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令人震撼的历史残片，虽然和课本里教的正好相反，但足以清洁人的心灵。

1）军歌：袁世凯小站练兵，徐世昌帮写了《大帅练兵歌》，用的是德皇威廉练兵曲。歌成，被两湖总督张之洞抄走，歌名不变。张作霖不知什么时候听到了，也不改歌名，抄走。又被冯玉祥听到了，抄走，改名为《练兵歌》。现在我们还经常能听到这支曲子，只不过歌词改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2）周恩来的学历问题：考清华，南方省籍的分数线高于北方，拒之门外，操蛋分数线的受害者之一；读南开，是中学而不是大学；在日本，被三所大学拒收；回南开，入学但因参加学运被开除。所以周恩来这辈子都是中学生。

3）爱国：曾昭抡，曾国藩侄重孙，与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国知名学者，“建国”时两人滞留于香港，蒋介石欲抢救二人去台湾，两人断然拒绝，归来报国。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絪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4个月后曾昭抡也被折磨死，兴盛百年的曾氏传承，至此不复见于神州故国。

4）抗日：西南联大有两个孩子要去延安抗日，钱穆说，“去那里干嘛？你们好好上学得了。打仗不是你们的事，再说，延安不是前线是后方啊！”

清末民初，习惯势力还把学校教育当成变相的科举：“学而优则仕”，也就是读书为了做官。而所谓做官，就是政客党棍和军阀官僚。当时读书人或文人心里都有一个算盘：哪一级的学堂毕业，等于哪一级的科举功名：小学堂毕业被当作“秀才”，中学堂毕业被当作“举人”，大学堂毕业被当作“进士”一千年前宋真宗的《劝学诗》云：“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回荡在文人心灵深处。“学业”成了一种做官发财向上爬的梯子。

蔡元培的“八不主义”中，首先提出“不做官”，就是针对这种“读书做官”的思想而发的。他当了北京大学校长以后，组织“进德会”以身作则，实行“不赌博、不嫖娼、不纳妾、不做官”等准则，把腐败的官场与赌场、妓院、鸦片馆归为同类，把出卖人格、投靠军阀的政客比作赌徒、嫖客和鸦片烟鬼。这对于专制政体的深恶痛绝，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在蔡元培校长的人格感召下，北大师生纷纷签名参加“进德会”。从北大的用人、开课等实践过程中，学生们逐渐懂得了，原来北京大学毕业并不等于科举的进士；学术并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学术就是学术。为什么研究学术呢？一不为做官，二不为发财；首要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这就叫“为学术而学术”。北大学生们逐渐知道，新的知识阶层最大目标是在科学文化上有所贡献。

沈荩

晚清政府，已经不是一个最高统治者可以无法无天的时代。慈禧一怒之下处死一个记者，最终却引来了一连串难以应对的后续效应……
1903年夏，据《大公报》报道，肃亲王奉旨在虎坊桥抓获三名“嫌犯”。对于“被拿之故及所拿者何人”，《大公报》也不太清楚，只能“俟访明再布。”

就这一次看似平常的抓捕，最终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被抓的人中，一个名为沈荩的记者后来被慈禧杖刑处死。沈荩之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晚清中国的著名大案，与新闻自由关联在一起。

沈荩为什么被处以极刑呢？最流行的说法是这样的：

1903年，沙俄拒不履行1902年签订的《交收东三省条约》，不愿意从东北分期撤兵，还提出新的七条要求。当时，刚刚从八国联军进京，狼狈西逃的阴影下走出来的慈禧，不敢抗争，希望和沙俄缔结一项密约，来处理这一问题。

关于鬼的有无是人们时常争论的话题。

笔者喜欢看书，最近看到在林语堂先生所写的《苏东坡传》有这样一段话：

有一次，他（苏东坡）在从凤翔回京都的路上，正顺着一条山路行走，经过白华山。侍从之中一个人忽然中邪，在路上就把衣裳一件一件脱下来，直到脱了个精光。苏东坡吩咐人勉强给他穿上，把他缚起来，但是衣裳又掉了下来。大家都说一定触怒了山神，那个兵才中了邪。苏东坡走到庙里，向山神说道：“某昔之去无祈，今之回也无祷。特以道出祠而不敢不谒而已”。随行一兵狂发遇祟。而居人日：“神之怒也”，未知其果然否。此一小人如蚁虱耳，何足以烦神之威灵哉。纵此人有隐恶，则不可知。不然人其懈怠失礼或盗服御饮等小罪尔，何足责也，当置之度外。窃谓兵镇之重，所隶甚广，其间强有力富贵者盖有公为奸意，神不敢于彼示其威灵，而乃加怒于一卒，无乃不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则一事缺，愿恕之可乎？非某愚，其谅神不闻此言。

K192公交车上，一对夫妻站在一个有座位（照顾专座）的小伙子旁边，妻子抱着孩子，小伙看了几眼，车厢广播断断续续响起4次“请给有需要的乘客让个座，谢谢！”小伙没反应，突然，丈夫大骂：“看什么看。”连扇了小伙5个耳光，小伙被打得鼻血横流，镜框也被打飞，断成几截。两站路后，这对夫妻就下车了。小伙腼腆地说“没事”，被打后一声不吭，呆坐在位子上，鼻血不住地流。（8月24日《青年时报》）

这场“现场版搜索”着实让人揪心，只让人头脑发懵！

或许按照常识可以这样认为：“法律靠的是强制执行，而道德只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只能靠思想意识的谴责。用道德谴责现实版的“搜索”，无异于再度上演虚拟的搜索画面，这样的场面小伙“变身”为“叶蓝秋”似乎已是必然。然不同的是，这部“搜索”里面穿插了一男子的角色，还是一生猛男人，加上他那五耳光的“连击”，剧情就已改变。如果非要用确确的数据来形容，我只能说小伙夸出了“五十步”触动了道德的边界。而男子打人却走过了“一百步”，踏破了法律的“红线”。原本简单的道德问题，成了道德与法律的角逐，“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争论！

在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18次年会上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语出惊人：“现在国家对乳制品的抽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么抽(查)会抽死人啊！”对相关部门加强乳制品质量监管的不满之情暴露无遗。（8月26日南都网）

食品质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目前食品质量如何也是无须多费口舌的，毕竟，中国乳制品的质量现状如何，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怎样，大家心中都有本账，乳企也不可能不清楚。而要保证质量，减少食品安全事故，就要从企业自身的自觉从严把关，以及职能部门的严格监管来实现。

编者按：近期，针对中国人口问题，财经评论员叶檀、薛涌、易富贤等人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展开了论战，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撰文称，如果没有制度红利，那么人口红利只能被白白浪费，就像60、70年代的中国一样。她指出，人口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束缚，甚至是发展的重要帮助，如此境地，当前中国可以改变什么？现实很无奈，我们可能什么都做不了，现在即使全面放开人口政策，也很难改变中国此后步入人口老龄化的颓势。以下为全文。

如说常识无需强调，那么可能是错觉，正如一句老话所说，当谬论已经环行半个地球之际，真理才刚刚动身。

人口问题即是如此。笔者曾经在此前专栏《计划生育罪与罚》中已有论述，无论经济合理性还是人性角度，计划生育政策都需要反思。

一国人口，不仅关系民族未来，亦关系个人权益。当前一方面人口形势面临诸多转折点，政策势必有所改变，人口专家亦奔走呼吁；与此同时，公共空间也需要更多观点争鸣，FT中文网也刊登出不少观点互异文章，具体可参见人口专题，也会继续邀请专业人士继续展开有意义讨论。

因历史与人为等因素，中国人口问题在现实中变得极为复杂，尚有不少扭曲的刻板印象需要纠正。笔者并非人口专家，卑之无高论，学界对此已经有不少研究与共识，尤其放开“二胎”政策；但是如果一二常识尚值得强调，亦甘冒跨界评论之名。

无数惨烈的车祸都证明凌晨时段开车最为危险，但这一切，却没有引起相关部门和驾驶人员的重视。显然，“8-26”延安特大车祸的发生，正是由于客运企业和驾驶员都抱有侥幸心理。

8月26日2时40分左右，陕西省延安市境内的包茂高速公路发生一起特大车祸，一辆双层卧铺客车和一辆装有甲醇的罐车追尾，两车起火。截至26日下午，车祸造成客车上36人死亡、3人受伤。

大火无情！卧铺大客车高速撞上满载易燃化学品的大货车，客车车头深嵌前车，酒精一样易燃的甲醇液体迅速包围客车，客车瞬间燃烧，许多处于凌晨熟睡状态的旅客，瞬间陷入火海之中……“夺命卧铺”成为活生生的“人间地狱”，惨不忍睹！

近年来，客车交通事故、火车追尾事故接二连三的发生。一幕幕悲剧，一条条生命，刺痛着公众的心。据公安部统计，2011年，全国发生的27起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交通事故，跨省长途有8起，凌晨和午后疲劳驾驶14起，800公里以上客运班线约占重特大事故的27.5%。虽然，“8•26”延安特大车祸具体原因仍未明朗，但悲剧再次引发了公众对于客车安全标准的质疑。

8月24日凌晨5时30分左右，通车不到1年的哈尔滨阳明滩大桥发生断裂，致使4辆大货车坠桥。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

就是这座坍塌的大桥却在此前要申报鲁班奖，而且是要申报两项鲁班奖，理由是，中国铁建中铁十三局集团四公司承建的哈尔滨三环路西线跨松花江大桥四标段和一标段，创造了“哈尔滨速度”和“哈尔滨奇迹”。

然而，如果鲁班在天的灵魂有知，也会高声而愤怒发表声明：别辱没和玷污了他的名声。不仅鲁班会愤怒，今人更有太多疑问。面对坍塌事故，哈尔滨政府方面首先是推卸责任。先是称找不到施工责任方，然后又称桥梁断裂部分属三环路群力高架桥工程，不属阳明滩大桥。这些辩解其实都没有任何占得住脚的理由。例如，既然事故发生地点位于桥梁整体的中部偏南，也即是阳明滩大桥的引桥，难道引桥就不属于阳明滩大桥吗？

尽管阳明滩大桥有很多所谓的奇迹要申报鲁班奖，但是，看看它的造价、时间和通车运营时间的长短，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毫无质量的工程。阳明滩大桥是目前中国长江以北地区桥梁长度最长的超大型跨江桥，工程于2009年12月5日开工建设，2011年11月6日建成通车，估算总投资18.82亿元。

前北大经济学教授邹恒甫21日在实名微博爆料“北大院长、教授和系主任奸淫餐厅服务员，北大内酒店服务生走后门上北大学位班”，引发舆论持续发酵。22日，《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在该报发文《不负责任的爆料等于耍流氓》，直指邹恒甫“公报私仇”，拿“桃色事件”往北大身上泼污，败坏北大声誉。

我以为，借“公报私仇……泼污水毁人清白、发泄私愤”说事，并无必要，一则，动机如何，难以验证；二则，即便确实如此，也并不重要，我国本有“不以人废言”的古训，重要的是邹恒甫的爆料内容是否属实。

当然，也诚如曹林所说：爆料语焉不详“都是"北大院长"、"女服务员"……"系主任"……之类非常模糊的信息……没有实指，没有精确的指向，而是笼统的泛指……”，但是，既不排除“诽谤”的可能性，却也很可能只是技术层面的粗疏而随着后续“层层剥笋”的举证深入将得以夯实。曹林的超前断言邹恒甫“诽谤”，与邹恒甫的爆料粗疏“毁人清白”又有何异？是的，这是个关涉声誉的事，但关涉的不单北大，而是双方。

邹恒甫是著名经济学家，北大是著名公办高校。以维护各自声誉计，邹恒甫既然骑到了老虎背上，也只有“层层剥笋”，拿出实证表明所言非虚；而既演化为一起公共事件，北大也只有凭借深入调查，才有可能“自证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