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有数不清的像我们家一样受改造、受管制的“五类分子”家庭，从孩子到大人，从学校到连队，低人一等、矮人一头。“说话要看着‘唱本’；办事要守着‘规矩’；走路要顺着‘辙印’；交人要瞧人‘脸色’”。
许许多多看也没看着过、听也没听说过的罪名也许会在一夜之间就会无情地安在你的身上，一顶犯罪的大帽子扣在你的头上。你纵有千口也难辩其辞，纵有千手也难脱其咎，因而也制造出一起又一起冤假错案。
七几年冬天一个漆黑夜，晚上九点多钟，父亲经过一天没完没了的“洗脑”和烧小砖窑的体力劳动，拄着拐杖拖着疲惫的身躯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家里，就着咸菜和白开水嚼了几口玉米面大饼子填饱肚子倒头钻进被窝睡着了。
半夜时分，随着“开门！快开门！！”的喊叫声和响起的剧烈敲门声把我们全家老小惊醒。剧烈的震动把我们家的拉阂辫墙震得直往下掉土渣。母亲哪敢怠慢，吓得敢紧打开电灯，披上衣服下地开门。
门一打开，三、四个端着步枪、臂戴袖章的人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不由分说将我父亲从被窝里薅了出来，连推带搡地将我父亲押解走了。父亲随着几个来历不明的人消失在冰冷、漆黑的夜色中。
我们和母亲睡意全消，茫然无助地围坐在炕上等待着父亲，等待着经历了多次这样的人祸。虽然经历这样的风雨，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但我们全家人的心还是都提到了嗓子眼：不知父亲又犯了什么罪，又得受怎样的皮肉之苦。
到了后半夜的两点多钟，随着几声轻轻的敲门声，父亲安然无恙地回来了。我们全家人提到嗓子眼的心也扑通一下落了地。
后来得知：父亲下夜班时，行走的正前方突然升起了疑似信号弹的串串彩色火球。无巧不成书，离父亲不远处一吴姓女青年也刚下夜班，走在父亲不远处的后面。从后边往前望去，从某种角度上看到类似于信号弹的火球像是一瘸一拐的父亲施放的。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这个女青年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相当紧。于是，她马上返回连队，向值班领导报告了这一“敌情”，值班领导立即派人将我父亲“缉拿归案”，并进行了连夜突审。后经查实，原来是一个“贫下中农”的孩子过年时“魔术弹”没放完，那天晚上来了高兴劲儿，出门插在雪上放了，这也就呈现出了“敌特”分子施放彩色信号弹的“惊人”一幕。
父亲一次蒙受的不白之冤洗清了，可在那个年代，有多少种“莫须有”的罪名让他和他受到同样政治待遇的人无法洗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