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这次找我们几个人再次谈话，关于彭德怀的信并没有多说，只是顺便提到洛川会议，应当说是含有深意的：让我们知道，彭德怀这个人同他在历史上不一路，启发我们这些“不知世事”的人，不要倒到彭德怀那一边去。同11日的谈话相比较，这时无疑有变化了：在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在防止彭德怀的信出来之后，形势可能向右发展。光几个“秀才”讲点偏激的话，讲点不爱听的话，无关大局（有时还有好处）。总之，事后细细想来，17日找我们五个人作如此长谈，而且有些话可说是“知心话”、“私房话”，其原因可能是，听到“左派”们对我们有议论，希望我们能同他一条心，照顾到各方面，以大局团结为重，这样使会议能较快圆满结束。
同我们这两次谈话之前，还没有传出毛泽东正式找过哪些人谈话。田家英同毛泽东的保卫负责人王敬先（庐山会议后被调离，“文革”中去世，时任苏州地委副书记）、英文秘书林克及机要秘书等，都关系密切，有什么动静，田家英都会知道。当时人们都知毛泽东找我们谈过两次话，都想探问，摸摸风向，这时我是守口如瓶的。
田家英从他的内线得知，毛泽东这时找各大区负责人谈话时，还说过要印发《阿Q正传》的话，意即要启发大家，不要自己的缺点毛病触动不得，像阿Q一样，一触即跳。
大概是17日谈话后第二天，我来到田家英住处，胡乔木、吴冷西、陈伯达都在。谈到彭德怀的信，我们都很感兴趣，觉得信的内容很好，观点跟我们一致。我还说，只有彭老总才有胆量，敢这样写。胡乔木却讲了这样一句：这封信可能惹出乱子。他大概是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和观察，而得出这个看法。后来听说，毛泽东同王任重在庐山水库划船时，谈到彭德怀信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问题，说“现在我不发言”。此事胡乔木可能知道了。
我的《庐山吟》第四首，这样记述了第二次召见：
登楼再度群言堂，尚在闲谈新乐章。
都觉畅怀言已尽，谁知一夜落飙狂。
《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
按照原来的安排，会议开半个来月，通过一个会议纪要性的文件，大家下山，各奔前程。文件起草小组，毛泽东原指定五个人：胡乔木、杨尚昆、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7月13日凌晨，他致信杨尚昆：“五人起草小组，建议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六同志，成为十一人小组，先议两天，即今明两天议事。十四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十六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文件名日‘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五千字。”
第一次碰头会，根据18个问题和各组讨论情况，拟定了以下12个问题：关于形势和任务、读书、宣传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群众路线问题、加强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体制问题、协作区和协作关系、组织农村集市贸易问题、过日子问题、公社食堂问题和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各人分工写一或两个问题。除“形势和任务”外，每个问题写1000字，最长不超过2000字。胡乔木写总纲性的“形势和任务”，我写“综合平衡”和“加强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周小舟和田家英写有关农村的几个问题。大家知道，谭震林和曾希圣是大跃进时冲锋陷阵的带头人，谭主管农业，曾是安徽一把手，但他俩不是主要起草人。
从人员组成情况来看，毛泽东无疑希望这个文件是一个继续纠“左”的文件。因为我们这几个人这次不只是当做所谓“秀才”看待，而是被认为对大跃进确有不少中肯的意见；尤其周小舟在内，说明湖南的工作被赞赏，采纳了那三句话作为会议的基调，现在进一步让湖南的做法在文件中起作用。
7月16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原来按地区分的6个小组，将人员打乱，重新编组，组长不动。第一组组长林铁，副组长宋任穷、江华；第二组组长柯庆施，副组长廖鲁言、甘泗淇；第三组组长陶铸，副组长谢富治。谭政；第四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重、肖华；第五组组长张德生，副组长舒同、黄火青；第六组组长欧阳钦，副组长江渭清、张国华。从17日起，按新编小组开会，继续讨论形势和任务等问题。这时彭德怀的信也已印发出来，讨论中对《议定记录》谈的意见就逐渐少起来，对彭德怀信的意见就逐渐多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