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那崭我刚刚参加工作，由于我在家里是老大，政策性地分配到新华农场木材厂，当了一名锉锯工。
也就是这个时候，正是下乡知青想方设法、不遗余力、不择手段陶弄返城“绿卡”的时候。知青们有的是“家里有人”正常返城，有的是“身体欠安”病退回家，有的是“扎根到底”留在本地，有的是“静候佳音”随时开拔，还有的就是没门没有人的留守知青。
在十多个留守知青中（后来这些留守知青也陆陆续续返城了），其他几位在我脑子里没有什么印象或者说印象不深，但有位天津知青名叫于宝琛的在我的脑海中印象却十分深刻。
刚一上班，我就被分在了加工木材的一车间，和于宝琛在一个车间劳动，在一个食堂就餐。那时的计划经济时期，工厂停电是家常便饭，我们也习以为常。只要是一停电，机器停止轰鸣，小青年们就会仨一群俩一伙地聚在一起不是打扑克、扯闲淡，就是东家长、李家短唠闲嗑。
于保琛却与众不同，每到这个时候，他便从他随身背的草绿书包里拿出一本书躲在一边旁若无人、如饥似渴地认真读起来，次次天天都是如此……
还有，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清早五点，别的青年还在被窝里做美梦的时候，于宝琛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和几本书已早早地出现在厂里的门卫室里。
只要是工余时间，无论是在食堂里、水房里、宿舍里，还是在厂区的林荫道间，都有会看他孜孜不倦、如饥似渴学习的身影。
有些青年人看后不屑一顾，有些青年人看后嗤之以鼻。自己一开始对他的举动也有点默然置之，不当回事儿。
我们一道修锯的、于宝琛的徒弟小四川夸他师傅英语学得如何如何的好，说得如何如何流利。这一下吊起了我的胃口，也从此改变了我对于宝琛以前的印象。因为我在学校上学时，不管它是俄语、英语还是日语，只要是外语，我都喜欢学，虽然学的不咋的，大小还是个外语课代表。
于是，在他的指点下，我用攒下的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一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又从《佳木斯人民广播电台》邮购英语书籍，与他尕伴叽里呱啦一起学起了英语。
由于于宝琛英语比我学得早，口语和听力水平比我高出一大截，他有时间就会不厌其烦教给我，我也是歘着空紧绷紧地往前赶，这样一来二去跟他学习，和他切磋，他便充当了我的英语师傅。没出半年功夫，我们俩的英语水平基本在一个水平线上了。
在食堂、在宿舍、在水房、在车间，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会用英语对上一阵话，长句短语，想到什么说什么，当然也不是怎么专业，发音也不是十分准。
有些小青年讥笑我们说：看这两个鸟人又在说鸟语了。管他呢，我们可以从中体味到乐趣，可以从中得到莫大的享受。到后来，由于厂里没早没晚、没完没了地加班加点，加之广播电台里的水平越来越高，没有时间学习，实在是跟不上了，只好忍痛放弃了。
在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我还用我用业余时间学习的英语知识为我女儿当了几回英语老师，她有时用敬佩的口吻趴在我耳朵说，没想到老爸你的英语说得还挺标准呢！
我也自豪地跟她说：你老爸多少也学过点东西，肚子里多少有点水儿。
可以说，我身上一些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等好品质，除了父母的教诲，学校的学习，也有从小在知青身上耳濡目染学到的，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像师傅一样感染和教育着我，使我勇敢地面对挫折，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