京后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八号楼二层。在大院一号楼四层，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很多空书架。那些高大的墨绿色铁书架不知是哪个所图书馆的，扔在过道里没人管。刚从干校回来的人们普遍缺少家具，于是偷偷把那些铁书架搬到家里用。说不清这是借还是偷，反正家家都那么干，法不责众。我和哥哥两人一个晚上就搬回来三个。同住在八号楼二层的顾准伯伯也用这种铁书架放书。就连住在七号楼一层的钱锺书先生家里，两面墙壁摆的都是这种借用的铁书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