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人文韬，算命卜卦为业。乾隆三十年(1765)某日，文韬从授业师父遗书中发现有“十愁”词句，哀叹人间种种难过之事，其中有一句是“难过饥荒年”，文韬顿时耍起小聪明来，将此句改为“难过鸡猴年”。
那年正是鸡年。文韬以此“谐音梗”吓唬愚昧民众，说这是上天谶语，逢鸡年猴年就会有大灾，但大家不用怕，我能做法事消灾避厄。
还别说，真有信的，纷纷掏钱请他作法消灾。而且，“谶语”内容经多人转发（传抄），越传越广，传到贵州，被地方官员发现了。
在官府眼里，包括“难过鸡猴年”在内的所谓“谶语”，全都成了妥妥的“谣词”。
贵州地方官们截获了这些谣词，不敢掉以轻心，及时上报朝廷，乾隆即下旨各省彻查谣源，查到最后，谐音梗的原创者文韬就被抓获了。
这位自称能替人消灾的算命先生，预测不到自己的命运，也没能为自己脱罪，被定了一个“造谶纬妖书、妖言传用惑众”的罪名，判斩监候，秋后处决。
文韬因谐音梗被咔嚓后三年，又发生另一件“传抄谣词案”。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湖广总督定长上奏，破获湖南一个“传贴谣词”案。
具体什么谣词，奏折上没说，只有八个字“造作谣词，编写异字”，也就是造谣+造字。湖南巡抚方世俊在相关奏折中如是说：“虽无悖逆字迹，而编造怪字，诱惑愚民。”
涉案人员被抓后供出，谣词是在一个叫杨大章的人身上发现的。杨大章被抓后供述，是从湘潭开店卖酒的李坚仁那里抄来的；再抓来李坚仁，严讯之下其供称，谣词“得自湖北汉镇居住之李文有”。
跨省案件，湖南官员先把这些传谣者进行训诫，“杖责发落”，上奏朝廷，再发函给湖北，协查李文有。
接到定长的奏折，乾隆非常重视，亲自批示说，既然传谣者供出谣词来自湖北李文有，“则该犯即为此案应讯要犯，必须查拏到案，严切根究是否该犯造作，或另有首先编造之人，层层追诘，务使水落石出，方足以成信谳”。
一句话，就是要顺藤摸瓜，直到查出真正的造谣者为止，一个都不能放过。
不仅如此，乾隆还向地方官支招，教他们怎么破案：
若李文有支饰不承，即飞咨方世俊，将李坚仁解至湖北质对，毋任狡展。仍将查办缘由据实具摺奏闻。（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癸巳上谕，《清实录》卷八百二十二）
就是说，如果李文有不招供，就赶紧让湖南巡抚方世俊将李坚仁押到湖北跟李文有当堂对质，让他无法狡辩。
上谕一下，湖南湖北两地官员不敢怠慢，以最快速度查办。
没想到，湖北巡抚程焘很快上奏，“李文有已于上年四月二十三日因病身故”。
最大的嫌疑人半年前就病死了，线索中断，湖南巡抚方世俊却不敢结案，怀疑李坚仁早就知道李文有死了，所以将线索故意引向死人，以图蒙混过关。于是继续刑讯李坚仁，重点问“是否另有人给与”。
持续用刑讯问，李坚仁坚称：
谣词实系得自李文有，委无别人传给，并不知李文有回家病故，亦不知李文有得自何人……若非得自李文有，岂肯不据实供出，反推身死无证之人，自取拖累。（《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补辑《方世儁折》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初十日）
听起来也没毛病：如果不是抄自李文有，我何苦不如实供出，推给一个死无对证之人，不是自找苦吃吗？
为了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湖北巡抚程焘还提审了李文有的亲属、保邻等，结果所有人都供称，“实未见李文有将谣词传播本地之人”，再查抄李家，“亦无存留谣词字迹”。
至此，湖南巡抚方世俊还是不甘心，也不敢就此结案，遂命宝庆府同知（约等于邵阳副市长）江恂，以及试用县丞（副县长）李舟，便衣前往湘潭暗访，密查三件事：
一、有没有其他人把谣词传给李坚仁；二、李文有在当地时，是否将谣词给其他人看过；三、李坚仁说他不识字，是真是假？
同时，方世俊再次提审李坚仁，软硬兼施，想诱导他供出其他人。
李坚仁坚持说：
谣词实因与汉镇李文有在于湘潭三门滩王锡珍炭行内，同住相熟，别后李文有船过湘潭，至店看望留饮，给与此字，店中止有雇工一人，并未看见。当日原曾问过李文有，他说是人传他，供奉可以免灾。又说词上写得明白，是荆州府童太爷在京会遇天师所语的话。小的本不识字，又是粗人，想着自是湖北传来，不复细问来历是实。后来将词寄回原籍清泉县给与伯父李殿臣，不料由此传开。从前实没再会李文有，亦不知李文有已经病故。如果另有他人传给，断不肯推卸已故之人，自己转受挺累。若使混扳一人，将来对质明白，愈添诬陷人重罪，这是宁死不敢的。（《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补辑《方世儁折》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初十日）
案情明朗：来自湖北汉镇的李文有，在湖南湘潭一卖炭的店里跟李坚仁混熟了。有一次李文有船过湘潭，到李坚仁的店里喝酒，给了他这张字，说是别人给他的，上面是天师的话，“供奉可以免灾”。李坚仁不识字，觉得这既然可以免灾，出于好心，就将这字寄回原籍清泉县（今衡阳市衡南县）给他伯父，没想到就这么传开了。
不久，便衣查案的宝庆府同知江恂和试用县丞李舟也回来了，据调查到的情况来看，除了李文有，确实没有其他人传谣词给李坚仁，李文有生前也没有把谣词给其他人看过；而李坚仁店里只有一个雇工，根本不识字，这是湘潭一带很多人证实的。
事已至此，案子既无法也不必再查下去了，湖南巡抚方世俊在奏折中给出处理意见：
一、地方官失职。当李文有将“谣词”传给李坚仁时，时任湘潭知县杨鹏翮[hé]若能及时觉察，第一时间查拿，谣词就不会传播造成恶劣影响；
二、李坚仁虽非造谣者，却是第一个传谣者，应该“加枷号两个月，满日折责四十板发落”；
三、李文有之前会不会还有原始造谣者，我会派员继续明查暗访，不让一人漏网。
虽然没有人头落地，但大字不识一个的李坚仁也因传谣被枷两个月，最后还杖责四十大板，不死也脱层皮。
至于湘潭知县杨鹏翮，也是躺枪了——那可不是网络时代，两个小老百姓在小酒馆里造个字，如果没人举报，知县也不可能知道，但乾隆还是将杨鹏翮撤职了。
这么一来，所有地方官，谁敢不对此类案件时刻绷紧十二分精神。
饶是如此，乾隆对地方官的表现仍然很恼火。在方世俊的奏折上，当方世俊说到对李坚仁“加以刑吓”，李仍“矢口不移”时，乾隆震怒，直接朱批：
外省习气真不堪，即此人何妨严刑讯问乎？今付之死无对证之人率欲完案，成何事体！
方世俊都说要对李坚仁枷号、杖责了，乾隆还是在旁边批了：“再详加刑讯！”
嫌地方官对嫌疑人用刑不够“严”，除了乾隆，也真没谁了。
方世俊奏折最后说到，他还会命各州县司法人员继续四处查拿造谣者，乾隆一眼看穿，忍不住开骂：“此皆空语！不料汝亦如此染外省恶习，实可恶！”
方世俊的结案奏折是乾隆三十四年上的，在《湖南省志·大事记》中查到如下记载：
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十四日湖南传抄谣词案因无法查核而了结。
但在同一年的二月、五月、八月，乾隆还下了三道谕旨，对涉案人员及办案官员追加查问。
二月的那道上谕，主要是落实将原湘潭知县杨鹏翮革职，斥责办案人员办案不力，敕令地方督抚继续对涉案人员进行“严讯”：
今此案自李坚仁传写以前皆有踪线可寻，至李坚仁则仅诿之一死无质证之人，希图诿卸。该地方官既不能留心查察于前，及接到湖北省咨复李文有身故之文，又不复向李坚仁严切追究，辄以更无活口可质，思欲草率完案。外省此等恶习牢不可破，甚属可恶。（乾隆三十四年二月丁巳《清实录》卷八百二十八）
五月份的谕旨，主要是将李坚仁老家清泉县知县程梦湘革职，因为他“有心隐讳”。所谓“有心隐讳”，应该是还有点良心，不想让太多无辜百姓遭殃。同时，将“不能审出实情之长沙府知府陈焱、宝庆府同知江恂解任，分别究审”；湖南巡抚方世俊，也“着交部严加议处”。
八月的最后一道上谕，乾隆直接点名一个叫张朝的湘潭县衙役，说他“明知李文有已死，乃授意李坚仁等令其串供，希图酬谢，情罪较重，该抚仅拟杖徒，不足蔽辜。着传谕刑部堂官，将张朝一犯另行定拟”。
而在之前的六月份，乾隆在批示另一案件的上谕中，再次提到此案：
又如湖南巡抚方世俊查办传布谣词一案，竟欲归之已故之李文有，颟顸了事。及传谕该抚确切根究，则辗转传写之犯，及知县陈梦湘，隐饰教供诸情节，无不水落石出，可见虚伪之端，实为天理所不容。天理所不容，即不能逃朕之照鉴。朕非欲自矜明察，而揆情度理，自皆历历不爽。则弄巧罔上者，徒自取罪，而总不知改，朕实愍之。
一句话，朕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想糊弄朕，都是自取灭亡。
方世俊结局如何，手头史料说，谣词案同一年（乾隆三十四年），方世俊被人告发贪污，涉案金额六千多两，刑部判绞刑，乾隆改为斩监候，并于同年秋天执行。
乾隆时的六千多两，折现在撑死不过五百万人民币，这么点就被判死，跟之前“办案不力”有没有关系，不得而知。
只知道，杀鸡儆猴是乾隆的惯用手法。
那么，那个被谣传是“天师”所造的、导致这么多人（包括官员）遭殃的“怪字”，到底是什么字？
翻遍能找到的相关史料，记载缺失。越找不到，好奇心越大，终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某夜突然梦见一无头鬼，说你不是想知道害死我的是哪个字吗，我来告诉你。说着一把抓住我的手，尖尖指甲在我手心刻划。一阵巨痛，低头一看，手心有一血字：
我问，这是表示“清毒”之意吗？
无头鬼凄厉大喊：“大清有毒啊！”
本文所有史料，采自《清朝文字狱档》增订本及《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之八百十九至卷之八百三十六
2024年09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