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搞得最大、最嚣张的盗窃犯是个“马路提货”的司机。“马路提货”是我到K字楼第一次听说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市内各类工厂很多（现在北京几乎没有工厂，都成了“公司”），都是国营或集体的单位经营的。他们大多没有仓库、院子，来了大宗原料、机器设备等一般先堆在街道上，然后逐渐倒腾到院内、车间内；有的商店、机关来了大宗货物也有很多一时不能入库、拉进单位的，也常常堆在马路旁边。这些都是“马路提货”者们“提货”的对象。
“马路提货”都是团伙作案。他们有信息来源，有作案工具（如汽车、起重设备等）、有销售渠道。一旦有了信息，这些“马路提货”者便开着汽车，带着起重工具和搬运工成群结队而来，到了就装车，装满了就拉走，大模大样，与正常搬货运货毫无区别，也很少有人质疑，待到失主报了案才知道这里发生了大宗盗窃。那时农村许多公社与生产队办的企业，没有物资计划供应指标，就成为销赃对象。
我遇到过一个“马路提货”的司机，他是这个盗窃集团的首犯，是个老北京的小市民。他对生活要求细腻、干净利落，有点“老大”的气质，对谁都有些横，却含而不露，甚至表面上还有些谦恭，是个老北京的场面人，注意自持，但会给他不满意的人碰软钉子，让人下不来台。在K字楼找医生看病叫“求医”，先通过看守，叙述病情，经他们允许后，待医生来时通知你。
K字楼的医生是一个医疗经验不多的女护士。她医疗技术不行，但为人用当今话说“很牛”。从心理上说，她要在看病时充分享受她作为“人民”和监狱“干部”的优越感，获得一份精神享受。犯人看病被她呼来喝去是常事，她还常常说点儿不酸不咸训斥的话。这样的医生，除了年轻的街道混混，谁都发憷与她接触。那些有点自尊心的犯人不是万不得已，都不愿意找她看病。她还有一个毛病，爱打听犯人的案情。犯人求医，一到她那里，她就像预审员似的，板着脸训斥：“交代你的罪行！”犯人不得已只得复述一遍。当时“K字楼”的“花案儿”多，有的大老爷儿们不好意思当着年轻妇女讲这些苟且之事，可是医生的好奇心来了，还要追问一些细节，犯人就更加吞吞吐吐。此时她还会训斥道：“怎么着？嫌寒碜呀？早知道寒碜别犯罪啊！”犯人回到号里议论起这位大夫无不嗤之以鼻。
这位“马路提货”者到K字楼不久就闹肚子。腹泻在监狱是个大病，他向看守一说，第二天上午就被叫出监号去看病。那位女医生见他刚刚坐下，就厉声问道：“你大模大样的，犯的什么罪？”他不假思索，回答得很干脆：“强奸了一个女大夫。”这句话一出，女医生一惊，反而没话了，局面十分尴尬。这个老油条跟没事儿人一样，极自然地诉说了病情，取回了药。当天下午，看守打开监室的铁门训斥他，说他“侮辱干部”，并铐了他半天。后来，他颇有些得意地在监室内转述了此事。许多人都笑了，老油条的笑意含在皮肉里。
他出身于社会底层，生怕别人看不起他，因此，闲聊时常常说起自己家中生活的殷实与体面，但从不提这钱是怎么来的。他是由宣武分局逮捕的，案子审结，已经许可家属送东西，到K字楼只是走个程序，但他还是带了一大包衣服进来。每天只要有空，他必展示包袱里数件不同颜色、而且极鲜艳的运动衣裤。那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运动衣裤是奢侈品，喜好运动的青年人也只是买一两件换着穿。他却有那么多，而且五颜六色。每当他从容地翻腾和细心地折叠这些“宝贝”时，旁边的“小佛爷”们无不垂涎三尺。他喜爱传统的摔跤，常常在监号夸耀曾向天桥的“宝三”“满宝珍”请教过（这都是五十年代初活跃在天桥的老一辈的掼跤名家，很有震慑力。他比我岁数还小，可能只是听说而已）。他还经常与小青年比划比划，教他们几招儿，在狭小的监室内遛遛腿脚，小青年们对他挺崇拜的。
我在K字楼待了一年零四个月，没有见到过牢头狱霸，像这位“马路提货”者就有成为牢头狱霸的潜质。当然，他不是牢头狱霸，甚至还有意识地抑制自己向这方面发展的可能。另外就是他想成为狱霸也不可能，因为K字楼常常调号。队长一看到哪个号的犯人一起待得久了，彼此熟悉了，就要调号了。我对云南发生的“躲猫猫”事件感到不可理解，如果不是看守有意纵容，看守所根本不会有牢头狱霸（然而劳改场比较容易形成牢头狱霸，那是管不胜管的）。因为这不是十天半个月就能形成的，看守一旦看到有这方面的倾向会马上调号，有这方面潜质的人要找到追随者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因此看守所的牢头狱霸都是看守纵容或支持的结果。
选自王学泰著《监狱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