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印度的妈妈不明不白的死，触动了弄迈几个女知青的悬壶济世之心。她们不知从那儿弄了个药箱来，然后动员大家写信向家里要了不少常用药和医书来，凭着这些资本，她们就成了弄迈的赤脚医生。
这几位半路出家的医生的胆子可也真够大的，如果是一般伤痛弄点吃不死的药、抹点红药水给病人就得了，大病疑难病还是送大队卫生站或是公社医务室要保险一些，可她们却不顾忌，什么病都敢医。不过话又说回来，她们不医，谁医？那些病往往发起来急得很，不等送到好几公里外的大队或公社，人早不行了。
老乡们评价说她们的医术比大队医生、甚至公社的医生还高明。弄迈寨子和邻寨的好几个孩子是她们接生的，治好过好几个生急病的。老乡们说，以前患同样症状的送到大队和公社医务室去，死过好几个。在老乡们心目中，女知青们成了救死扶伤的观世音。
女生们办了个医疗队为傣族老乡提供身体健康保障，还想办个学校向他们传播精神文明。老社自然是大加赞赏，立即安排人盖了一座极宽畅的教室。黑板是自制的，老师用的粉笔则是用坝边的白胶泥搓的。队上还同意给每个教育家每天多记3分工分，她们办医是尽义务，没想到办学还能挣点工分，这3分工分相当于1角2分人民币，每月合计3元6角钱，不知道现在的教师看了会作何感想。
本来傣族的教育是由寺庙来完成的，男孩们到7岁就送到寺庙里当小和尚，学习各种知识。文革中寺庙被关闭，男孩们就不再学习，成天放牛。女孩们则只能从父母那里得到生活知识，从不知道书本为何物。
让女孩子们入学反而非常容易，而要让那些野惯了的男孩子们坐进教室，就只能靠老地、老龙等男知青的权威了。为此，女生们只好放下平时的架子，三顾茅庐来找男知青们，想请他们中的两三位出山当教员。殊不料男知青们居然拿起架子来，声称要当教员就集体担任，否则没人干。女生们到无所谓，老社却为难了，这么多教员，每天晚上要花掉他多少工分呀，不过他为了把所有的男孩弄进教室，也就咬牙答应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男知青讲的课居然大受小孩们的欢迎。老猫讲的历史课和老地讲的算术课，均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好评。因为老猫的历史课基本上是讲故事，每节课都要在孩子们的再三请求下延迟下课时间。而老地的算术课差不多变成了美术课，一节课下来，黑板上画满了让他们数数的各种动物。
教算术的意义重大，很多傣族老乡数到10以上的数目就数不清了。小孩们放牛时，不是数有多少头，而是逐头地认谁家养的牛在或不在。那些傣族大妈根本就弄不清自己家有多少只鸡，只凭记忆辨认什么花色的哪只鸡是她家的。如果是哪只母鸡不见了，就会认为那鸡可能跑到竹林中筑窝孵蛋去了。如果公鸡不见了，会认为跟哪家母鸡跑了。不时丢1、2只鸡，她们根本搞不清。知青们钓鸡之所以能屡屡得手，而一直未被怀疑，就因为她们不会数数。她们去街子卖东西，如果是论个数着卖的，她们往往会多数一倍给买方。如果以那种一头吊个鹅卵石、另一头吊个篾筐的秤称着卖，那秤杆会翘到60度以上。以碗、铁筒作为量具计量的，要盛满至堆不下才算数。有一次老地要买一顶草编的礼帽，卖帽子的大妈要价8毛钱一顶，老地也不还价，抓了一把硬币给她，顶多只有3毛多，问她够不够了，她数不清，就说够了。
当时边境上流通人民币和邻邦外币，这两种货币的民间兑换率有相当固定的变动时间，春季人民币升、外币降，秋季则相反，差价还特别大。只要稍有经济头脑，通过炒汇就能赚大钱。此外，以货易货的交易方式非常普遍，内地的轻工产品交换边疆或邻邦的土特产品，当中有很大的利润。当时知青认为非常划算的易货贸易，是用解放鞋、汽枪、电筒等内地产品交换日本双狮表、瑞士五星打火机。但只有个别知青敢于偷偷地做这类生意，傣族是很难搞清楚这些换来换去的价值的。他们当时的价值观只建立在生活必须和个人喜好上，比如小富农要拿他那把镶珠嵌玉的银刀来换老地那把毫不起眼的马刀，就只考虑那把刀的钢火好这一点。
女生们把当过和尚的会计请来教小孩们傣文，知青们没事时也跟着学，因为已经有口语基础，没多久也就掌握了傣文，水平高的直到回昆明后还跟傣族年青人互相通信。
自会计加入教育界后，寨子那些从未进过学堂的毕少们，主动要求晚上给她们上课，教师们特别是男教师们当然欢迎，愿意牺牲业余时间来讲课。既然毕少们晚上来上课了，毕冒们晚上没地方可去，也就不太情愿地坐进了教室，于是弄迈的第一座夜校开办了。
夜校的课程实际是文化知识综合讲座，几乎所有会讲故事的人都做过客座讲师，老猫则自称是教授级的。给他们上的课时常要根据实际需要变动教学计划，比如正碰上丈量土地，就改教几何，盖房则讲力学，随他们所提问题而定。从中国比邻国大这个话题开始讲世界地理，正在说美国就又转为历史。讲数学时常变成自然课，从年、月、日如何来的，讲到天上的日、月、星，讲到宇宙。从风、雨、雷、电这类自然现象，讲到地球的产生，从物种起源讲到人是由猿进化而来。每一堂课，都要全体教师在场，互相补充，谁擅长什么就由谁上讲台。
理科方面的知识他们比较容易接受，而文科方面的知识要灌输给他们，却比鲁滨逊教星期五还困难。特别是涉及信仰方面的，尽管知青们用尽了肚子里的墨水和嘴里的口水，最终仍不能说服他们相信哥白尼、达尔文的学说，宁愿相信他们世代流传的民间故事。
比如说到地球是否是圆的这个问题，老令以绝对是一级教授的水平在讲地理知识，老地便做他的助教，在黑板上画了个标准的世界地图。傣族青年们便说：看嘛，地球就是块平板。教授只好要老地将地图画在篮球上，画得与标准的地球仪相差无几。不料相帅跳起来，拿一竹筒水，浇在球上，自鸣得意地说：如果地球是圆的，大海不就流走了吗？
曾经为有没有鬼神，全体知青教师与傣族学生激烈辩论了好几天，最后学生们很宽容地说：你们不相信就算了，反正我们信。辩论就此结束。
后来大队办了小学校，弄迈的孩子们每天都去课，女知青中被调了两个去当民办教师，弄迈的学校就停办了。反正该教的也教的差不多了，那些他们不相信、不愿学的也教不了。再说，知青们自己还没完成初中教育，也只能教到小学程度，再往下就没什么货了。
傣族老乡们生活的圈子相对要比知青们窄，因为交通和信息不便，才使这个民族的发展落后于时代。他们在文化知识方面的确不如读了两年中学的知青，但他们有自己悠久的历史，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成千上万的知青来到这里，汉傣两族共同生活的几年中，给他们带来思想观念、文化和经济方面的重大影响，对这个古老的少数民族而言，这种情况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而这种影响究竟是好是坏，有待历史来验证。现在看来，正面的影响固然有，而负面的影响也还是很大的。从知青这个角度来说，当然喜欢说正面的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