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三十几年前写了《干校六记》。当年我也去了同一所干校——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那时我只有十五岁，跟随在学部经济所做研究工作的母亲一起下放到那里。当时经济所聚集了一批中国顶尖经济学者，包括顾准、骆耕漠、巫宝三、董辅礽、吴敬琏等。前后长达两年的干校生活，让我有机会同他们近距离接触。更由于母亲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时常将她对许多人和事物的真实看法告诉我，或讨论或指点，使我受益良多。直至今日，当时的一些所见所闻仍历历在目。
干校到底是什么样的，如何定义其性质，至今莫衷一是。最近在博客中贴出《“文革”奇遇：认识顾准》一文，马上就有人跳出来反驳：“胡说八道！干校是保护干部的地方，他们在那儿很少干活儿，也没有批斗会，个个养得白白胖胖的……”这种说法令人啼笑皆非。幸好当年一起下干校的还有一些人健在，可以看看上海电视台制作的专题片《顾准》，听听那些亲历者是怎么说的。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在世上的亲历者已越来越少了。当时干校里的青壮年“学员”，如吴敬琏、赵人伟、张卓元等，如今都已八十岁以上。记得1992年，高建国先生为了写《顾准全传》，先后采访了六十位顾准生前故知；可是到了2013年，上海电视台做专题片《顾准》时，仅找到三四位跟他生前有过密切接触者。由此可见，记录干校生活是一项抢救性工作。作为亲历者，笔者感到有责任将当年所见所闻尽可能忠实地记录下来。
这篇文字的写作过程异常艰难。毕竟年代太久远了，很多细节要努力回忆，没有把握的地方则查阅资料，或打电话向当年一起下放的人核实，力求做到准确无误。
一、整装待发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下面有十三个研究所，外加一个情报研究室。母亲张纯音是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1969年，“文革”到了第四个年头，各个所的人都集中住在单位参加政治学习、搞运动。一天，母亲突然回家，说经济所已正式通知，11月16日下干校，地点在河南息县。
下放动员提出的口号是“连锅端”，鼓励人们退掉房子，带上家属一起走。当时学部光职工就有两千人，再加上家属，不能一下子都开下去，得派个“先遣队”打前站。那个时候全国学解放军，各研究所都按军队编制，文学所是五连，经济所是七连。也不知是谁的点子，说：“既然是五七干校，就让五连和七连先去吧。”于是我们就先行了一步。
下干校的过程很仓促，从正式动员到出发，只有短短十天。在此之前，父亲已带着哥哥去了位于黑龙江北安的水电部五七干校，家里只剩下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弟弟是弱智儿，不适合一起去，于是母亲赶紧找了一家帮忙照看。那年我十五岁，已经懂事，知道要为母亲分忧。
经济所只为下放人员提供两项帮助：一是免费发放麻袋；二是提供存放东西的场所。对于我家来说，房子和家具都是从父亲单位租的，只要退掉就行。父母最看重的，还是那些书。我和妈妈手忙脚乱地把家里的书装进麻袋，然后用麻绳把口缝上，再用毛笔写上名字。一共装了十几袋，这就是当年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最重要的家当了。
经过三年困难时期，母亲深知在艰苦环境下营养有多重要，而所谓营养主要还是蛋白质。她决定多带一些高蛋白、易存放的食品，差我上街买三样东西：奶粉、肉松、午餐肉罐头。
我们的行李倒也简单，只有两只大箱子。每个箱子先以两层罐头铺底，然后再摆一层奶粉、肉松，最上面放衣服、杂物等。外人除非翻箱倒柜，否则不会发现这个秘密。
二、初来乍到
学部大院儿坐落在北京建国门内。1969年11月16日上午，经济所和文学所全体下放人员到那里集合，部分人还带了家属，大家排着队向北京站进发。一路上有人敲锣打鼓欢送，可我们心里却惶惶然。家里的房子退了，从此五口人分处三地，天南海北。未来的家在哪儿？这一去要走多久？还能不能回北京？对于母亲来讲，最担心的还是弟弟。小小年纪智力又差，到一个陌生的家庭生活，他能适应吗？那家人会对他好吗？种种问题萦绕心头，沉重而茫然。
火车中午时分出发，次日凌晨3点多到达河南驻马店，七连（经济所）大队人马在此下车。车站上黑暗阴冷，所里几位“壮劳力”在昏暗的灯光下七手八脚从行李车上往下卸东西，然后装上卡车。人们所带之物五花八门，反正托运费由公家出，于是有人就尽量带，什么都不肯扔。居然还有带蜂窝煤和大白菜的，这可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私分明”！煤和白菜是自己花钱买的，扔了可惜。至于是否值得花那么多运费运往河南，进而拉到干校点儿，则不必考虑。
一位外号叫“狗熊”的叔叔，膀大腰圆，硬是没拽动我们的箱子。他看了看箱子上的名字，跟母亲开玩笑说：“老张，你带的这是什么呀？这么沉！我可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了啊！”我们心里有鬼，不敢吭声儿。要是被人发现下放锻炼还带这么多好吃的，被扣上一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帽子可不得了！
其他人站在旁边闲聊。董辅礽叔叔大谈息县，说这地方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息国，有个息夫人。另一个人说：河南古时候叫中州，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殷墟遗址就是在这里发现的，还有甲骨文……听这些大人谈话，觉得特有意思。好像他们不是去吃苦锻炼，倒像是去搞考古发掘。
车装好后，天已蒙蒙亮。凌晨5点，人们爬上等待在那里的几辆敞篷卡车，驶向我们的目的地—息县东岳公社。河南的冬季阴冷潮湿，车开起来小风飕飕儿的，不一会儿耳朵就冻僵了。一路上途经汝南、平舆、新蔡、包信等地，刚开始还是柏油路，过了包信就是土路了。更倒霉的是，前一天刚下过雨，道路异常泥泞，车子很快就陷进泥里。我们不得不下车，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了五六里，然后再上车。直到下午2点，才到达东岳公社，这时人们已累得筋疲力尽。
三、干校营地
学部干校设在河南息县东岳公社，位于河南省东南部。那地方很偏僻，离铁路线三百里。听当地人讲，抗战八年他们都没见过日本人。大概连鬼子都嫌那儿太远，懒得去。
中央机关下干校，很多单位都选址河南信阳专区。那一带干校云集，光息县就有外贸部、物资部、铁道部、中科院、学部、对外文委、对外经委、全国总工会等八个单位。这主要是因为当地地广人稀，有大量空地可以用来安置干校。造成地广人稀的原因，是1960年发生了惨绝人寰的事件。1959年，信阳地区因干旱而歉收，粮食产量仅及前一年的一半。但各县都虚报产量，信阳地区在河南省“放卫星”最多，说是又迎来一个“特大丰收年”，于是粮食征购就按照这个虚报的产量增加。为了完成征购任务，最后连农民的口粮、种子、牲口饲料粮都要上交，造成从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农民之灾。刚到干校不久，经济所军宣队王副政委在作报告时，也隐晦地谈到了这一点：“这里，那两年劳动力损失很大，有些生产队整个都不复存在。至今还看得见有些水渠环绕的宅基，那就是这些消失了的生产队的遗址。”
当地农民开忆苦思甜会，一不留神就忆到1960年的苦。笔者后来在东岳中学借读，该校校长的前妻就是在信阳事件中死的。而他再婚的妻子，其前夫也是在那场灾难中死去的。他俩同病相怜，组成了新的家庭。这个故事，听了令人唏嘘不已。
那一带是大平原，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据说以前有树，大炼钢铁的时候被砍光了。当地自然条件很差，是黏土地。雨天的时候道路非常泥泞，一脚踩下去，抬起时经常是脚拔出来，鞋却粘在地上了。天放晴后，地面又变得异常坚硬，坑坑洼洼的。干校有个人不小心摔了一跤，额头竟然被突起的硬泥割了个口子。正应了当地那句谚语：“下雨一团糟，天晴一把刀。”
由于既没有煤也没有柴，不能烧砖，当地人大多住的是土坯房。而没有树就没有木材，他们的房子只开有很小的窗口，却没有窗扇，甚至没有窗框。农民家里很穷，几乎没有木制家具，很多人家连桌子、凳子也是用土坯垒的。冬天的时候，在窗口蒙块塑料薄膜，用来挡风。我们刚去的时候，看到一个奇特景象，当地农民都蹲在地上吃饭。有时蹲成一圈儿，每人捧个碗，看上去挺滑稽。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凳子可坐，已经蹲惯了。
有一次，陈瑞铭叔叔看到农民正在开地主的斗争会。他好奇地往“地主”家张望了一下，发现几乎家徒四壁，回来开玩笑说：“在这儿当地主真不值，穷得叮当响。我老家是浙江金华，别看我们家是贫农，每年都做火腿，比这儿的地主阔多啦！”
当地没有电，干校人员夜晚以马灯照明。更要命的是，那里地处淮河北岸，夏天若连降暴雨，就有可能发洪水，大水来临一片汪洋。就在我们下干校的前一年，那里还发生了两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幸好我们在的时候没发大水，否则不堪设想。
经济所全体职工加上家属约三百人，一下子都开过去，住宿成了大难题。那里没有现成的住房，只好安排男同志住进一座棉花仓库；女同志住公社粮管所，家属分散住在兽医院、卫生所等处。那仓库硕大无比，坐北朝南，东西两侧各有一扇赭红色大木门。仓库本不是为住人盖的，只在高处开有几个小气窗。仓库内部用粗木头搭成架子，再铺上床板，构成上、下两层大通铺，住进去一百四十多号人。女同志住的粮管所是几排灰砖房，六七个人一间，条件要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