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卧虎藏龙
学部当年只有十三个研究所，两千人左右。其中约一半职工是辅助人员，如收发、打字员、炊事员、行政后勤人员。也就是说，真正做研究工作的只有一千人。可这一千人却相当浓缩，水平很高。那时候学界有个说法：“学部一条虫，外面一条龙。”意思是说：学部哪怕一个普通的研究人员，放到其他单位都是好样的。形成这种状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有个理念，认为科学院应该比大学水平高，对中国科学院的定位很高，进人的时候把关异常严格。经济所人事处要进大学毕业生时，一定到顶尖大学挑选尖子生，赵人伟和唐宗焜就是这样从北大经济系挑来的。二是“文革”前学部虽然没有明确的淘汰机制，却搞过若干次精简机构，淘汰是以精简机构的形式完成的。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时淘汰了一大批；1960年困难时期又下放了一大批。精简机构主要对象是研究人员。一方面剔除所谓“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同时淘汰掉业务水平不高者，把他们调到地方研究所或大学。结果留下来的几乎个个都是精兵强将。
学部下干校，在当地形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在偏僻落后的乡村，突然来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文科研究人员，其中不乏各学科的一流专家、学者：如文学所的钱锺书、俞平伯、何其芳，语言所的吕叔湘、丁声树、陆志韦，经济所的顾准、骆耕漠、巫宝三……
12月3日开大会，军宣队王副政委在台上训话：“学部这个单位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这就是他对学部的看法，说明他也知道这个单位藏龙卧虎，只是这些“龙、虎”在他眼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罢了。
记得刚到的那些日子闲来无事，想练练毛笔字，于是跑到棉花仓库旁边的小卖部买毛笔和大字本儿。“售货员”是个五十岁左右的伯伯，特别和气，问我：“小姑娘练大字啊，学什么体？”见我一脸茫然的样子，他说：“如果是初学的话，最好练柳体，然后还可以练颜体。”接着他推荐了一本柳公权楷书字帖。我感到好奇，事后打听这位“售货员”是谁，人家说他是文学所《文学研究》杂志的主编。
我们这些干校子弟，后来曾在当地公社中学借读。一次，语言所的一个女孩儿带我到他们那个干校点儿去玩儿。到了午饭时间，她说：“你就在我们食堂吃吧，我带你去买客饭票。”等买完出来，她说：“你知道刚才卖给你饭票的那个人是谁吗？他就是吕叔湘。”啊？那位就是鼎鼎大名的吕叔湘？没想到竟然在这儿卖饭票！
文学所刚下干校时去了罗山，在一座劳改农场落脚。由于无地可种，一个多月后他们也来到东岳。这时经济所正在盖席棚，逐渐从棉花仓库和粮管所搬到自己建的干校点儿。文学所照顾钱锺书先生，让他当“通信员”，这样可以不用干体力活儿。钱先生每天斜挎一个大布包，从公社邮电所取来报纸、信件后，分别送到文学所和经济所的干校点儿。每当我们远远看到他沿着水渠走来，都特别高兴，因为他说不定能带来期盼中的家书。
一流学者在干校干各种活儿的例子，不胜枚举。文学所的何其芳被指派养猪。他干得特别认真，还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上，介绍了“如何运用辩证法养猪”。他腰上系着一条污迹斑斑的蓝布围裙，跟晚辈大谈养猪心得：“其实猪并不蠢，它能看出你的眼神，你的脸色，能明白你的情绪，还能听懂你的话语。可见哺乳动物也是有灵性的哩……”他说自己已经进入“猪喜我亦喜，猪忧我亦忧”的境界。
同样在干校养猪的，还有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他曾笑谈：“猪乐意，我乐意。猪舒服了，我也就舒服了。”任先生的这一说法跟何其芳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学所照顾俞平伯夫妇，安排他们干的都是一些轻活儿。有一次人们看到这老两口坐在自家门前为豆腐坊选黄豆。他们干得既仔细又认真，但速度特慢。于是开玩笑说：以俞老每个月二百多块的工资，大家算算他每选一颗黄豆合多少钱？后来所里又安排他俩为盖席棚搓麻绳，他们依旧从容不迫，自得其乐。俞平伯先生还专门写了首七言绝句《绩麻》，来记述这段生活：“脱离劳动逾三世，回到农村学绩麻。鹅塘池边新绿绕，依稀风景抵还家。”
经济所赵人伟有一次看到墙根儿下蹲着一个又黑又瘦的老头儿，以为是当地农民。可别人却告诉他，那人就是原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令他惊讶不已。燕大是个多么洋派的学校，想象中其校长应风度翩翩才是，怎么到了这个地步？！
陆志韦是继司徒雷登之后燕京大学的一位重要校长。他有句名言：“是美国人出钱办的燕京大学，但燕京大学不是为美国人办的。”抗战胜利后，他历尽艰难，领导了燕京大学复校。国民党撤退至台湾前夕，力邀其前往，被他严词拒绝。他愿把燕京大学－－这座具有国际声望的学校，交给自己的祖国。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从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进京，陆志韦先生会同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等著名民主人士去北平西郊机场迎接。可令他没想到的是，燕大最终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遭到撤销，他则被调到学部语言所。
学部下干校时，陆志韦已是七十六岁的老人，却不得不一同前往。所里指派他养猪，仅仅干了两个月，有一次竟晕倒在养猪场。笔者后来听语言所干校子弟王幼农说，陆志韦在干校期间特别惨，病得很重，最后到了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所里才把他送回北京。到京后不久就去世了。
1969年中央机关下干校，总体来讲是非常负面的，造成了巨大损失，给干部带来了极大磨难。可是对于我——一个跟随家长下放到学部干校的少年来说，却是相当幸运的。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那个穷乡僻壤，有幸近距离接触到一大批高水平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些人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