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人都与北大有关。我们从江隆基说起。他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1952年出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在新政权体制下，这是一把手的身份。他执掌北大那几年，北大学术风气浓厚，特别看重人才。1955年，中国科学院实行学部委员制，江隆基将文科十一位教授悉数推出，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翦伯赞、魏建功、王力、冯至、季羡林、何其芳、向达、金岳霖都被选为学部委员。江隆基还想把朱光潜也推为学部委员，只因阻力太大未果，但他把朱光潜的工资从七级一下提升到一级，并将其从破旧的老宅中迁出，搬入燕东园27号原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小楼。
那几年，江隆基领导的北大，教授们还是很受尊重的。
到了1957年，发生阳谋运动，要求按比例划分右派，教授们的处境就有点艰难了。但即便如此，相比全校各系，教授很多的北大中文系，也只有副教授杨伯峻一个人被划为右派，其他的老教授均安然无恙。
当时中文系的老教授中，只有杨晦先生是党员，又是系主任，在党内有发言权。党总支书记孙觉虽然是延安来的老大姐，但也是知识分子，为人厚道。两个人一个行政，一个党政，都不想把谁打成右派。但既然是运动，又不能不做个样子，所以商量好只划个把右派，起点警示作用，教育一下就行了。
没料到随着运动深入，声势越来越大，开始波及到吴组缃和王瑶两位教授。有积极分子提出，要把他两人划为右派，杨晦对此竭力反对。他说吴组缃是进步作家，民国时担任过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幕僚，是爱国的知识分子。近几年不断追求进步，积极要求入党。王瑶早在清华读书时就是进步青年，努力投身革命活动，后来埋头古典研究，仍然一直跟着党走……
杨晦为吴组缃、王瑶的慷慨辩护，获得了书记孙觉的认可，只把王瑶定性为“中右”，吴组缃归类为“中左”。最终保护了两人，没被划为右派。
运动进行到这个阶段，北大中文系只划了一个右派，这固然与系主任杨晦和书记孙觉两人的共识密不可分，党委书记江隆基的宽容也是决定因素。
但事情很快起了变化。1957年10月，北京大学核心领导成员被奉命调换，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江隆基行事宽容，与校长马寅初关系和谐。但在高层眼中，他表现“右倾”，缺乏铁腕，因而调离北大，去兰州大学任职。
接替他的是作风泼辣、行事严厉的铁道部副部长陆平。陆平到任后，一改前任柔和的姿态，立即大抓反右派斗争，厉行深挖细查，要求不漏一个。对“同人刊物”这类带团体性质的问题，尤其紧抓不放。于是此前搁置不问的《当代英雄》，被要求一查到底，不得回避。
《当代英雄》是北大中文系一群年轻教师准备筹办的刊物。起因是1956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传达上面精神，同意在文艺学术领域实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随即毛泽东在4月28日的报告中，肯定了双百方针。此后，周扬在一次会议发言中，也明确提出：“同人刊物也可以办。”
受此鼓舞，北大中文系教师党支部书记乐黛云和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刘群，约集其他六名青年教师，在1957年5月16日这天，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决定创办一份自己的刊物《当代英雄》。会后，大家分头出动募集经费。乐黛云、裴家麟负责去找王瑶教授募捐。王先生一得知此事，当即告诫两人马上停止，同人刊物“万不可行”，因为人民日报已经在5月15日发表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社论，要采取“引蛇出洞”的“阳谋”。
5月20日，《当代英雄》编委召开第二次会议，乐黛云转述了王瑶先生的劝告。经众人讨论，大家采纳了王先生的意见，决定停止《当代英雄》的活动。
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当新书记陆平上任后，《当代英雄》筹备会的八个人，无一例外全部被划为右派。
关于此事，中文系教师严家炎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有过这样的记叙：大概在1957年12月初的一天，中文系党总支干事蔡明辉来通知我，要我当晚八点到党总支参加一个会议。我去了后才知道是讨论同人刊物《当代英雄》的会议，由新任总支书记蓝芸夫主持。据说这个会议此前已经举行过一次，原任党总支书记孙觉表达了她反对将乐黛云、刘群等划为右派的意见。今晚是第二次讨论了，要我这个对刘群有所了解的普通党员也来谈点意见。我于是将刘群在5月份非常辛苦地办《浪淘沙》积极反右的情况作了客观介绍，待总支委员们没有新的问题发问时，我就先离开了会场。
又过了一星期左右，在《当代英雄》即将被宣布为“右派小集团”之前的半小时，孙觉和蓝芸夫两人又在文史楼的过道中发生了大声争吵，而蓝芸夫显然是受到新任校党委支持的。
此前，筹备《当代英雄》的八位年轻教师和研究生一直受到系主任杨晦和系总支书记孙觉的保护，没有划为右派。但当新任校领导陆平调来之后，任命新总支书记蓝芸夫到中文系主持工作，情况就完全变了。哪怕孙觉和杨晦极力反对，也没能改变八位年轻人被划为右派的命运。孙觉甚至因此免职。杨晦虽然没被免职，但内心不免受到重创，每当谈起此事，总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深感自责。
他其实是保护过学生的，只是力不从心而已。胡经之是杨晦的研究生。胡刚进北大读书期间，正遇上“反胡风运动”，班里召开批判会。胡经之看过胡风的书，对其文艺理论并不赞赏。但在发言中，他坚持认为：“这是文艺思想问题，算不上政治反动。”后来系里有人说他思想右倾，缺乏立场。杨晦替他解释说：这个学生勤奋好学，愿意向学术上发展，政治上就不必苛求了。
但遇到大的运动，他就无法保护只有屈从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守住做人的底线。
杨晦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了近20年的系主任，是一级资深教授，写过不少文章，却没有一篇文章是批判别人的。他从不写批判文章，他对胡经之解释说：过去是摧毁旧世界，当然要批判；如今是建设新社会，应该重在正面立论。
他从不提起棍棒批判别人，他秉持学术界也要与人为善，人家花了心力作了研究，就不要轻易否定人家。你可以陈述你的观点，也要允许人家的观点存在。在以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为荣的时代，杨晦坚持自己的主张，决不随波逐流，所以显得不合潮流。
社会需要的是像姚文元这样的棍子。
姚文元是《作家书屋》出版人姚蓬子的儿子，生于1931年。民国时，胡风是姚蓬子家中的座上客，姚文元喊胡风叫“胡伯伯”。姚文元从小就是胡风的信徒，对胡风毕恭毕敬，曾认认真真地写过一篇《论胡风的文艺思想》。1954年冬，姚文元看到周扬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必须战斗》，就知道风向变了，要批判胡风了，立刻闻风而动，以通讯员的身份，在《文艺报》发表了《分清是非，划清界限》的文章，狠批胡风。在接下来的1955年上半年，他又持续发力，在《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了13篇批判胡风的文章。一时间名声大震，成为上海著名的青年文艺理论家。
反右斗争期间，姚文元更是提枪上阵，横扫一切。王若望、施蛰存、徐中玉、徐懋庸、陆文夫、流沙河、冯雪峰、艾青等等，全在他的批判之列。因表现突出，姚文元被柯庆施点名调入上海市委机关刊物《解放》社，任文教组组长，成为上海的笔杆子。
再后来，更是飞黄腾达，一跃而为全国的笔杆子，专门揣摩上意，自觉充当文艺打手而乐此不疲。
1936年，江隆基在陕北西安二中任校长时，国民党军警与学生发生冲突，上刺刀，拉枪栓，一触即发。江隆基闻讯赶来，面对军警大声喊到：“你们谁敢动我的学生！你们要开枪、捅刺刀吗？好！要开枪，向我打，捅刺刀，朝我捅！”
30年后，61岁的江隆基被他任教的兰州大学的造反学生，从家中一路拖到操场，跪在桌凳相叠的高台上，还给他戴上十多斤重的高帽子。
几天后，江隆基被自己的学生毒打至死。他是中国高校第一个殉难的大学校长，比北师大附中校长卞仲耘之死还要早一个多月。
2025年0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