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张福森深夜相劝
5月23日，为了二十所高校联署的《倡议书》，我们几乎忙了一整天。这一回，我们是把学生代表请到中关村的四通饭店。当时，四通饭店刚落成，还没有对外营业，没想到我们接待的第一批客人，就是从天安门广场上请来的绝食学生。
所有的组织安排、学生接送，总指挥是崔铭山。与学生切磋讨论、落实文稿的，是曹务奇。如果说周舵和曹思源是四通“介入”学运的前锋大将，那么崔铭山和曹务奇就是四通“操纵”学运的中军大将。
记得当时有一位学生对曹务奇说：“我们有一种被操纵的感觉……”
曹务奇回答：“这就对啦！”
是啊，我们就是想在一辆失控的越野车眼看就要冲下悬崖之前安上刹车，可惜为时已晚。
当天，有一大批记者在四通的咖啡厅等待《倡议书》的出笼，等他们拿到最后文本后准备发稿时，正赶上短暂的新闻宽松时期结束。“有关部门”明令该《倡议书》和所有的学运消息不能见报。很奇怪，一份呼吁撤出广场的倡议不能发声，只能理解，现在有人希望学生留在广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居心叵测”。
当晚回家时，已明显地感觉到已经被有关部门“盯”上了。
我的住所在西三环北路的厂洼街，那里有一片四季青和五金矿产合盖的宿舍楼，我住的是最小的一室一厅大约只有30平方米的最小的单元。当时，四通的许多干部都搬进了当时北京最好的万泉河路的大单元，我没有给自己分一间，仍住在四季青当初分给我的小房子里。据说，后来戒严部队来抄家时，被我家里的简陋震惊了、也感动了。
我在那个大院里有一位邻居，也是清华校友，当时他担任海淀区的区委书记，他就是张福森。
那天深夜，大约已经是5月24日的凌晨两点，我的这位邻居登门来访。这个时刻登门，一定有非常重要的非常之事。只见他一脸严肃、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说：
“万啊……”在我的姓之前既不加“老”，也不加“小”，只有张福森这样称呼我。
“如果……邓和赵之间……”他斟字酌句：“有什么不同……我们还是要……支持邓啊。”
我一向是邓大人的坚定支持者。记得在这场风暴之前，有外国记者问我：“你认为邓小平是站在你一边的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因为我是站在他一边的。”
但这一回，我没办法站在他一边，我做不到。人心里都有一道坎，这道坎我过不去。我向张福森报告了我这两天同学生接触的情况，我说，说服学生尽快从广场撤出来，避免发生流血冲突，这就是我现在的全部目的。“一旦真的发生了流血……那就毁了邓大人一生的英名啊！”
他默然。
我曾经在以前的文章里提到过这一段往事，但没有点名。我说：“我理解他的好意，但我做不到。我清楚那是为官的准则，但却不是做人的准则。那位学长六四后果然官符如火，先后做到一方大员和一部之首。我依然尊重他，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处世的方式。也感激他，对我说那番话，他完全是善意。后来他在自己的位子上，为保护四通和我的一些朋友尽心竭力，默默做了许多事情，我在海外也感同身受。”
所以，听到有人说我在1989年的时候是“头脑膨胀”、“错估形势”、“野心勃勃”、“政治投机”等等说辞时，我都一笑置之。我万润南再愚钝，有张学长这样的高人指点迷津，不至于如此不明事理、不懂利害、梗顽不化吧。
5月25日，香港《文汇报》头版头条报导了一件大事：《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这就是我当年出手做的第二件事情，负责实际操作的，是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曹思源。
（17）橡皮图章企图硬起来了
人大，在宪法中被赋予很大的权力，但在中国的实际政治生活中，常常被人称之为“橡皮图章”。“党大？还是法大？”当年负责政法委的彭真，在电视机镜头前向全国听众坦承：“这个问题，我也说不清楚。”
曹思源是一位杰出的院外活动专家，他曾经推动“破产法”的立法，在那个年代，居然让他搞成功了，你不得不佩服他的执着和坚持。他因此被大家称为“曹破产”。
后来他又斗志昂扬、热情洋溢地推行“人大旁听制度”，提出十条修宪意见。他主持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以后，交的第一份作业就是“让橡皮图章逐渐硬起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安全通道”，我看了以后大为赞赏。
在1989年风云变幻的五月，人大这枚“橡皮图章”，曾经企图硬起来一回。这件事情的幕后推手，就是四通。
5月25日，“有关部门”报告：
“据多方面了解的情况，今天，香港《文汇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的通栏大字标题，发表了综合消息，并强调指出：‘据悉，紧急会议的重点包括罢免李鹏’。据从多方面了解的情况，向该报提供这一消息的，是北京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曹思源。”
确实，是曹思源把将这一消息提供给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刘锐绍的。
“有关部门”的报告称：
“自四月下旬以来，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就一直参与有关北京学潮的活动，曹思源等人并与高自联头头有较多接触。戒严以后，曹思源等认为北京局势更加复杂，经向万润南汇报并经万同意，曹思源决定草拟一份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建议书》。万、曹等认为，‘全国人大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这个时候，召开紧急会议，是完全符合宪法原则的，也是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必要措施。’‘在此紧急关头应通过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
其实，这是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共同的想法，四通的独特贡献在于，把这一想法变成了具体的、可操作的行动。
“有关部门”的报告记述了这一过程：
“《建议书》写成后，曹思源即持《建议书》首先找到了胡绩伟同志，胡绩伟同志在审阅了《建议书》后，明确支持他们的行动，并在《建议书》上加了一句话：‘如果暂时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召开在京常委委员非正式紧急会议。’胡签名后，表示愿意以他的名义，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曹思源等人向其他常委委员办理征集签名事宜。从五月二十一日晚开始到五月二十四日上午，曹思源等四通社会发展所人士各方联系，或登门拜访，或打电话，或发加急电报，要求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在《建议书》上签名。有的人大常委委员见了《建议书》，在上面签了名；有的委员没有见到《建议书》，由曹思源等人代签，名为委托代签。这次一共有四十六位常委委员或直接签名或电话委托签名，或电话表示赞成开会或回电报表示赞成开会。”
另外还有十一位在其他场合表明过同样的态度，所以一共有五十七位人大常委委员赞成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超过了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但因为有些常委不是直接签名，算是留下了破绽，后来给我们带来了一点麻烦。
报告称：
“二十四日下午，四通社会发展所将关于提议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信件及收集到的常委委员的意见材料交给了胡绩伟同志。胡绩伟同志又分别给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副委员长、彭冲副委员长写了亲笔信。曹思源等人于二十四日下午一时半将这些材料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发室……”
5月25日，在香港《文汇报》发布这一消息的同一天，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回国。他本来就是改革阵营的一员大将，在国外访问期间，发表的讲话也相当开明。国内各阶层对他都有深厚的期待。当天，学生发起了迎接万里回国的环城大游行。呼喊的口号有：“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罢免李鹏”、“万里回国，人民期待”等等。
但万里回国的专机并没有回到北京，而是停在了上海。一下飞机，他就被实际上控制了起来。实施这一行动的，便是江泽民。
（18）SOTEC讲话
5月27日，被软禁在上海的万里发表了违心的书面谈话，恢复自由后回到了北京。
当天，王军涛出面召集了“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发表了包遵信牵头起草的《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
5月27日这一天，我本来应该在香港出席IDG举办的世界信息产业研讨会。上一次会议是在1987年11月，我出席了。这一次，因为国内局势的动荡，李玉建议我不要离开北京，所以我推迟了行程，先递交了大会讲话的书面稿，当天只好请香港四通的总经理王安时在会上代我宣读。
这篇讲话的要旨是“要了解中国的信息产业和市场，不能不了解中国的民办科技企业”，其中，我引用1989年3月14日电子部《计算机信息报》公布的1988年全国信息产业的排序，来说明民办科技企业的地位。当年的综合排名如下：
1、北京四通集团公司（102,635万元）
2、中国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79,412万元）
3、北京市京海计算机集团公司（19,138万元）
4、长江计算机（集团）联合公司（18,890万元）
5、浪潮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15,633万元）
6、北方电脑公司（15,000万元）
7、国营南京有线电厂（14,722万元）
8、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即现在的联想公司，14,000万元）
9、国营北京有线电厂（即738厂，13,612万元）
10、太极计算机公司（11,888万元）
在这前十名中，有四家公司，即四通、京海、北方电脑、计算所公司（联想）是民办科技企业，他们的总销售额占这前十家的49％。四通一家就占这前十家的33．6％。也就是说，当年的中国信息产业，民办企业和国营企业平分秋色，四通则是三分天下有其一。
我在讲稿里表示，欢迎投资者来和中国的民办科技企业合作，因为我们离市场更近些，所以你们离成功也会更近些。
虽然这一天我没有亲临会场，但为了出席这次会议，我办了赴港的签证，这帮助我在六四以后，得以从容地离开中国。当时，因为出国很频繁，我同时有三本护照，一本是为出席IDG国际会议办的赴港签证；一本办的是去澳大利亚的两年有效的多次往返签证；还有一本是去芬兰的签证。中国科技代表团预定6月9日赴芬兰访问，我是代表团成员，团长是国家科委副主任李绪鄂。当时办一个签证的周期很长，有许多时间是重叠的，只能办多本护照来应对。
5月27日那一天，我没有在香港的国际会议上讲话，却应段永基的要求，跑到在四季青的北坞发表了一次谈话。那一天，是中日合资的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SOTEC）成立两周年。在SOTEC，我是董事长，段永基是总经理。
我讲话的主题是：“四通应当成为培养新一代企业家的学校”。下面是这次讲话的录音记录：
二十多年前，我们在清华学习，当时蒋南翔校长讲，清华培养的干部，二十年后，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干作用。当时不是很理解，现在刚开始有点明白了。
今天我想讲一个问题：就是四通培养的干部，要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和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今天，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迎来了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期。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新时期的主题。谁是经济增长的支柱？是企业家。四通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培养新一代企业家。一位发展经济学家说过：“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总是落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一支企业家队伍”。
企业家的成长，在中国的环境下，有特殊的困难。中国新一代企业家，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农民企业家，这是一支不可小看的力量。这些人，他们原来就没有铁饭碗，一旦进入市场经济，一旦有了政策环境，他们的能力、胆量、创造性就充分发挥出来。现在乡镇企业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到将近一半的份额，现在全国工业总产值大约是10000亿左右。1987年乡镇企业是3300亿，1988年是4500亿。二是科技企业家，相当一部分科技人员、知识分子离开大院大所出来办企业。三是从国营企业脱胎出来的经理、厂长。
成为企业家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眼光，第二是能力，第三是胆量。一般来说，科技企业家有眼光、有能力，差的是胆量。而农民企业家胆量足够大，也有相当能力，他们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远非我们所能想象，但他们的不足是眼界不够开阔。出身国营企业的，他们先天不足，后天可畏。
在中国办企业有两个很大的制约条件，一个是中国的传统体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里面长不出真正的企业家。那里都是按照政府指令办事的官员，而不是独立的有商品意识、市场意识的企业家。第二个制约条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种分析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的社会，而美国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熟人社会办事靠人情，陌生人社会办事靠契约。在中国如果不是熟人，就不好办事。熟人社会在组织上主要是两类，一类是血缘组织，一类是地域组织。这样的企业在市场半径方面便会受到很大限制。这样的企业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化企业，不可能成为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的企业。我们创办时提出要办中国的IBM,其含义不仅是要成为这个行业里最有影响的最大的企业，而且它在体制上、组织上、机制上是现代化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组织创新和机制创新。
企业家的职责就是创新。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新市场的开拓，也包括管理方式的创新和组织机制的创新。
这种组织创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很难生长，基本上没有可能。这就需要吸收、引进西方文化。SOTEC是个合资企业，跟外界有比较多的联系，一开始就吸引了一批知识、能力、眼光各方面素质都很优秀的人才，我们有条件首先从这里搞组织创新和机制创新。
创新的过程是艰难的，和传统文化之间会有许多碰撞。《SOTEC之声》要我为SOTEC周年写几句话，我说，四通要在国家的经济主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独特的作用，SOTEC要在四通发展的过程当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有人讲，现代社会有三大支柱，一个是信息技术，一个是民主政治，一个是市场经济。四通、SOTEC正好是这三个集合的交。我们从事的是信息技术产业，我们是符合市场经济规范的企业，而我们的观念最接受民主政治的规范。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希望在四通，四通的希望在SOTEC。
我们正处在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不管局势怎么发展，有一条大家要有信心，就是中国只会越变越好、越变越光明。这个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我们不仅要把企业的事情办好，而且要有社会责任感。作为企业，我们是社会的稳定因素。我们最希望社会稳定，没有稳定，就没有我们的发展。社会不安定，我们会连饭都吃不上，因为我们捧的是泥饭碗。四通是一个企业，还应该是一个学校，培养新一代企业家的学校。大学的管理学院培养不出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是在企业里培养的。
至今的中国企业界，四通子弟满天下。被认为在中国职业经理人中出类拔萃的李玉琢，就是当年四通SOTEC的一员大将。
（19）亚视采访
在这场风暴过后，1989年8月17日，全国各大报在主要版面都刊登了一篇为我“歌功颂德”的文章：《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其中提到一次采访：
“5月30日，动乱高潮之际，万接见香港亚洲电视台记者谈话时就明确地说：‘政治民主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社会稳定要有一批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云云，正是他们心目中的资产阶级。如何使‘中产阶级’大量涌现？万润南叛逃国外后，点得更透了：关键在解决‘产权关系问题’，‘就是财产所有权的问题，必须要明确的界定’。说白了，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呼唤资本主义私有制。”
“而要解决所有制问题，用万润南自己的话讲，‘这已经超出经济改革的领域，变成一个政治改革的问题。’同时，‘活跃的经济势力必然会有它的政治代表’。万润南除了自己充当这样的‘政治代表’以外，还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探讨、推行他的政治主张，这就是由曹思源牵头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该所从开张之日起，就把引进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和修改宪法作为自己的重要课题。”
说实在，我至今都不认为自己说错了什么。另外，采访的准确日期是5月29日的下午2点，香港亚洲电视台的记者来公司采访，记忆中深刻的，是这样两个问题：一是问我对学运的看法，二是问我对政府做法的评论。下面是我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原始记录：
记者：你们怎么看学生的行为？
万：我们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对于学生的运动我是同情和支持的。他们希望政府清明，坚持改革，这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意愿。这也是学生运动得到这么多人支持的根本原因。但是，民主和经济的建设是要从一点一滴做起的。要想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政治民主要有很强的经济基础。没有整个经济发展为基础，政治上的民主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社会稳定要有一批中产阶段，他们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利益，他们不希望社会动乱。只有当这批人成为社会的多数的时候，社会稳定才能真正实现。日本战后的发展，南朝鲜、台湾的发展都经历过这个过程。这就是说，只有经济真正发达了，才能实现民主。另一方面，民主是昂贵的，要负担得起。包括这次运动，都是以很大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持。民主本身也要有经济基础。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是要埋头苦干，造就一批稳定的多数，多数人不赞成动乱，社会才能稳定。
记者：你对政府的做法有什么评论？
万：总的感觉是政府对群众的情绪反应慢了些。如果快点解决，有些问题处理起来就容易些。许多好的机会失去了，我不清楚里面的原因。群众要做的与政府想做的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试图来做一些交流沟通的工作，但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成效。我们在学生中做劝说工作，建议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撤出广场。要考虑到社会的承受能力，也要考虑到市民的承受能力。他们作为个人都承认我们的观点是对的，但他们没有能力把此变为行动。我们还做了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呼吁政府按照宪法和党章的规定来解决问题。不要动武。我们自己感到这是尽了社会的责任。
在8月17日的那篇文章里，还提到这样一件事：
“四通”下边有个鹭岛公司，该公司又下辖一个华成托运服务公司。这个公司的头头就曾直接从天安门广场找来一名“工自联”常委和几名闹事的学生头头，当场付给18000元现金，一部无线电话，派给一辆解放牌卡车，并应允代印传单等等。条件只有一个：支持党内“改革派”，反对党内“保守派”，倒李（鹏）保赵（紫阳）。他毫不掩饰地说：“我就是想用自己的观点去影响广大学生。”
我一直不知道此为何许人。最近读到焦国标先生的一篇文章，才知道他叫王誉虎。他还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一个企业主的六四情结》，其中对一些六四人物有一些独到的评论，例如批评我的一些做法是“弱智”，读了不禁莞尔。
————————————————————————————
附录：
王誉虎与“六四”人物
——《一个企业主的六四情结》读后
焦国标
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不久，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搞了一个“平暴展览”。一进博物馆的大门，就能看见院子里摆着的那一辆白色轿车。这辆车的车主叫王誉虎，它可能是八九期间学生领袖们使用的唯一的“公务专车”，后来成为“平暴”的重要战果，当时全国各大报纸都发了照片。展览大厅里还陈列有从学生那里“缴获”的打印机、复印机、无绳电话和电脑，旁边放着说明标牌“四通公司王誉虎”，意味着这些什物是四通公司王誉虎提供给学生的。针对这次展览，各大报刊发了一篇长文《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文中写道：“四通下边有个鹭岛公司，该公司又下辖一个华成托运服务公司。这个公司的头头就曾直接从天安门广场找来一名‘工自联’常委和几名闹事的学生头头，当场付给18000元现金、一部无线电话，派给一辆解放牌卡车，并应允代印传单等等。”这个头头就是王誉虎。除此之外，在六四镇压前夕的5月下旬，王誉虎还派自己公司的卡车，5天内往广场送去了八车食品。
就是这个王誉虎，日前在香港五七学社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名曰《一个企业主的六四情结》，以相当大的篇幅重温了22年前发生在北京的那场惊心动魄的伟大事件，并以他自己的视角重现了那个特定时期的几位风云人物，如万润南、周永军、柴玲、王丹、韩东方等人。
“平暴展览”上虽然称“四通公司王誉虎”，实际上王誉虎的华成托运服务公司是万润南四通公司的子公司的子公司，他与万润南没有任何业务上的关系。但是王誉虎非常崇拜万润南，他在书中写道：“西装革履的万润南气度不凡，中上等个儿，面相富态，身体有些发福，谦和的举止下深藏着几分矜持自信。”“下海5年已是百万富翁的我，……尽管已腰缠万贯，可比起万润南来，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土财主、暴发户，不够品位。”王誉虎在书中两次引用万润南的长篇讲话，甚至把1988年2月28日万润南在北京市先进人物报告团首场报告会上洋洋万言的发言《我们的探索》作为附录收入书中。
但是对于万润南六四期间的许多做法，王誉虎很不认可。1989年5月22日，万润南召集学生领袖，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一个会议，王丹、柴玲都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万润南提出，学生撤离广场必须有先决条件：一是军队回去，我们回校；二是解除戒严；三是李鹏下台、邓小平光荣退休；四是赵紫阳复出，并建议学生回校后坚持校园斗争。对于万润南在此危机关头提出的这些条件，王誉虎极为失望，认为非常弱智，他写道：“我近乎崇拜的万润南怎么会如此糊涂！对国情怎么如此一无所知！怎么会干这种与虎谋皮的傻事！”
王誉虎对周永军着墨较多。4月18日晚上八九点钟，四五个学生被带进王誉虎的公司办公室。“其中一个叫周永军，中上等个头，儒雅帅气。”王誉虎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自己的三大意愿：一、希望学生见好就收，尽快撤离天安门广场回校复课；二、停止攻击邓小平、杨尚昆，学运的口号应规范为“坚持改革，反对倒退”、“政治改革应与经济改革同步”、“支持邓的改革开放，反官倒反腐败”等等；三是如果上述二条学生认同，王的公司可联合四通等民营企业给予资金、物质方面的赞助和支援。“周永军等几个学生耳语一番，同意回广场去商量”。
一个多小时以后，周永军带八九个大学生再次来见王誉虎。“会议室近40平米，学生们面对我坐在折叠靠背椅上。周永军要求看一眼营业执照。他的要求被满足。我推测周永军的经历非同一般。尔后得知，他是前政法大学学生会主席，是4月22日大会堂前3个下跪请愿的青年之一，现任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宣传部长。其他同来的学生有清华的何亮、李玉奇、白立舜，北大的赵体国、赵爱学、陈留才，还有2个名字不详。”
王誉虎旁征博引讲道理，劝他们见好就收，保存力量。他的讲话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无一人质疑，也没有一人反对。大家纷纷表示回广场、回学校去做说服工作。有的同学说学生很穷，没钱打的士，为了串联提高效率，最好有专车。王誉虎马上表示：“这没问题，可以给你们一部轿车专用。我手头有2万多块钱现金，现在送给你们作活动经费，不过要由你们推举一人具体负责。”
几分钟酝酿，学生们推举何亮负责车的调度和钱的使用。王誉虎马上叫来向阳（公司员工、王誉虎的内弟）和司机刘登山，叮嘱他俩要24小时值班听何亮调配，接着从讲桌下的手提箱里拿出2万多元钱交给何亮。何亮与赵体国一齐清点钱数，然后说是2万2千元。何亮说应该写个收条。“我说不必了，我这笔钱是捐赠，只要是为了上述目标，钱怎么花由你们定！”又有几个学生说，天安门广场没有电话，最好有一部手机，串联沟通就方便多了，效率可以大大提高。王誉虎迟疑了一下，然后说：“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你们今晚先回去分头作工作。如果有成果，后天晚上9点在这里碰头，活动经费如果不够我还可以追加。”
这时，一直沉默的周永军说：“天安门广场由高校绝食请愿团、首都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和北高联领导，我们都不是主要负责人。阎明复劝说后，他们已经同意停止绝食撤离广场，但大多数绝食同学不同意，最后就没撤离了。在这里开会的有几个是北大、清华学生自治会的头头，我在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负责宣传。我们只能分头去做大家的工作。我们大家尽力而为吧！”这次会议午夜零点之后才散会。
六四镇压后的8月份，已被收押在监的王誉虎还与周永军见了一面。8月上旬一次放茅，是狱警A值班，王誉虎从厕所里出来，竟遇到正在甬道排队等候如厕的周永军。两人喜出望外，寒暄问候了几句。“不许说话！”狱警A煞有介事地喝斥着，似乎在给别人听，然后叫住王誉虎，低声问：“你们是同案吗？”“是。”过几天，又轮到狱警A值班放茅。王誉虎被提前叫出去，手持扫帚，被安排在厕所附近打扫甬道卫生。这时，周永军所在牢房的20多人奔向厕所。在厕所门口，狱警A示意周永军停住蹲下，王誉虎心领神会，马上凑过去蹲在周永军旁边急促地聊了起来。“因为我与周永军之间并没有触犯刑律的隐情，所以双方只用三言两语便让对方明白放心了。令周永军津津乐道的是，前些天公安局长和看守所长找他谈话，说有东南亚的政要要探视他，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告诫周永军如何应答，并许诺周永军只要听话，事后一定从宽处理。当东南亚某政要如期探视并询问周永军时，周永军并未完全从命。公安局长自然不十分满意。”一次放茅只有5分钟，这次狱警A却给了10来分钟。王誉虎写道：“A举重若轻、漫不经心地安排了（与周的）这次晤面。”
该著第23章是《说柴玲撤兵，告王丹快跑》。5月23日傍晚时分，王誉虎和妻妹李兰敏一起，来到人山人海、沸沸扬扬的天安门广场。“我俩费劲地穿行在团团围坐的学生之间，不时地接受学生纠察的盘问，用了好长时间才摩肩擦踵地挤到了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指挥部是用几个大帆布帐篷搭建的，周围用绳索圈起，有学生纠察把守。我向纠察说，有极其重要的消息向总指挥柴玲传达。学生纠察转身走进帐篷内，一会儿领出一个30多岁自称柴玲的女人。
“我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女人：一口京腔，30多岁，形象鄙俗，极像市井小贩。我毫不客气地说：‘你不是柴玲。我有重要消息一定要面告柴玲本人！’这个自称柴玲的女人用审视的目光端详我一会儿，很不情愿地说：‘好吧！’旋即钻进帐篷。
“几分钟功夫，真柴玲隔着围栏出现在我的面前。柴玲短发偏瘦，肤色微黑，面容清秀略显疲倦，得体简朴的学生装束，个子不高但精明强悍，有股盛气凌人的架势。
“我激动地说：你们胜利了，学生们胜利了！据可靠消息，昨晚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李鹏、杨尚昆下台，由万里、李先念接替，赵紫阳复出，还是总书记，地位稳固！戒严部队今天已后撤。你们占据广场已没有必要，应该配合赵紫阳尽快撤离广场。’我的话还未讲完，柴玲便冷冷地、强硬地说：‘赵紫阳上台下台是共产党内的事，跟我们学生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不会撤离广场！我们不怕戒严！我们要的是民主和自由，我们要用学生的鲜血唤醒人民的觉悟！’
“我目瞪口呆，未等我做出反应，柴玲毫无礼貌地转身走进帐篷。那个30多岁的市井女人轻蔑地瞪了我一眼也随后跟进。错愕的我竟呆站了几十秒钟，愤怒和失望骤然升腾起来：‘混蛋！完了，完了！学生被断送了！’我近乎咆哮地喊了几声。兰敏也愤愤不平地高声责骂道：‘真没想到，柴玲竟然是这么个东西！要用学生的鲜血唤起人民的觉悟？！这下子学生们可惨了！’我和兰敏跟来时一样费力地在静坐的学生人海中穿行，失望而又愤怒的我，面对这近10万来自天南地北的学生，一种恻隐之心油然而生。我除了愤怒、失望，还有一种无力回天、万般无奈的颓丧。当夜，我交待兰敏，从明天开始停止向广场的学生运送食品，恢复公司正常工作。”“我甚至怀疑柴玲是中共的卧底——以极左的面目把学运引上绝路。”
5月25日晚间电视新闻报道，李鹏当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3国新任驻华大使，已有26个省市自治区致电中央拥护戒严令，万里今晨因身体不适飞抵上海治疗。“沉寂了五六天，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李鹏忽然亮相了。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我马上意识到一切全完了，对学生的镇压已迫在眉睫！”“据台湾电视新闻报道，昨天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态度强硬、一意孤行，拘捕了赵紫阳及其儿子等40人，38军军长徐勤先因抗命被捕，卫星电视再度中断。我据此推断，血洗天安门邓意已决！”
26日清晨，上午10点左右，王誉虎正在办公室处理业务，何亮领来几名大学生。何亮只介绍了其中一位：“这位是北大学生自治会的领导，姓王。他想与你沟通一下，交换一下意见。”王誉虎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位学生领袖，“一米七多一点，瘦削、清秀，典型的大学生装束，气质优雅但略显稚嫩（尔后在通缉令上发现是王丹）。几个学生簇拥着王丹，有些风风火火，似乎另有急事，没有落座。”
王丹说：“何亮他们已多次把您的观点和您对我们的支援告诉过我，我也同意您的意见。但是我的意见不被采纳，因为广场指挥部和高自联根据民主程序，少数服从多数。我们各高校代表通宵开会决定，依照毛主席的教导，依照五四青年运动的方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派学生分头到工矿企业和农村去做宣传，发动群众……”
不等王丹说完，王誉虎便急切地说：“你们发动工农民众的思路是正确的，但为时已晚！昨晚新闻李鹏亮相，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当局很快就要镇压你们了！你们的当务之急是撤离广场，头头们赶快逃走躲起来，赶快跑吧！”王誉虎边说边从上衣内侧兜里掏出一沓钱，数了数，然后交给王丹：“我没准备，这1800块你们拿去，赶快跑吧！我明天也离开北京。”
王丹他们本来就像还有急事，所以没再逗留，便匆匆离开了。“王丹给我的最深印象是真诚，其次是稚嫩，政治思想不成熟，这和中共的宣传教育密切相关。这也决定了他们对中共的本质认识不清，从而在策略考量上接连失误。”
只有何亮留下没走。“何亮老实本分，长得极象农村的纯朴青年，办事一丝不苟、认认真真。”何亮拿出一张收条，上面写着收到王誉虎捐款两万两千元，落款是何亮等6名北大、清华学生，外加政法大学前任学联主席周永军，日期是89年5月26日。何亮有些内疚地对王誉虎说：“无绳电话让其他学生拿去用了，我一时要不回来，这几天我抓紧追回来还给你。”“没关系，你们抓紧用，然后交给向阳就行了。你也赶快躲起来吧！回去再给高自联头头们做做工作，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祝你平安无事！”
王誉虎没有见过韩东方，是在狱中听同号犯人斜眼儿和驼背说的。因小偷小摸进来的斜眼儿告诉后来者王誉虎：对面的牢房里曾经关着著名笑星陈佩斯。听说陈佩斯因为“六四”时站在一个平板三轮车上发表演说被抓，后经其老爸与高层疏通，仅关押10多天就给放了。“斜眼儿还钦佩地竖起大拇指说，在厕所对面那个号，有个叫韩东方的爷们儿，那才是条汉子！就是不认罪，大喊大叫，绝食好几天，所长亲自出面说好话才罢休！那爷儿们的喊声楼道里都听得清。”驼背对王誉虎说：“韩东方真是条汉子。他说他是工人们选举出来的头头，是受工人的托付为工人服务、为工人办事的，只有功没有罪！与工人阶级对抗，镇压工人的才有罪！”王誉虎写道：“此次，韩东方这个名字牢牢铭记在我的心中。”
凭心而论，我个人认为王誉虎先生此书对柴玲措辞偏苛。“六四”是一个巨型历史事件，对其中的重要人物存在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是非常正常的，只是我本人则只愿意把一切责任和罪过都归结到邓小平和李鹏身上，而学生，无论谁，都是好样的，我不忍说他们任何一个人一个不字。中国的一切罪恶，都是成年人、老年人犯下的；青年人无辜，我永远不想用成熟不够、厚黑不够、权谋不够、审时度势不够责备青年。我们可以责备黄花岗烈士不成熟吗？我们可以责备孙中山为什么自己不死或没死吗？
（20）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
5月30日，就在香港亚洲电视台播放在四通的访谈节目的同一天，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四通再次榜上有名。上次是因为4S排版软件和中国印刷技术研究所之间的产权纠纷，这次是因为推动人大召开紧急会议被六名人大常委告了状。
5月25日，香港《文汇报》刊登了“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的消息之后，李鹏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对人大常委签名事件进行调查。结果，有高登榜、王厚德、宋汝棼、李琦、顾明、刘大年等六名常委在5月30日的新闻联播节目中发表声明，声称自己没有同意签名，是被“盗用名义”，是四通社会发展所造谣，要求追究四通的法律责任。
5月31日的早间新闻，又重播了6位常委的指控。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刊登了这一新闻。
当年，CCTV的新闻联播节目的是全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节目。四通的广告就安排在这个节目之前，被称为黄金时段、价格不菲。5月31日的新闻联播节目很有意思，从四通的形象广告开始，以四通被告状结束。
后来发生的事情，那篇为我评功摆好的文章是这样描述的：
5月25日，香港《文汇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人大常委57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的通栏大字标题，发表了综合消息，并强调指出：“据悉，紧急会议的重点包括罢免李鹏。”
其后，知悉香港《文汇报》这条消息的一些人大常委委员，纷纷辟谣，并提出了严正抗议。“四通”内部也议论纷纷，许多员工表示怀疑和不满，插手签名活动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也乱了阵脚。针对这个情况，5月31日晚，万润南紧急召开了四通公司全体职工大会。会上。万态度强硬地重申：“四通研究所就是四通集团公司的！”并就5月30日部分人大常委委员的指责，发表了3点意见：“一是血要热，二头脑要冷，三是骨头要硬。”公开为他的同伙撑腰打气，要他们站稳反动立场，与党和政府顽固对抗到底。
“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确实是我当天所说，下面是我这次讲话的录音记录：
时间：1989年5月31日，下午5:00-6:00
地点：公司营业大厅
万：今天临时把全体职工召集在一起，就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做一些说明。因为这个公司是大家的心血创建的，有问题也是大家的问题。我有责任把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我们对这些事情应该采取的态度，告诉大家。
昨天晚上，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中都在比较显要的位置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六名人大常委告了我们的状。
这条新闻播出以后，社会反响很大。昨天晚上和今天一天，许多关心我们的人都纷纷来电话询问是怎么回事，公司里职工也很关心，议论纷纷。我们今天请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曹思源同志来向大家做一个说明。
（曹思源宣读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严正声明》，今天的香港《文汇报》和《澳门日报》已发表了该声明。之后，全体职工报以热烈的掌声。）
万：有大家这样热烈的掌声，我看不需要再讲什么了。这个事情我们做得光明正大，堂堂正正。一个公民与人民代表联系，希望就当前人们关心的问题开会讨论，这没有什么错！
昨天我听到这个新闻后，马上给曹思源打了电话，讲了两点：第一，告诉他们不要为这件事背什么包袱，这个工作做得不错；第二，希望对那些发表声明的常委给予谅解，有人屈服于压力，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说，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你想，五十七个委员，只有这么几个表示了一下有不同看法。当然，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要说清楚。
《澳门日报》登了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这个声明，还加了编者按语。其中有这样的话：“作为一名人民代表，应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硬骨头精神。对于真理，应该服从，不能做随风摇摆的墙头草，更不能倒打一耙。对于历史——其中某一位是历史学家——应该有使命感，尤其是作为历史学家，更不能将历史任意拿捏，应当有史识、史才，而首先应该有史德。”
今天开这个会，一是给大家交个底；二是告诉大家没什么，要沉住气。一定不要外面没乱，自己先乱。外面是“动乱”，内部是“乱动”，这样就不好了。我在上次开会时讲，一、血要热，二、头脑要冷。今天要加一句：三、骨头要硬。没有什么大不了。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帮四通做了一次很好的宣传。通过电视台，我们又成了全国的热点。前有4S，后有签名事件。
我想，一个国家的公民与人民代表之间的联系被认为是非法或别有用心，那不就奇怪了吗？这其实是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在关键时刻，很重要的一条，我们要凝聚共识、同心同德、同舟共济。
当前，我们还是要坚守岗位，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安身立命，取决于我们在市场上做得怎么样，取决于我们的经营情况，因为我们是企业。
最近我们连续开了几次干部会，确定了目前要做的四件事情。
第一是促销，促进销售。这个月销售额只完成了2,800万，四、五月份我们连续两个月没有完成计划目标了，这个月大概只完成了计划的70％。所以销售要抓紧，市场份额才是我们的身份。
第二、压仓，要压缩库存。原来的库存结构本身与销售规模的比例就有问题，在当前销售规模下降的情况下，库存结构就成为更突出的矛盾，要调整，要把库存降下来。
第三、节支，节约开支。要准备过一段紧日子。
第四、还贷，要把信贷规模降下来。
促销、压仓、节支、还贷，这是我们要关心的热点。
今天的《人民日报》很有意思，第二版发了指控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六名常委的声明，旁边发了一则风马牛不相及的新闻：《瑞丽通讯，四通八达》，又在第五版发了一篇关于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经过的正面报导。
我说明一下，本来，四通公司和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都是独立的法人，我们可以撇清关系，甚至有人建议要作切割。但在这个时候，我要讲，我们就是有关系。最早，曹思源同志要办一个研究所，要独立于企业，它现在也是独立于企业的。但是，研究所是我们资助他办起来的，所以也叫四通。我们的许多要做的研究，比如民办企业的立法和保护问题，就委托他们做。这种时候我们不用回避这种关系，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要互相支持。
最近，我参加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讨论会，会上有一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要过市场关，政治体制改革要过民主关。这两个关是密切相关的。过不好市场关，民主关也过不好；过不了民主关，市场关也会有问题。最近之所以发生学运，主要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遇到了一些问题，很难再深入下去。这时候，许多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配套进行，同步进行。我们作为企业，面临的是市场关，作为社会发展研究所，他们研究的是中国怎样过好民主关。这是两条战线，又是互相配合的。所以，我们之间就是这种唇齿相依的关系，不用隐晦什么。
今天就讲这些，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下面再联系。
想知道当年四通被人大常委告状后的新闻效果吗？通过CCTV嚷这么一嗓子，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推动人大召开紧急会议这样的大好事，背后原来有四通的努力。民众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四通的支持。6月1日、2日这两天，四通的营业大厅顾客爆满，创造了连续两个月萧条后的销售奇迹：
6月1日，营业额208万元；
6月2日，营业额153万元。
我们真应该套一句本山大叔的话：“感谢领导、感谢CCTV。”
（21）广场四君子
从4月中悼念胡耀邦逝世开始的学潮，至此已拖了一个半月。对朝野双方来说，都曾经有过机会，但都错过了。说服学生撤离广场的最后一次努力，是在5月27日的“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上，已经决定在5月30日举行最后一次大游行，然后全部撤出广场。
参加这次会议的学生领袖，在联席会议上举手同意了，但回到广场又变了卦。广场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永远指向最激进的方向。要想改变磁场的方向，必须投身到广场的中心位置，才会有发言权，才可以有影响力，才能去踩刹车。我认为，这是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后来他们被称为“天安门广场四君子”——宣布参加绝食的主要原因。
6月1日下午，四君子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绝食宣言》。
说起这四君子，倒有两个半与四通有关。周舵是四通综合计划部部长，高新是刚到四通上班的新员工。他原来是北师大的校刊编辑。有一次我到北师大演讲，北师大的校刊上整理发表了当时我和同学的对话，整整两大版。我对文字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觉得能把一场对话整理得条清理晰、不枝不蔓，得有相当的文字功力。立刻问：谁整理的？答以北师大的校刊编辑。我赞了一句：是个人才。后来周舵便招聘了这个人才。高新到四通报到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跟着周舵到广场去绝食。
还有半个，就是刘晓波，他算是四通家属，因为他的妻妹在我办公室工作，而且他本人也是四通管理学院聘请的客座讲师。
刘晓波后来回忆说：“5月27日在社科院政治学所开过一个会，王丹、柴玲、封从德等都去了，大家都举手同意撤出广场，而且决定当天晚上由王丹、吾尔开希和柴玲他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撤离广场。”
“但是，因为柴玲回广场后变卦，新闻发布会没有开成。”
“就这样，我决定去广场绝食。因为知识分子要用理智的声音说服学生，就必须拿出行动来学生才能信服，否则就没有控制广场的能力，就不能到广场的绝食指挥部去演讲，就不能影响学生。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起绝食。”
我相信，这是他们为了影响学生所作的最后的努力。
6月2日，周舵向我递交了他的《辞职书》以及一封《致万总并公司全体同仁的公开信》，开始参加四君子绝食。周舵在公开信中提到“我们没有敌人！”而且说明“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现在读起来，依然有意义。
6月3日，北京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报道了他们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消息，强调其中有两位是四通公司的员工。
6月4日凌晨，终于开枪了。是四君子组织了广场最后的撤退，避免了更多的年轻生命遭杀戮。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然而，他们却遭到了逮捕、关押、判刑……
就在开枪前的几个小时，我驱车巡视了天安门广场和整条长安街，从朝阳门、天安门、木樨地到三里河。我并不是刻意要亲赴现场，而是因为当晚我出席了在芬兰大使馆参加了举办的一场晚宴。6月9日，我要随中国科技代表团去芬兰访问。6月3日晚，芬兰大使在大使官邸举办酒会，算是为我们饯行。
我在赴宴的路上，途经天安门时，特地让司机小籍把车开慢些，绕广场转了一圈。广场上已经是破败凋零、偃旗息鼓，我明显地感觉到，学生们已经疲惫了，而且是疲惫到极点。也就是说，当局已经完全没有动武的必要，便可以达到“清场”的目的。
这正是我非常不原谅当局的一点：不适当地、过分地使用了不必要的暴力。如果是因为愚蠢，我无语。如果真的如传言所说，是为了“杀20万，保20年太平”，那就是故意杀人了，这是犯罪，绝不能被原谅！
那天酒会的时间拖得很长，我离开大使官邸时，已近午夜。离开元老们决定的“清场”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了。长安街上，除了军车和坦克，已经很少有其它的车辆。我的座车，一辆白色的丰田皇冠，孤零零地行驶在大街上，一片寂静，静得可怕……其实，我们并不孤单，因为我们车后一直有一辆黑车尾随。上了西三环北路，快到家了，小籍为了甩掉尾巴，机警地把车开进一条岔道，并熄灭了车灯。黑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发现目标走丢了，居然掉过车身，在大街上逆行而来，当两车几乎面对面时，小籍突然打开了车的大灯。对峙了大约有一分钟，对方有点不情愿地离开了。我感觉到有一张大网，正在收紧。
是的，就在6月3日的上午，曹思源失踪了。他是在家门口被秘密绑架的，后来被送到了秦城监狱。
我刚睡下不久，又被电话铃声惊醒。是四通的一位员工，记忆中是条法部的刘亚军，在广场附近的现场，向我报告：开枪了！他让我听现场的一阵阵密集的枪声、一波波群众的呼喊。我从电话里能隐约听到他们喊的是：法西斯！法西斯！法西斯！
我欲哭无泪。
（22）蛇口出境
长安街上枪声一响，我几乎彻夜未眠。铃声不断，不停有人来电话报告长安街沿途和天安门广场的消息，我默默地听，心里牵挂着广场上的同学，还有四君子……
6月4日，是星期天，我和四通的主要干部都到公司来了，第一件事情，就是让各部门查询员工的安全。结果，OA部报告，该部的王超同学今晨在长安街骑自行车过马路时被子弹击中丧命。中枪的部位在正面额头，戒严部队的结论：暴徒！据说他们当时的逻辑很简单：如果是背后中枪：被误伤的群众；如果是正面中枪：暴徒！
我即刻让李玉和OA部的戴铁牛去看望家属。王超同学是科学院子弟，他的父母，一对普通的知识分子，甚至来不及悲痛，而是处在一种极度的惊恐当中。因为儿子被定性为“暴徒”，不知道以后还要面临怎样的厄运。
我给张福森拨通了电话，极度愤怒地吼了一声：“怎么可以这样？！”
他在电话里语不成句：“……你，等一下……，等……”好像他们在开会，我就挂断了电话。据说，张福森后来很后悔，认为是因为他没有及时回答我的电话，所以导致我离京出走。其实，他完全不必自责，因为悲剧已经酿成，谁也改变不了什么了。
6月5日下午，我在北坞村召集干部开会，决定暂停营业，并安排了主要干部在公司轮流值班。当晚，是李玉、李文俊和彭建伟值班。据李玉说，一晚上电话不断。
6月6日上午，我在集团公司总裁办接待了海淀区的科委主任胡定淮，他思想开明，一直是四通的坚定支持者。他谈起自己6月3日夜间在西长安街的见闻，对当局的暴行和蠢行不停地摇头叹息。
这些天，我不断接到匿名电话，接听时就是一句话：“赶快走！你随时有危险！”从运动一开始去北大看大字报被拍照留念，到首都饭店彩虹厅的黑衣人高举录音机打招呼，到6月3日上午曹思源的失踪，到当天晚上和逆行的霸王车对峙，我很清楚自己已经在“有关部门”的监控之下，而且，他们马上就要下手了！
我一直困惑是谁给我打了这些报警电话。现在我有点想明白了，我认为正是监控、跟踪我的国保人员，只有他们最清楚我的处境，而且，他们已经得到了“下手”的指令，他们是在拖延时间，他们希望我能配合……
当时的民心、党心、军心，由此可见一斑。后来听曹思源讲他在秦城监狱的经历，他说自己很快就成为看守他的那些小战士的偶像。我可以想见他随时随地都可以理直气壮、慷慨激昂地演说的样子。那些战士对他说：“将来你出去了，就是大英雄；而我们，还是在这里继续当兵的……”还说：“我们这里关过四批人，没有一批是关对的。”
6月6日下午2:00，田志强送我去机场飞广州。为了安全，我没有用自己的证件登机，而是用了储忠的工作证。储忠是我嫡亲的同胞兄弟，在当时那个年龄段，我们非常像，以至于公司里的员工都常把我们搞错。有一次，我坐在财务办公室的沙发上埋头看报表，一个四通的女孩子，记得叫杨君，叫着储忠的名字，过来亲昵地推了我一把。我一抬头，她花容失色：“啊……对不起，万总！”
在上车去机场前，我把段永基、李文俊、储忠三个人叫到车上。我平静地对他们说：我可能要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先去南方看看。我不在北京期间，公司的大事由你们三位决定。老段管经营、文俊管常务、储忠管财务，我记得还正式给他们签署了一份授权书。
6月6日晚，我抵达广州。广州四通的总经理甄衡祥来接机，他也是我清华的同届校友。当晚，他安排我入住广州的中国大酒店。
6月7日，我离开广州到了深圳，下榻在蛇口的一家酒店。约了深大的罗征启校长来酒店会面，谈到这一段的风风雨雨，我们感慨万分。说起当局的暴行，我们痛心疾首。
我还把四通在南方的几员大将召到蛇口酒店，记得有沈国钧和殷克，殷克是专程从珠海赶过来的。我向他们通报了北京的情况，并告诉他们，明天我将离境去香港。
因为有IDG国际会议的邀请，所以我有现成的赴港签证。第二天，6月8日清晨，我从蛇口坐第一班船到了香港。我没有其他六四人士离境时经历的那种惊心动魄，我的经历平淡、顺利得几乎有点boring。也许，我特地避开引人注目的罗湖海关，选择了相对冷清的蛇口海关，算是用了一点小小的心计。
实际上，国保的朋友们留给我的时间，这已经是最后一天了。6月9日，正式的通缉令到了海关。当天凡是四通的普通员工，都在机场被截留、禁止出境。
当时有好几份通缉令。我列名的那份通缉令一共有七位：严家祺、包遵信、陈一咨、万润南、苏晓康、陈子明、王军涛。我们的通缉令是“无控期”，也就是说，任何时间都有效、永远有效。
永远有多远？能有效到永远吗？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