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上海自贸区之后，商务部声称近期将对广东自贸区方案做可行性评估。
自贸区的三大出台时机
一是全球新一轮超越WTO的自贸区即将出炉，中国压力大。目前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力图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议）和PSA（诸（多）边服务业协议）形成新一代高规格的全球贸易和服务规则，来取代WTO。中国的外贸跟不上时代步伐了。
二是行政机构改革的实验田，中国目前的行政机构设置，阻碍了经济，尤其是金融的发展，金融领域监管一行三会，再加上各大部委，为了厘清市场监管，建立高效率的行政体制来发展经济，尤其是金融，自贸区内将进行真正的大部制改革，一行三会财政部金融办的角色将合二为一。
三是人民币国际化，避免人民币升值或贬值带来影响。
这让我想起来清末的保路运动
甲午战争前，中国资本市场并不对外开放，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进行贸易，但没有办法在中国自由投资，更不要说兴办大型基础工业。1895年前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的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是政府主导的军事、民用工业，至于大规模基础建设，比如铁路兴建，矿产开采，中国那时还没有办法。过去的解读以为修铁路、开矿产，与中国传统不和，是文明冲突，其实这只是一种掩饰，并不代表历史真实。
《马关条约》内容丰富，但最重要的一个条款是允许日本臣民到中国办厂，就是向日本开放资本自由进出的权利。此项规定见《马关条约》第六款：
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
各国根据“利益均沾”原则，共享这一条款。
开放外国资本自由进出中国，并不错误。相反，这个举措在很短时间彻底改变了中国面貌。先前几十年想修而无法修筑的铁路在此后短短七八年时间，就凭借着外国资本大致成型。中国关内铁路路网，应该承认就成型于这个时期。
外国资本进入使中国经济地图根本改变，外国资本的规范化运作也为中国人提供了令人神往的示范。特别是外国人的资本运作、管理模式、盈利方式，都让中国人大开眼见，第一次知道资本主义的好处，知道在中国人看来很难盈利的大型基础工程，照旧可以不用国家资本主义方式，照旧可以让资本按照自己的规律创办、发财。
这就我们今天特别羡慕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和美元的强势地位，中国也在思索为什么我们不能搞个自贸区实验下。
经济的冲动伴随着民族主义情绪，于是到了1903年，中国民族资本，或者说民间资本终于游说政府成功。12月2日，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规定无论华洋官商，禀请开办铁路，一视同仁，均享有同样待遇。中国人如果集资办铁路，必以中国人为主，不得已搭借洋股，但不得超过中国人所占比例。中国人请办铁路，如系独立资本50万两以上，查明路工实有成效者，政府将给予优待，以示鼓励。
只有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地区，侨资充裕的粤闽地区比较有实效，其他地区只是搭个顺风车，利用政策筹资，聚拢一笔财富。这一点，在《铁路简明章程》发布不久就显现出来了。于是清政府1906年调整政策，决定全国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划，统筹进行，至于地方支线，交给地方，利用各种资本。
政策调整并没有完全取消各地用集资办法筹措铁路建设款项的既定政策，各地集资风潮也没有因为这个政策减弱，且有越演越烈之势。1911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给清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对两湖、四川等经济欠发达地区集资修路风险重新评估，以为如果不迅速采取措施，势必会发生金融风险、社会风险，甚至政治风险。根据他的调查，这些地区热衷于争夺路权，但筹资基本没着落，且如四川绅商，各树朋党，各怀意见，修路为幌子，弄钱是目的。
石长信的提醒如雷灌顶，让政府中许多人惊醒。政治稳定、社会稳定，是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忽视的目标，因此清政府痛下决心，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在资金来源上尽量使用四国银行团的贷款，最大限度减少社会震荡。
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政策宣布后在全国激起剧烈反对，两湖、江浙、两广、四川等地，都先后发生大规模抗争。这些抗争很快被新政府邮传部部长盛宣怀用经济手段轻松化解，但到了四川，却无论如何没有平息下来。
1911年6月1日，盛宣怀与铁路督办大臣端方联名致电代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就川汉铁路公司路权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同意公司已用未用之款均可由中央政府换发铁路股票，不再退回现款。
对于中央政府的方案，王人文以为不妥，因为川汉铁路公司亏损严重，中央政府收回路权，换发股票，如果不给现款补偿，铁路公司无论如何过不了难关。王人文建议盛宣怀收回成命，从长计议，不能让铁路公司没有办法给那些参与集资的股民交代，不能人为激化矛盾。
王人文的意思很清楚，就是集资的办法可能错了，也可能潜伏着巨大危机，但毕竟是朝廷允许过的政策，如果现在朝廷说收回就收回，让地方买单，那么势必激化矛盾，引发风险。
对于王人文的建议，盛宣怀并不理睬，他相信其他省份都解决了，怎么到了四川就不行了呢？朝廷听信了盛宣怀，不仅没有暂停接收川汉铁路公司的路权，反而对王人文大加训斥，要求他对那些作乱生事者格杀勿论。
朝廷的不妥协让川汉铁路公司高层看不到希望，于是这些人组建“保路同志会”，与政府进行持续抗争。清政府据此将镇压不力的王人文免职，调回北京。等到武昌起义发生，鄂军都督府赞扬王人文是引发革命的大功臣，而清政府却在10月26日接受端方的弹劾，将王人文提交内阁议处，王人文成为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失败的替罪羔羊。
假如集资修路的举措是错的，谁应该为这样的失误买单？假如清政府当时听从王人文等明智之士的建议，从政治家的视角处理经济难题，由中央财政为政策失误买单，四川不“保路”，湖北新军不入川，新军还会起事吗？大清王朝还会那么快就寿终正寝吗？
假如放开资本账户限制，导致中国金融动荡，谁来买单？假如一哄而上的自贸区让投机客赚得盆满钵满，制造大量金融泡沫，谁来买单？
中国的事情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不中庸，不是极左就是极右，不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是全面私有化，一放开就乱得一塌糊涂，一收紧，就暮气沉沉，一潭死水
最终买单的永远是P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