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竺可桢（前排左三）与浙江大学旅黔同学会合影
1944年10月25日，在中国的抗日战争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中国科学社30周年年会在在当时浙江大学的所在地贵州省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文庙的大成殿召开，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李约瑟到会致词，并参加了竺可桢主持的讨论会，成为当时国内的科学盛事。李约瑟在湄潭呆了一周，浙大师生学术氛围之浓、研究水平之高，让他惊叹不已，他在为师生作“战时和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演讲时，称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从此，浙江大学开始以“东方的剑桥”著称于世，她在中国以至世界学界的地位也由此奠定。
浙江大学“东方的剑桥”的历史地位是与校长竺可桢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没有竺可桢，就没有“东方的剑桥”的浙江大学，而实际上，浙江大学无论是在竺可桢之前还是之后，都没有这样的地位。由此可见，一名好校长对于一所学校的决定性意义。
对于曾经有“东方的剑桥”之称浙江大学，竺可桢的价值在于他以自身的人格和教育实践，诠释了世界一流大学应有的高度、格局和气象。
一、当年接任浙大校长，竺可桢坚守“教育独立”这一基本原则，向蒋介石提出三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
竺可桢，字藕舫，浙江上虞人。1910年考取清华第二期庚款留美生，与胡适、赵元任等人赴美留学。在美国，他与任鸿隽等人创立中国科学社，并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前身）、南开大学任教，后来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是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
1935年冬天，“一二·九”运动爆发，很快影响全国。浙大学生于12月10日召开全校大会表示响应，并发动杭州各校学生近万人于11日举行抗日游行示威。当时，浙大校长郭任远秉承国民党省党部旨意，招来军警镇压学生，逮捕学生代表12人。此举引起学生更大的反弹，他们当即决定罢课，发表驱郭宣言。学生的行动得到了大多数教职员的同情和支持，要求撤换校长，成了浙大师生的共同呼声。
浙江为蒋介石的家乡。为了平息家乡学潮，蒋于1936年1月12日亲自到浙大训话，但形势依然未能缓和。不得已，蒋介石只得同意更换校长。当时浙大校长郭任远是广东人，早年留学美国，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上颇有成就。他被迫辞职后，在陈布雷等人的推荐下，蒋最终将新校长的人选圈定为竺可桢。个中原因除了竺可桢学术成就卓著，富有人望之外，同为浙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决定之后，蒋委讬行政院秘书长、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去做工作。竺可桢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证求意见。蔡认为，最好不去，“但蒋处不能不去，婉言辞之可也。”
竺可桢之所以犹豫不决，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他放不下气象研究所的工作。自1928年气象所创办以来，他一直任所长，刚有起色，他不愿分散精力；其二是他担心“大学校长其职务之繁重10倍于研究所所长”，而自己不善于也不屑于繁杂琐碎的官场应酬，他更愿意将时间花在科研上，而接任校长一职意味着要在某种程度上牺牲自己献身科学的理想。
正在竺可桢踌躇之际，夫人张侠魂却鼓励他出任校长。张的二姐，时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张默君也持此议。她们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问题很多，风气不正，若竺可桢任校长，正好可以为整顿教育、转变学风干出一番事业。这时，陈布雷的弟弟陈训慈也来函劝说：“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此言不免让竺可桢为之心动。
不久，蒋在孔祥熙寓所约见竺，竺依然婉拒。事后，经翁文灏、陈布雷等人反覆劝说，他才提出如果能满足三个条件，可以考虑。这三个条件是：“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其中关键是第二条。竺可桢向当局提这样的条件，一是基于“教育独立”为创办现代大学的基本原则，二是源自他对自身人格独立的坚守。耐人寻味的是，除了第三条，其他两条蒋介石都全盘接受。
竺可桢曾经在《常识之重要》（发表于《国风月刊》第八卷第一期（1936年1月1日）一文中说：“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才，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知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惟其能运用一己之思想，此所以为真正大学教育之常识也。”竺可桢还说，科学并不神秘，不过是有组织的常识而已；如今国事纷扰，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完全是政府和人民缺乏常识造成的。竺长校浙大，就是抱着这样一种理念走马上任的。当时时局动荡，学校内有各种政治力量。竺可桢坚持学术独立、教育独立，总是力排政治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他告诫学生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反对学生参加任何党派之争，也不主张各种政治派别在学校活动。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
不过，有一次，学生不顾学校阻拦，冲上街头游行，面对军警们的荷枪实弹，竺可桢却一反常态，竟然举起小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他所以这样做，也是基于他当校长所坚守的基本立场：即使不赞成学生的行为，但“既然年轻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一旦有学生被捕，他也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学生受审，他也一定要到庭旁听。
二、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
1936年春，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后，4月25日对学生训话，提出“办一地的教育，必须知其过去之历史，并明其当前之环境”，而“浙江过去历史上充满学术发达的光辉，自来学者尤多重经世，尚气节，能为民族奋斗。至今日环境，则在外患侵侮深入之中；浙江复为国防重心所寄，故本大学所负时代使命甚巨。”（《初临浙江大学时对学生的训话要点》）他从越王勾践讲到明季浙海的抗倭，一直到黄宗羲、朱舜水、王阳明，教育学生要以“宏伟的学问”和“光明的人格”立身处世。20多天后，他对全校师生庄严宣誓：“决不妄费一钱，妄用一人，并决不营私舞弊，及接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就任浙江大学校长誓词》）
1936年9月18日，竺可桢首次参加浙江大学新生入学典礼。在演讲中提出了著名的两问，即，“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同时告诫新生，“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他明确提出大学要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人才，表现出了一个一流大学校长所应有的教育思想的高度。
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是“奉命于危难之间”。1937年8月，日寇进攻上海，逼近杭州。9月，竺可桢即带领师生离开杭州，横穿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6省，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半，最终将校址迁到贵州省遵义、湄潭，并在当地办学7年。
在整个西迁和抗日战争时期，竺可桢一再提到陆游、文天祥、陆秀夫、张煌言等气节人物，但他讲的最多的还是王阳明，这是因为后者的人生轨迹，无论是地理意义上的还是社会意义上的，都与抗战时的浙大师生有相似之处。生于余姚的王阳明“除在浙江本省讲学之外，其一生事业在江西、广西两省为最大，又谪居贵州两年”；“治学、躬行、艰贞负责和公忠报国的精神，莫不足以见其伟大过人的造诣，而尤足为我们今日国难中大学生的典范。”1938年11月1日，浙大在宜山举行开学仪式，竺可桢特地作了《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之演讲，在简略回顾了阳明事迹之后，他对学生们说：“这次民族战争是一个艰苦的长征，来日也许更要艰苦，我们不能不作更耐苦的准备……阳明先生平桂乱与谪贵州，正是赖非常的艰苦来成全他，结果果然动心忍性，增长他的学问，造成他的伟大……我们要自省：敌寇如此深入无已，将士与战区同胞如此捐躯牺牲，为什么我们还受国家优遇，有安定读书的余地？这决不是我们有较高的智识，就没有卫国的义务。只说明我们要本其所学，准备更大更多的卫国的义务。”在题为《浙大的使命》的演讲中他又说：“昔王阳明先生至龙场一年，其影响所及，风化文物，莫不因而改善进步。阳明先生之门弟子，率能笃践师说，影响亦宏。浙大来此，尚有多年之逗留，吾人自当法步先贤，于所在地之种种设施，革革兴兴，尽心竭力以赴。”
抗战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抗战。浙大搬迁所经之地，消息闭塞，为此，浙大利用自备的无线电收音机，夜间收听记录新闻消息，予以摘编，办起了《浙大日报》。师生们还演出《芦沟桥》、《汉奸的末路》、《中华民族子孙》等抗日话剧，引来当地村民观看，同仇敌忾之气激荡在赣江上游各地。
西迁途中，一些同学满怀悲愤投笔从戎。竺可桢对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大为赞赏，以战国时代赵氏孤儿的故事教导同学：当今临敌之际，年轻人有两种途径可以报国，一是赴前线杀敌，此举需要勇气和胆量，如程婴所为；一是在校刻苦学习，以后从事建设工作，此举需要毅力与恒心，如公孙杵臼所为。校长的话让学生们时刻铭记在心，没齿不忘。
浙江大学迁址途中，每到一地，即结茅架竹，搭屋建棚，图书仪器一箱箱开出来，按时开课。学生黎明即起，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尽管当时物质条件极其贫苦，但这段时间，成为许多学生一生最难忘的时光。而当时的竺可桢，总是以高尚的道德鼓舞学生。他的一名学生年迈时接受记者采访，有些陶醉地回忆起这位老校长的话，“好似杏花疏影里响起的笛声，那样嘹亮与悠扬，将日月星辰都打开了”。
浙大西迁至遵义时，主要集中在遵义的何家巷、子弹库，湄潭县城湄江镇和永兴镇三处办学，当地七八十岁的老人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情景。湄潭县永兴镇的覃廷贵老人，曾在当时的浙大附中读书，与贝时璋等浙大教授的子女是同学。“当时不仅学生穷，老师也穷，没有电灯，也没有煤油，晚上就点桐油灯看书，第二天起床后，不仅鼻孔是黑的，有时脸上也被熏得黑黑的。”
浙大文学院史地系1940级的一位毕业生曾说：“很难想象我们当初是怎么过来的，我从未为穷苦流过一滴泪，而且意志极为坚强，当时大家都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想法，正是这种想法支持着我们度过了那些艰苦的日子。”
1940年，浙大刚西迁至贵州时，一年级学生留在贵阳的青岩镇，分散到迎祥寺和龙泉寺上课。尽管60多年过去了，青岩古镇的不少人至今还记得浙大办学的情况。迎祥寺师悟和尚指着寺院后面的一个洞口说：“这里是当年苏步青教授上课的地方。”
由于敌机时常在贵阳上空盘旋，浙大的教学经常受影响。一天，苏步青召集几位助教和学生，搬来几条木板凳，来到这个山洞。他对大家说：“这就是我们的研究室，我们要在这里创办一个微分几何研讨班。山洞虽小，但数学的天地广阔。”接着，苏步青作了第一次报告，中国第一个微分几何专题研讨班就在这个山洞里诞生了。
战时，科研仪器缺乏，实验条件简陋，师生们就自己动手创造条件。实验没有电，理论物理学家束星北就带领物理系的电工，夜以继日地修好了一台破旧的发电机，不仅保证了实验工作的开展，还使师生听到了国际无线电广播。王淦昌教授在指导研究生叶笃正做“湄潭近地层大气电位的观测研究”课题时，没有观测仪器，找了个损坏的电位计进行修复，以此观测到的数据成了叶笃正硕士论文的基础材料。
就是在这一个个山洞、破庙里，老一代知识分子自己创造条件开展科学研究；就是在这一盏盏昏黄的桐油灯下，教授们写出了一篇篇科学论文。许多著名学者如卢鹤绂、苏步青、陈建功、贝时璋、谈家桢、罗宗洛等，一生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这里取得的。苏步青在微分几何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被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王淦昌1942年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的著名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就是在这里写成的；在湄潭的唐家祠堂，谈家桢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并用两年时间搞清了其中的机制和规律，这一成果在1946年美国《遗传学》杂志发表后，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轰动，被称为是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曾在浙大学习的李政道写下过这样一段回忆文字：我在浙大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教室和宿舍就在两个会馆里。那时，只要没有课，我们一早起来就跑到茶馆里，泡上一杯茶，目的是买一个座位，然后一整天都在那里看书、作习题，茶馆再闹，也看得津津有味。
浙大农经系1946年毕业生陈玉伦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很多教师住在拥挤的民房里，同学们仅靠学校的少量贷金维持生活，但大家精神振奋，把抗日救国作为精神动力，把掌握知识作为一种责任。老师对学生的课业也十分严格，微积分每周有一次测试，物理每月几次小考，英语每次上课前都要提问，同学们谁也不敢放松平时的学习，即使是每天早上集体做早操也十分认真。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生活、学习条件如此艰苦，但浙大西迁培养的1300多名学生中，涌现了不少如李政道、程开甲、谷超豪、施雅风、叶笃正等精英。据不完全统计，在当年浙大任教和求学的师生中，后来有50人当选为两院院士。
三、“求是”意味着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养成“缜密深沉”的思考习惯；意味着具有“明辨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概、“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意味着“包容、开放、民主”。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是反映大学在长期办学历程中所形成的理念、价值取向，以及传统、风格等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是维系大学的内在精神力量，是学校凝聚力的体现。
竺可桢时代浙大的大学精神集中体现在校训“求是”上。
1938年11月1日，竺可桢为师生作《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讲演，也就是在这时，他正式提议将“求是”定为浙大校训。这一校训也是竺可桢教育理想的集中体现，是他“培养”教育目标的具体化。后来，他在对一年级新生作《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讲话中深刻、精辟地阐述了“求是”的涵义：“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而要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要有刻苦耐劳，富于牺牲的精神；就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以使“真理卒以大明”。
在竺可桢的心目中，为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的人必须要突破常人之所见、所识；具备“求是”品质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人才”，除了要爱国以外，还必须具备以下三方面的素质：一要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养成“缜密深沉”的思考习惯。他指出，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最需要的不是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国人是否拥有科学的头脑。“若是一般国人无科学头脑，则虽满街引擎，遍地电气，科学还是不能发达”。二要具有“明辨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概、“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不盲从、不附和，不为习俗所惑，不随大势所趋，一切以理智为依归，敢于向传统的权威提出质疑与挑战，就象西方近代的科学先驱者布鲁诺、伽利略、达尔文、赫胥黎那样，即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三要具有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在竺可桢看来，“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供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主动求知和不断研究的能力。”
“求是”，也意味着“包容、开放、民主”。浙大校歌开头两句写道：“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这也是作为浙大校长竺可桢的真实写照。竺可桢早年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又留学美国接受了现代科学和民主思想的熏陶，这自然使他具备了一个现代大学校长所应当具备的“海纳江河”的“包容、开放、民主”的胸襟和器局。他坚持民主办学，虽然是一校之长，但却从不独断专行，而是集众家之长，共同管理学校。他成立了校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作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凡重要规章制度、重大校务问题，概由校务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审议决定。在引进人才上，竺可桢豁然大公，“决无门户之见”。他“三顾茅庐”，恭聘马一孚先生，礼聘前校长邵裴子先生，敦聘原先在不同学校任教、具有不同学术经历的学者。教授费巩，极有才子气，一度对竺可桢不满，开教务会时，当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却微笑不语。后来，竺可桢不顾“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照样请他做训导处长。有“中国的爱因斯坦”之称的物理学家束星北，才华横溢，却脾气暴躁。浙江大学因战争西迁，他对竺可桢不满，于是一路跟在这位校长后面，数说其种种不是，竺可桢总是一笑置之。竺可桢虽然并不欣赏束星北这种作风，与他私交不深，却力排众议，将他聘为教授，并经常为保护这位有才华的教授而费尽周折。结果，在竺可桢周围，众星拱月般聚集了一大批“听听名字就令人神往”的教授：王季梁、胡刚复、梅光迪、张其昀、束星北、张荫麟、苏步青、贝时璋、王淦昌、谈家桢、蔡邦华……这些人大多性格独特，气度不同，却都对竺可桢服服帖帖。
在竺可桢的领导下，浙大的专家学者们贯彻教学民主思想，秉持学术自由理念，使得全校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百家争鸣而又“和而不同”。1945年，李约瑟在英国《自然周刊》上这样写道：“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这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研活动的一片繁忙紧张的情景。”
1940年初，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离开北平到浙大史地系。他在浙大专任教员的时候，史地系主任是张其昀，对他很好，把他聘去后提职称也很快，谭先生说张其昀对他有知遇之恩。重庆那边一度想聘他去，他不去，宁可待在遵义这么小地方。但谭与张在政治理念上完全不同。谭的助手吕东明，是当时遵义地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系主任张其昀和校内国民党的负责人有所耳闻，出于对谭的尊重，也没有干预。谭先生也为吕东明想方设法做掩护。所以他们在政治上虽然有分歧，但是并不影响私人友谊、不影响学术。当时的浙大，就是这个风气。
束星北与王淦昌同为浙大物理教授，都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二人经历不同，性情更是形同霄壤。在专业上，两人各有所长，一个擅长理论物理，一个擅长实验物理，但整体实力相当。两个才华非凡而又个性迥异的人在浙大遭遇后，一起演奏出了一曲“求是”精神的绝唱。在科学研究和教学上，二人既是“对手”，又是“至交”，他们既能相互冲撞启发，又能相互吸收弥补。他们在课堂上常常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形同两军对垒。如在湄潭时期，两人曾为大学四年级学生专门开设了“物理讨论”课程。课程分甲、乙两种。甲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学术报告，乙主要是由束星北和王淦昌就物理学前沿课题作学术报告。学术报告实际上是两个人和全体学生共同的讨论或争论，两个主角无论谁登台做主讲，另一个一定会不断地在下面“拆台”，不断地提问插话、诘问“抬扛”，常常使讨论变成了近乎吵架的争论。有时候，两个人竟像顶了牛的小孩子一样，喊叫着，争得面红耳赤，让学生们颇感新奇，而一些学术问题就在这样的争论中日见深邃。
在科学研究上，两人也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伙伴，尽管各有所专，却每有新的题目或思想时，必到一起探索讨论。学生或同事有疑问或新发现，王淦昌一定要将他们引到束星北那里。他常说，束星北鬼点子太多了，你们去讨吧。反之，束星北也是如此，他称赞王淦昌的语言是：他肚子里的货很多，你们得盯紧点。
有时两人也就共同关注的题目进行研讨，如核裂变和Bohr的色散理论或β衰变理论等。据束星北的学生程开甲讲，40年代初，两人已开始讨论研究如何击破原子核了。从中也可以看出，两人的研究已完全进入国际物理学的前沿了。束星北与王淦昌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物理学大师，他们不但在科学研究上成就卓越，还一同创造了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学风，建立起了中国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的基础，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闻名于国内和世界物理学界的人才，如吴健雄、李政道、程开甲等。而二人的这些成就主要是在竺可桢时代的浙大取得的。
1937年5月20日，世界着名物理学家玻尔来到中国。他访问了上海后，受竺可桢之邀，专程到浙江大学作了原子核的学术报告。大师在杭州游览讲学的几天里，束星北和王淦昌几乎与其寸步不离。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坦的争论；王淦昌同他探讨的是宇宙线中级联簇射的原因等问题。两个人特别是束星北与大师之间，不仅是请教、探讨，更多的是争论。“5月23日，12时30分，我们到达杭州，受到从大学来的三位青年科学家束星北、王淦昌、何增禄以及张绍忠教授的迎接。5月24日，演讲之后，我们应邀到市政府赴宴，由于年轻的物理学家们，特别是束博士和我父亲争论得特别起劲，我们迟到了一会儿。5月25日，束博士、王博士和何博士陪着我们走了一程又一程，并不停地与我父亲讲话。当我们分手时，天正下着雨，但我仍然看到强壮而坚定的束博士面带微笑站立在倾盆大雨中，只为尽可能地与我父亲多争论上几句。”尼尔斯·汉斯（玻尔的儿子）日后回忆道。
原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朱福曾称，束星北给玻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玻尔回去后，不断收到上海几所大学和浙江大学师生的信笺，多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些师生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有的则直接让他帮忙介绍。对于这些要求，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竺可桢长校的浙江大学其时在世界学界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从1936年至1949年，竺可桢长校浙大达13年之久。1949年以后，他离开了浙大，从此，“东方的剑桥”成为了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