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干校杂记(6)

九、干校生活

刚下去的时候,生活很不习惯。首先是没有电,当地农民天一黑就睡了,他们舍不得点灯,那灯油是用鸡蛋换的,金贵得很。干校的人用马灯,倒是挺亮,就是相当费油。

有那么两天,经济所的杜浩智一直在低头鼓捣着什么。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干得特别专注。原来他在试着用墨水瓶做油灯。先在瓶盖儿上钻个眼儿,然后穿一根棉捻儿,再往瓶里灌些煤油,就大功告成啦。他捧着这个宝贝去军宣队报告,说这是他发明的墨水瓶灯,比马灯省油,希望推广使用。所里有人私底下说风凉话:“中国两千年前就有油灯了,怎么成了他的发明?”“他那个灯倒是比马灯省油,可也远不如马灯亮啊。”军代表倒也不傻,知道在巨大的棉花仓库里点鬼火般的墨水瓶灯行不通,此事不了了之。

干校初期,伙食特别差。幸好母亲有先见之明,带来不少奶粉、肉松、肉罐头等食品。可那些东西都放在箱子里,而箱子又都集中堆放在一个仓库里,平时门都上着锁,取不出来。母亲跟狗熊叔叔商量:“这些日子吃得实在太苦了,不瞒你说我带了些食品,可都在箱子里,取不出来怎么办呀?”狗熊并不正面回答,他摇头晃脑地背了几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母亲心领神会,晚饭后带着我假装散步去了仓库。我们绕着仓库转了两圈儿,发现有一小块儿门板是活动的,试了一下,居然可以摘下来。仗着身材瘦小,我从那个缝隙挤了进去,果然是“初极狭”继而“豁然开朗”。找到我们的箱子打开一看,那些宝贝都还在!我迅速取出几件,再从箱子堆里爬出来,心中窃喜。就这样我们每隔一些日子就去“挖一次宝”,等宝贝挖得差不多时,食堂的伙食也逐渐改善了。

当地供销社只出售两种食品。一是像黑泥巴似的糖块儿,一分钱一块,除了甜味儿什么味儿都没有。再有就是“大众糖饼”。这糖饼极其坚硬,里面有白糖馅儿,牙口儿不好真吃不了。一次狗熊叔叔开玩笑,说他不小心把糖饼掉到地上,只听“当啷”一声!母亲笑弯了腰,说:“你这掉的是糖饼呢还是袁大头(银元)啊?!”他继续调侃:“一口咬下去,差点儿把牙硌掉。吐出来一看,原来是块冰糖。怎么还设这种陷阱啊?!”

学部下干校,当地农民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下放干部好,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罗马表。”大概在他们眼里,这是一帮装穷的有钱人。

下放干部普遍穿得破是真的。当时社会提倡艰苦朴素,很多干校学员都穿打补丁的裤子。笔者至今也想不明白,那些原先整天坐在书斋里读书、写论文的脑力劳动者,怎么会把裤子磨破?

说干校的人吃得好,实在不敢苟同,特别是刚下去的那几个月。或许我们感到缺少营养、难以下咽的伙食,在农民看来还是美味佳肴。

东岳逢双日有集,农民把自家出的农副产品拿到集市上卖。我们这些干校子弟刚去时没事儿干,经常跑到集上转悠。我看到有人卖樱桃,心里痒痒的,便询问价钱。那人说一毛五一两,我还觉得挺便宜,就买了一两。他从筐里随便抓出几个递过来,我问怎么这么少,他说一两就这些。后来我们到公社中学借读,有个农民子弟抱怨:“都怪你们这些北京来的人,把物价都抬高了。以前我们这儿的樱桃卖一毛五一斤,现在变成了一毛五一两。”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以十倍的价钱买了人家的东西。正如杨绛先生所说:“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对干校学员却很见外。”

看见北京来的人,就把价钱抬上去。这也不能全怪农民,干校学员也有责任。一次俞平伯先生到集市上买河虾,他大概从来没买过菜,问人家多少钱一只。卖家一定偷着乐吧?虾都是论斤卖的,哪有问一只的价钱。大家都怪他太迂腐,这不是明摆着帮人家抬价吗?!

俞平伯先生特别喜欢逛集,还为此赋诗一首:“明日当逢集,回塘撒网赊。北头供蔬菜,南首卖鱼虾。”

后来食堂伙食逐渐改善,小卖部开始卖酱肉,两毛钱一盘儿,大伙儿都觉得特解馋。狗熊叔叔最喜欢吃肉,每顿饭必买。吃完又后悔,觉得太费钱,对不起老婆……

干校学员除了带家属者,绝大多数都处于两地分居状态。即便是夫妇俩都在学部工作,一起下放,只因不在一个所,也不得不住在各自的集体宿舍。如今社会进步了,有人开始关注农民工的两地分居问题,可当时却没人理会这些“臭老九”的正当需求。中国人好脾气,什么都能忍,可也有个别忍不了的。哲学所严家其一个人去了干校,夫人高皋却留在北京。有一次他请假去信阳看病,到了信阳买了张火车票直奔北京。千里迢迢赶回去,只为了跟老婆之间的“一夜情”。之后立马往回赶,回来居然没被发现。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后来还是传开了。大家都笑他没出息,当然也有人暗中佩服他的勇气。

干校精神生活极为贫乏,不过知识分子会自娱自乐。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时兴学唱抗日歌曲,广播里总是播放《大刀进行曲》、《毕业歌》、《在太行山上》,等等。董辅礽叔叔嗓子好,主动承担给大家教歌儿的任务。他一句一句地教唱,那嘹亮的男高音至今还在我耳畔回响。

1971年4月,干校从东岳搬到明港,住进一个军营里,条件大为改善。这时人们已不再干体力活儿,只是搞政治学习和“清查五一六”。经过在东岳近一年半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大家松懈下来,每天三饱两倒。很多人开始做小锅饭,捕鱼捉蟹,整天琢磨怎么让自己吃好。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后,军代表们似乎嗅出了什么,像泄了气的皮球,远不如以前那么神气了,对下放干部的态度缓和了许多。

干校后期,食堂伙食越来越好,可还是明令禁止学员去集市贸易上买东西吃。一次李指导员在大会上说:“今后不许再到集市上买老乡的花生,谁要是买了让我逮住,立刻没收!”刚开完会,他就找到当时在食堂担任采买的狗熊叔叔,说:“喂,一会儿出去买菜的时候给我带两斤花生。”狗熊愣住了:“您刚才不是说……”指导员打断他的话:“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不会悄悄地嘛!我马上就要探亲了,总得给家里捎点儿东西。”狗熊这才恍然大悟:敢情军宣队也是人,也爱吃花生……

关键词: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