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29日下干校前，连队集合走到天安门宣誓。我们出版社一个连队一百多人。上火车后我坐在韦君宜旁边。她木呆呆的，雪峰等都在同一列火车上。
到咸宁下车后，冯雪峰赤脚自己挑自己的行李。地十分泥泞，我问雪峰行吗？他说“行，行”，他说从小走惯泥泞的路。冯雪峰农村长大的，走路很稳。后来，他在一个水塘边看水泵，为菜地浇水，我天天挑粪，浇菜地。我在水泵房前看见雪峰，悲苦、坚忍、正直，活像被劈了一半的半棵树。1972年我写的短诗《半棵树》就是写当时的感受。
在王家湾（红旗大队第一生产队），我们住原地主的房子，两层，门前有水池子。雪峰在水池那一边。一人一床，几个人一间房。后来自己脱坯准备盖房子，盖好了就搬到自己盖的干打垒房子住。最近在美国逝世的原外文编辑部的高骏千，大家喊他“高架子”，他是盖房时的架子工。我和泥、脱坯，干最重的活儿。干活我不含糊，很积极。盖的房子是个四合院，几百号人住了两三个年头。四合院外边，有两排平房，住过几家中国作协的人，其中有张天翼和侯金镜两家。
接着围湖造田。沼泽里很多蚂蟥，不少人被咬了。
由于围湖造田，到1970年的夏天向阳湖已经成为没有水的湖，像一口烧干了的热锅。湖底白天热到摄氏五十多度，室内温度也达到了42℃以上。最热的那一阵子，我多在“湖”里水田干重活：挑秧、送饭。每周至少还去咸宁县城用平板车拉一趟菜。我如一头牲口，双手把着车把驾辕，有两个同类（五类分子）拉捎，每车负重不下千斤。烈日当头，弓着赤裸的背，还得昂起头看路。遇到瓢泼大雨也得拉。拉一趟光路上来回就须跋涉六个钟头。
有一个管伙食的革命群众负责采购，他（我不愿亮他的名）可是个真正的甩手大爷，空着双手押着我们，从来不帮着扶一下，这就是当时深入人心的“阶级关系”，是绝不可模糊的。但苦难使我也懂得了其中的虚伪和奥妙。押着我们的这位大爷，由于始终独行，闷得慌，想跟我们说说话。我绝不搭腔。有一回，他无理呵斥我们，我差点挥拳揍了他。但拉菜也有个好处，去时是空车，可观山望景，有时故意放慢步子，回返时可以挨近黄昏，天气凉爽些。人毕竟比牲口有点头脑。
有一天下午，从城里拉肉回到连队宿舍，听说社里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刘敏儒死了。当天早上，我打早饭时还碰见他，他端着一瓷盆粥。我见他两只眼血红血红，跟他说：“你得到医务室看看，不要大意。”
他说：“我的眼睛过去就老出血，不碍事。”他说话时直发喘，当时我就觉得他病得不轻。可是他仍然挺着，不敢开口请假。记得他是分到菜地干活，在山坡上开荒，活儿并不轻松，需到山坡下的水塘里上上下下地挑水，我干过几天。刘敏儒是脑溢血，在菜地里晕倒的，抬到工棚里，只一会儿就死了。死得很惨，眼睛、鼻子、嘴巴里都流着血。
下干校前，刘敏儒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的秘书，为人厚道，工作谨慎，很称职。他的毛笔字写得很规矩。听说，他曾在冀东解放区当过小学校长，后来，到了国统区。文革时，被诬为两面村长。这个历史包袱，严重影响了他的精神状态。在干校跟我不是一个排，没有一块儿劳动过。他的体态偏胖，面色白里透红，着实像个有福气的“老村长”。
在干校，他远不如老鬼孟超活得开心。孟超，当过人文社副总编，人虽精瘦精瘦，可成天咧着大嘴巴，笑嘻嘻的，叼着烟卷儿，嘴角拖着长长的口水，既可怜，又可笑。军宣队的人说他干活偷懒，一个钟头大小便三五回。孟超说，他有病，天天尿裤子！“不信，来摸摸裤裆！”他叉开腿，“谁来摸？”我见过他这样表演过几回。我真的去摸了一下，对军宣队的人说：“是湿嘟嘟的。”孟超后来很感谢我为他作证。刘敏儒干活肯定认真，从不敢偷奸耍滑，他远不如孟超鬼。那几天，天气酷热，尸体不能久留，得赶紧埋掉。连队为他赶制了棺木。当时盖房时搭脚手架用的木板，有的是从北京故宫运来的，板子又厚又沉，是盖金銮殿用过的。都说刘敏儒的冥福不浅，寿木规格可真够高的。一吃完午饭，连领导指派我和丁玉坤几个人去挖墓穴。
坟地的风水很好：清静的小山窝，五六株亭亭如盖的松树，还面临一个清幽幽的水塘。丁玉坤在故宫干过事，比知识分子懂事些，说一定得把老刘的地宫挖得讲究些，多深多长多宽都有规矩，挖了起码两三个钟头。在刘敏儒之前，已经有一位“五七战士”在这里入土为安了。这位死者，可不是一般的小辈，他叫石宝常，是出版口的资深编辑，民国初年，在北京俄文专修馆与瞿秋白同学过。巧的是，他和刘敏儒都是冀东人。我们几个在挖坑之前，先把这位石老前辈的墓冢修整了一番，填了几个耗子洞。老丁说：“填了也不行，窝在里面。”
晚饭后，接到命令，还是我们几个“分子”为刘敏儒抬棺安葬。连队的大部分人默默地为老刘送行。盖棺前，大家一一向老刘告别，有人在呜咽，记得是潘漪。刘敏儒满脸斑斑血迹，我用手帕为他擦掉，血尚未凝固。他的近视眼镜掉在身下，我拾起来端端正正地给他戴好。他的身躯下面垫着一条绿毛军毡，是社里当代文学编辑室、曾在青年军干过的朱叔和的。我对朱说：“一块埋了？”老朱点点头，说：“让老刘在地下温暖点。”声音很悲痛。老朱也可能是抬棺者之一，记不清了，他也是造反派死揪活揪的一个什么分子。盖好棺，我们就抬起上路，很沉很沉。有不少人跟着送葬。刘敏儒和石宝常并排地安葬在一起了。
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为死者抬棺安葬。那种沉重感，不仅压在肩头，还沉沉地压在心上。
对于各种劳动，包括重体力劳动，我从不叫苦，什么活儿我全能干。才到时自己没有种菜，起码我们一周要到县城两次，拉菜、肉、油等生活必需品。还到四五里外公社的粮库拉过粮食，总是我驾辕。干重活时我到县城吃一顿饺子。有一次同去的还有萧乾。他年老体弱走不动。去时是空车，可以慢悠悠地走，回来车装满了东西，很沉，足有千斤重。冬天身上毛衣都湿透了。
有一年夏天，我的前胸和后背被烈日烤爆了皮。一个聪明的好事者竟从我的脊背上痒酥酥地撕下一大片死皮，有五寸见方，色泽赤红赤红，天天被汗水浸透的毛孔历历可见，举在阳光下照照，还清楚地看见几道发暗的条纹，那是拉平板车时被绳索勒的痕迹。我把这张发着汗血味的自己的皮，夹在心爱的《洛尔迦诗钞》里。诗集本子太小，洛尔迦和他的诗都救护不了我的皮，没几天就折碎了。如果我的这张皮能上能下后来还在，我一定要在上面写一首诗，装在镜框里，悬挂在我居室的墙上。那的确是一幅真正的有血有肉的命运的图像。
1970年下半年，一批老弱病残，包括冯雪峰、金人、林辰等等，连家属二三十人到丹江口去了。金人还不愿走，直流泪，尽管到那边劳动较少。
日子过得比在北京时简单。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想法，但不交流。《人民日报》干部寿孝鹤因我的牵连弄到西藏去了。（文革中，《人民日报》造反派把他当做审查对象。）写了两次寿孝鹤的材料。头一回比较严厉，第二回比较平和一些。我证明1944年冬天他在西安帮助过我，他也是真理卫队创始人之一，1946年7月在开封我介绍他入党。
我们和五连中国作协的连队挨着。盖好房子，我拉车进城时张天翼托我买奶粉之类的东西。一次见他在屋外头站着吃饭，高个，瘦，老婆跟他关系不好。看他一脸苦相，很可怜。不知为什么站在外面泥地里吃饭。还为另外三四个人代买过东西，悄悄地买，不能让看见。
五连（中国作协）侯金镜光膀子喂猪，活活累死了！躺在一个小棺材里，在朱家湾一间民房里放了一天。我平时跟他没有说过话，但还是去向他告别，深深地鞠了一躬。我听见有人唱战争年代的歌，唱歌的就是侯金镜的老婆，听了让人心里惨痛不已。后来我悄悄写了一首诗：《我去的那个地方》。诗中有这样两句：“我去的那个地方／有人在星光下正唱战争年代的歌。”
全连还有一百多人，每班十多个人。大约是70年代初，文洁若与萧乾去庐山一个星期，她家养的猫饿得喵喵叫，我可怜它，每天都去喂它一盆吃的。文洁若回来后感激我，吃早饭时就给了我半勺肉松。
在干校，我养了一只狗，叫小白。那几年，我与小白的那种同属生物的情谊，真可以说胜过了人。它的妈妈，我们喊做“老白”，被我们连的一个老干部偷偷地杀了，不为吃肉，为的是一张狗皮。死去的老狗留下一窝狗崽，我挑了一个养起来。我把它从小养大，取名“小白”。后来，连队撤销，我们“一小撮”分子集中到452高地，我把小白带去了。它已长成，十分壮大，毛色雪白雪白。它白天到处玩，晚上必定回到我这里，卧在门口。
我每次到武汉去探亲，小白都会送我，一直送到西河渡口。我上了渡船，它静静地蹲在河对岸，目送我远去。三五日后，我深夜归来，它一望到我的身影，就会吼叫着，迎上来。它怎么晓得我正好在那个时辰回来？真是一个谜。有一回我梦游，半夜出走，在湖边走到天亮，小白也一直陪着我。
一日，我从城里挑鱼回来，有人告诉我：“赶紧去救你的小白。”我问：“怎么啦？”他说：“毛毛他爹正在宰它。”我火冒三丈，赶紧去救小白。毛毛是另外一个连的小青年。他爹是50年代初从东南亚回国的华侨，为人很诚恳，我不明白他怎么竟敢下此毒手。我找到小白时，毛毛他爹正往小白鼻子里灌水。杀狗，血流尽了，肉便不嫩。就在这一瞬间，我赶到了，大吼一声：“住手！”
毛毛爹知道我的脾气，赶紧过来向我解释：“听说咱们不久要回去，咱们走了，当地人肯定要把它宰了，还不如由我们享受好。”我听不入耳，赶忙操起一把镰刀，把绳子割断。小白咚地一声掉在地上，它已气息奄奄。我再晚来一步，它就会被活活憋死了。小白睁开眼睛，茫然地对我看看，似乎并不认识我这个亲人。几秒钟后，它清醒过来，并没有扑过来向我感恩，而是疯狂一般蹦起来，一溜烟朝山下面跑掉了。小白在生死关头明白过来：对于人，可不能轻易相信。
小白离开“452”后，又回到了四合院，也就是我们到干校后修建起来的几百号人住了两三个年头的地方。一天，我回四合院时突然见一只狗扑过来。它并没有扑到我的身上，而是蹲在我的面前，两只前爪死劲地挠着地，两眼盯着我。我一下子认出来了，这不是我养过两三年的小白吗？我流出了眼泪，真想不到小白一下子认出了我。我一直为它的命运担忧，看见它，了却了一桩心事。
在干校，政治批判活动并没有停止。揪“五一六”之前，有一天批冯雪峰，时间是晚上，在露天空场上。社里外文编辑部的程代熙真可怕，慷慨激昂，没完没了，说得很长。具体说什么忘了，记得的是雪峰本来在前面坐着，他断喝一声：“站起来！”雪峰就站了起来。
舒芜写大字报，很长，贴在院墙上，揭发批判胡风。绿原写了检讨。我没有写。我在干校一篇大字报都没有写过。
从1970年春天开始，揪“五一六”成了运动重点。何启治从连部秘书变成被审查对象。他原来写过《韶山的路》（诗），我还悄悄鼓励过他几句。现在要在全连大会上交代了。他被迫承认参加所谓“五一六”的检讨，一听就是胡说八道，他乱编，却说得跟真的一样。全是假的，我们老家伙知道。
下来之前，在出版社两派辩论时，程代熙为团长的“革命造反团”说你们（按：指何启治所在群众组织）包庇牛鬼蛇神，包庇牛汉这些“胡风反革命分子”。社里现代文学编辑室的王一之（王向彤）就大声说：“‘胡风分子’也有好的，牛汉就是好的‘胡风分子’。”他好幼稚呵！
从1972年起，陆续有大学等单位来挑人。武汉、广西都来挑人，王一之就是这时走的，但后来回到北京的还是多数。1973年之后，干校大部分人都回原单位，或调往别处，只剩下“一小撮”仍滞留在452高地——干校校部所在地。
大批人走后，文化部干校的人马全部集中到校部——452高地。此时应是1973年秋冬。所有滞留文化部干校的也就剩百把十来人。因林彪问题，郭小川第二次被迫来干校，那已是深秋，他还穿着邋遢的衬衣，瑟缩发抖，流着清鼻涕，挺可怜的样子。我心想，“活该！”都知道林彪老婆叶群日记里有“文艺问题找郭小川”的话。我们都不敢与他接近说话。
郭小川跟我一个班劳动，每天上午干一个多小时，很轻松。他头脑昏昏，因为夜里喝酒，吃过安眠药。开小组会时，《文艺报》的有些人故意引他说些昏话，引得大家发笑。他常常平伸开手掌向我讨要荼叶，我有新的“麻绿”（湖北麻城产的绿茶）。我与他渐渐谈得亲近了些。他一再向我说：“我不懂政治！”我理解他，经过这些年的教训，他醒悟了，对人生，对政治，对自己，有了新的较清醒的认识。
1973年6月，我们没有大的劳动任务，只种点菜，没人管，几个干部，还有张天翼老婆，绿原……
我们，我和舒芜，还有缠着要我们带她走的十三四岁的卢小冰（人民出版社的卢敏、人民文学出版社办公室前主任陆耿圣之女）。放一周假，我们三个人，打着到韶山瞻仰的名义，实际上坐火从武汉一路到了桂林，游了两三天漓江。《华南虎》就是在桂林起草的。到阳朔还待了一天。回来说韶山好，深受教育。瞎说呵！
阳朔倒影真漂亮。在漓江船上，舒芜咏了一首古诗。他的解释太书生气。我说那是写山的倒影，当然会晃动。
舒芜家学渊源很深。他没有上过大学。他们家有大房小房之分，舒芜出自小房。他祖父方守东字写得很好，在河北当过县太爷。他离任走时雇书童挑书，一担书，怎么会这么沉？原来书页中夹了一片片金叶子。（这个桐城流传的故事是我老伴吴平说的，他们方家的孩子在吴家的私塾寄读。）
1974年，一个牧童来找我，说：“你们的那两个坟墓塌陷了，赶紧去整一整吧，不然，棺材板就被人拿走了。”这牧童是王六嘴的。有一回，他偷掰我们连队的玉米棒子，让我碰见了，我没有骂他，只对着他傻笑。我想起小时，我也不知偷过多少回财主家的玉米。
我见他生吃，说：“烧着吃更香。”于是我俩在地上拢起一堆火，烤得喷喷香地吃。我对他说：“咱们只吃这一回。”后来，我跟这个牧童建立了感情！他送过我一回鳜鱼，做熟的。
我跟同连队的马毅民当下扛着锹去修坟。刘敏儒和石宝常的坟果然已经被雨水冲得惨不忍睹了。
不幸的是，这一年王六嘴的那个牧童，突然得急病离开了人世。他只活了十几岁，是村里的一个孤儿。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给过我友情的少年。
在干校的后期，有时候会去洗温泉。离咸宁县城二十多里确实有温泉。坐公共汽车去，在那儿吃饭。躺在流动的温泉中。冬天，温热的流水，在赤裸的身体下咕嘟咕嘟响，真是享受。
1974年12月末，我总算结束了干校的生涯。先在武汉住了两天，然后回到北京，历时五年零三个月。我们走之前，郭小川被押送到天津团泊洼。负责押送的是《诗刊》的丁力和尹一之。他俩都不搭理郭小川。郭小川喝很多酒，又吃安眠药。他的行李捆得太松，难以上路。我重新帮他打好行李包，帮他扛着装上车。临走我说：“北京见面！”他说“不行”，就被押送到团泊洼，经过北京都不让下车。
吴雪也是最后走的。现在听说吴雪老年痴呆了。我们曾在干校附近的大水坑里一块游泳。大水坑里的水很清，不臭，在离大湖不远的地方。
臧克家说湖北向阳湖五七干校是小天堂，是圣地。我与他的感受完全不同。
选自《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牛汉口述，何启治，李晋西编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7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