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老左长我几岁，他的儿子小左上大学了。喜讯从美国的波士顿传回北京，老左快九十岁的老母亲听了很高兴。等小左回京探亲，左奶奶就同小左照了一张合影。左奶奶知道小左还信了洋教，为了表示祝贺，特意在拍照的时候摆了一个文化革命中最时髦的姿势，左手背后，右手端在胸前，托着的却是一本《圣经》。
我们听说了都夸好，认为像左奶奶这么大岁数的人，难为能有这份见识。老左听了十分受用，补充说，左奶奶当年还是山东大学有数的女大学生呢。
听老左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二十多年前在研究生院教过我德文的江老师，记得她当初也是山东大学的女学生，于是连忙问老左，那您令堂大人可认识一位姓江的女士？老左听我报出江老师的姓名之后，不假思索地说，那怎么会不认识，她是我母亲最要好的朋友，至今还有联系，不过人家更加了不起，当年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大美人，多少年都是公认的校花。后来为了反对包办婚姻，和情人一同出走，到德国留了学，几年以后还得了个博士的资格回来，人家是国内有名的德文大专家。
我先是为了事情的凑巧吃了一惊，后来一听老左说的与我对江老师的了解大致不差，于是也就相信天底下的确会有这么多的巧事。只是我不知道当年江老师那么漂亮，而且还是校花。
刚认识江老师的时候，还和同院的朋友大头聊起来。记得大头说，原来江老师和他的父母在山东大学时代就是朋友。我原先就听说大头的妈妈年轻的时候也很漂亮，我猜，大头的妈妈和江老师没准当年还是校园里的一对姊妹花呢。当然，大头的父母说起江老师当年人人称颂的自由恋爱的壮举，也是称赞有加，认为那个年月不比现在，江老师能有这份勇气，可不是一般的人。大头的父亲是个有名的作家，还当过山东大学的教授，他们的话我当然相信。
可是我并无缘见过年轻时候的江老师，和江老师的相识还是得益于距今二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
因为文化革命，害得我初中都没有完全毕业，再说我人也窝囊，根本争不过别人，所以后来一直也没有捞到个机会到学校读书。好容易熬到了一九七八年，这才糊里糊涂地好歹考进社科院的研究生院，算是了却了多年的一门心思。可是学校正在草创时期，没有自己的校园，暂时就在北师大落脚，开的课也是七齐八不齐的。记得开学没有多久，有一天外语教研室发出布告，通知说终于从外文出版局聘请到了一位德文专家江老师教授德语课。但是江老师年事已高，另外学校目前寄人篱下，校园内教室也十分紧张，所以学生必须到江老师家去上课，云云。
多少年我都是在家里躺在床上读书，所以倒根本不在意上课的环境。听说能有机会让大专家给咱们重新打理一番自学的德文，看看多年的闭门造车，到底能不能够出门合辙，自是心里十分高兴，连忙报了名。
几天之后，照着外语教研室提供的地址，我第一次找到江老师家上课，发现一共来了四个学生。
德文专家江老师原来是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总有七十开外，但也难说。因为刚过文化革命，一般有学问的人都显老。后来有些大知识分子显得年轻，那全是因为后来的保养。
寒暄过后，江老师让我们首先彼此介绍，我这才知道我的出身是其中最差的。其中江建国原是北大德语专业毕业，黄秀铭原是清华的老大学生，乔毅的学历我忘记了，但我想，他起码也是个工农兵学员罢，至少绝对在我这个初中生之上。好在当年的改革开放提倡的是“英雄不问来路”，所以我心里也就踏实了不少。
当时江老师听完我们的自我介绍之后，就笑眯眯地简单说起自己的经历，但是并没有提起我从大头那里了解到的她当年自由恋爱的风光，只说她在三十年代和丈夫到德国求学的经历。丈夫学的是飞机制造，后来希特勒掌了权，要发动战争，飞机最派得上用场，所以懂得飞机制造的，不管是哪国人，一律不许走，全扣在他那里造飞机。后来他们两口子还是想了不少法子才回到了祖国。刚解放的时候，政府也还善待他们，她的丈夫是个一级工程师，负责不少的工程。说到这儿，我们再仔细一看江老师家里的陈设，这间作客厅的房间居然没有开床。那时候大家刚熬过文化大革命，不管过去是干什么的，谁家不是吃喝拉撒睡都在一间屋子里呢。大革命革到了这步田地，江老师家还有这份气派，可见江老师的丈夫挺有能耐，政府肯定离不开他。
江老师大约是看出了我们的心思，就说，她丈夫是个一辈子坐顺风船的角色，因为有技术，不管谁上台都用得上他。他思想也前进，政府说啥他就说啥。可她自己就没有这么顺心了，因为学的是德国语言文学，后来就在外文局工作，多少年都是属于“内控使用”，大小运动跑不了。这回她是伤透了心，所以坚决要离开那里，调到社科院的研究生院来。只是人一要走，顿时就成了香饽饽，外文局偏不放，所以现在到研究生院还算是借调。江老师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借也罢，调也罢，随他们去吧。
听得出来，江老师肯定受过不少委屈，可她不说。我们初次见面，当然也不问，只是各人都说了说自己这些年来的传奇经历。江老师说，大家既都是过来人，以后说话就容易多了。
那时候没有多少人出过国，出了国又回来的就更少，所以上课的时候，隔三差五的总爱说起出国这个题目。江老师也说，但并不多说，一般只说到船经红海，到意大利热那亚上岸的经过为止。我虽然有过到云南插队的经历，那地方离边界也只有三四十里路，不过对面的老挝比中国还荒蛮，根本没有什么好看的。所以，江老师虽然说过好些遍她出国的经历，但我每次都象是第一次听说山那边好风光的天方夜谭，不但百听不腻，而且不厌其详。
但我发现江老师很少提及她在德国的生活。后来我才发现其中多少有一点隐衷。
有一回，我上课带去一本海涅的诗选，其中有几首我很喜欢，尤其是那首《萝勒莱》。传说的女神，忘情的船夫，加上对莱茵河上风光的无限憧憬，让我爱不释手。但有些句子我还是吃不准，就拿去向江老师请教。江老师拿起我的书，仿佛似曾相识地问我书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前些年在内部旧书店买的。江老师点点头，不无感慨地说，她三十年代曾经在柏林见识过希特勒的焚书，那还是一九三三年的夏季，就在柏林洪堡大学对面的广场上。当时她正在读海涅的作品，可是听说海涅因为是犹太人，也上了《焚书目录》委员会的名单，她怕出事，就把书扔掉了。现在她想起来，是和我的书差不多的版本。后来她有几个犹太人的同学在三八年的“水晶之夜”之后就失踪了。前不久，她还接到一封从山东老家辗转寄来的信，居然是出自当年同学的手笔，这才知道这位同学后来逃到了瑞士。她的同学说，这些年她一直给江老师写信，总没有回音，但她一直坚持写下去，认为江老师最后一定会收到。想起当年的往事，江老师说，那真是一场恶梦，可是没有料到，到了文化革命也烧书，经她的眼看，与当年在洪堡大学对面广场上的景象并无二致，如出一辙。
江老师又说，现在我不愿意回想希特勒的年代，就是因为总是联想到文化大革命。说句老实话，我在德国，因为不是犹太人，又是个学生，纳粹也没有象红卫兵那么对待我哇。说到这里，我就仿佛多少明白一点江老师的心境。
此后我也很知趣，凡是提到她到欧洲留学那一段，只说到船经红海，在热那亚上岸为止。就象现在我在海外，凡是洋人问起我在中国的经历，我也是只提小学那一段日子，然后紧接着就是红旗飘舞，锣鼓喧天，改革开放，人心大振。说得人家直竖大拇哥，而且连声叫好。
江老师不喜欢德国的纳粹，但她喜欢德语。我不认为江老师口才出众，但她的语言感觉非常好。有许多艰涩的德文句子，我的“土造”德文只会根据语法按图索骥，时常还闹出笑话，可江老师反复读上几遍，就能给我正确的答案。听说江老师原先负责过《北京周报》的德文版，直到借调我们研究生院，有几次我去上课还遇到来请教的人没有告辞。我想，没有两下真功夫，这样的瓷器活儿是绝对不敢揽的。
江老师学问好，但并不掩饰自己的疏漏。记得有一次，几个马恩列斯编译局的人来，谈起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里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一事。其实在马克思的原意中，还有一层意思是认为宗教具有“苦难中的人民的精神安慰”，对宗教的这一功能并无褒贬之意。大约当初江老师参加过他们的翻译工作，所以人家又来上门探讨翻译上的得失。江老师说，当初只是为了政治需要，否定宗教，把原来中世纪黑暗时代下人民对宗教的需要变成强调“统治阶级利用宗教麻醉人民”。江老师说，她对马克思其实一窍不通，即便翻译成中文也不懂其中的涵义，只可惜当初敷衍塞责，以致如今以讹传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言语之间似乎还有自责的意思。
因此我看到江老师给我们选读本的时候也十分慎重，唯恐误人子弟。当时文革刚刚完毕，文化破坏殆尽，根本没有德文教科书，江老师总是从各处挑选文章，然后自己一篇篇给我们打字。我觉得江老师年纪大，这样挺不合适，就提议是否找些现成的德文故事书，比如《格林童话》之类来作为教材，一来中文大家或许都读过，便于预习，二来我家里现成有这些书，可以给大家复印。大家都说好，于是《格林童话》就成了我们的教材。现在我还记得当年读过的那几篇，像《青蛙王子》、《幸福的汉斯》、《十二兄弟》等等。童话里千篇一律的开头：“从前呀，有一个人……”，根本不觉得老调重谈，字里行间的童真反倒让我倍感亲切。
说话一晃就是三年过去了。我毕业之后就留在考古所里工作。后来因为忙于到乡下去田野考古，和江老师过从的机会就少多了。不过我还是保持着经常问候的礼节，回到京城以后，有机会还是去看望她。
八二年的年底，我有一次机会到德国去读书。德国方面要求有一份德文水平的证明。江老师当然是不作第二人想的教授，于是我就打电话征求她的同意。
江老师听了很高兴，还特意将她的女婿叫来，说他马上就要到意大利使馆工作。今后如果有了困难，还可以有个照应。这时我就觉得江老师是有些老了，远期记忆好得太多，还是记得当年热那亚上岸的经过，其实从那里到德国还有好一段路要走呢。罗马离科隆那么老远，怎么互相照顾。但我还是为江老师的诚恳所感动。
在德国的时候，我和江老师通过几封信，谈起我终于见到了她当年求学去过的那些地方，柏林、慕尼黑、哥廷根，国王湖……。我还告诉她，我在水城威尼斯还巧遇了一回学德文时的同学黄秀铭。江老师回信说，地球比她当年在欧洲时可真是显得小多了。
从德国回去之后，我和江老师仍然时有过从。
和江老师最后的那次见面，如今想来还记得十分清楚，那是八八年我转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以后不久的事情，只是当时匆忙与焦躁之间竟也没有详细交谈。
那天早晨刚上班，我就突然接到江老师的电话，说是有急事，要我陪她去市公安局的护照科。因为地点就在离博物馆后身不远的交民巷，所以我也不必到她家里去，她会在约定的时间到历史博物馆大门口与我见面。
见面之后江老师告诉我，她已经从研究生院的教授位置上退休了。她的儿子在美国发展得不错，在西雅图的大学里谋了一个教授的差事，多少年都因为工作太忙，没有回家和母亲见面，目前正在申请接江老师去美国探亲。邀请信和财产保证书都不是问题，她这些日子以来正在办理出国护照。我一听原来是这么件事，就松了口气，对江老师说，以我自己的经验，这事应该不成问题。当初我到德国读书的时候，我的太太到德国去看我，就是因为政府关怀留学生，曾经有过规定。至于美国，那是资本主义社会，只要有钱没有办不成的事。
江老师叹道，美国那一方大概是不成问题，可是事情出在咱们这一边，据说是她的职位太高，不能批准护照。她说：“正是因为想起来前几年你有接太太出去的经验，所以今天特意求你帮忙，跟他们解释解释。”
江老师从来还没有找我帮过忙，今天有这么个难得的机会，我觉得义不容辞，便满口答应，而且我认为改革开放的形势越来越好，心里也十分有底。
进了门，拿了号，满屋子都是人，我们就耐心地等。等轮到江老师，我就陪她走进一间小屋。
屋内是个年轻人，和颜悦色，倒还讨人喜欢。他看了一眼卷宗，抬头笑了起来，高声说道：“哎，又是您啊，我想起来了，这事还是不行哇。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上面有精神，您的级别太高，属于国家高级人才，不能批准出国啊。”
“我都退休了，还什么高级人才不高级人才，”江老师嘟囔着，听得出来，这样的话她已经听过好些回了。
“哎，您可不能这么说哇，高级人才永远都是高级人才，”那人不动声色地说。
江老师道：“地主富农，右派份子还有个摘帽呢。我这‘高级人才’什么时候能够摘帽哇。”
“高级人才哪儿还有个完呀。目前国家正在建设，您虽然退休了，可身退心不能退，您还可以发挥余热嘛。”我心想这人不愧是只能言鸟，可真会说话。
江老师听到这里，拿眼睛瞅着我，意思明白得很，她下面已经没有词了。
我连忙接过话头对那人说，江老师虽说是高级人才，但发挥余热也不在这一会儿工夫。等她探亲回来，再参加建设还不是一样。再说，江老师出去看看美国人的干法，兴许还能有所借鉴呢，是不是？
江老师一听，连连点头，她大概发现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毕竟比她能说。
不想那人根本不假思索，张口就来，对江老师说：“那让您的儿子回国来看您，顺便看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局面，且比您这么大岁数到美国去看人家资本主义的没落好多了哇。美国人的那种干法有什么可学的。”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人口才真是了得，没想到他倒能先发制人，说得滴水不漏。
他看我嘴唇一动，还想说什么，就连忙堵回去，冲着江老师说：“咱们也别斗贫嘴了。我跟您实话说了吧，您的这种级别，上级的规定就是不能批。不管怎么说，您也是国家宝贵财富，绝不能让您损失掉。您让我批您这个护照，我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胆儿。单是为我自个儿，为我的老婆孩子，也不能犯这个错误哇。”
话已经说到这份上，那人都拿出自己的身家性命作为理由，我就没有话说了。
我们见大势已去，面面相觑，只好怏怏出来。那人还挺客气，站起身来，一再地点头送客，说今后没什么别的事就甭来回跑了，劳神费力，还不解决问题。
我们一路无语，我也不知如何安慰江老师，默默地送她上了公共汽车。
后来我又给江老师家打过几个电话去安慰她老人家。她倒反过来劝我，说已经去过三四回，反正都是这样的答复。听她的口气还不算太懊丧，只是说，几十年都是当成扔不出去的破烂货，想不到如今临了退休之后反倒成了国家宝贵财富。我就劝她，亡羊补牢，如今能够想起您来，不是也比一直想不起来要好么？她说那倒也是，过去只有搞运动才想得起我来，如今居然是当成宝贵财富想起来的，再想想文化革命里死的那些人，什么气都没了。我就说，您能这么想就对了。
后来因为忙，没有去江老师的府上问候，只是间或有电话联系。十多年前我临出国的时候记得还给她打过一个电话，问她办理护照的进展，她说政策还是照旧，她依然属于国家财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它消息。
听她说出这番话，我不禁想起当年在她家里读德文时候的同学。这些同学里头，江建国听说做了驻德国的首席记者，我还是从另外一个同学那里听说的。那次是咱们的一个驻外记者跑掉了，但人还算仗义，临走前往回打了一个电话，说他把开出去的“奔驰”汽车停放在某停车场，钥匙交给了门房，让派人去取车。后来组织上就是派江建国去交涉的。黄秀铭自从我在英国的柯切斯特大学和他分手之后，听说转到美国新墨西哥州大学那边继续研究机器翻译，想来也是专家了。乔毅大约还在语言所罢，前些天偶然翻弄万维网，知道他还在从事语言学研究，现在也一定是一流人材。除了我一事无成之外，其他几个经过江老师亲手调理过的同学还真是学有所成。所以如此看来，江老师培养后学成材的比率相当高，说她属于国家财富也是名至实归，不能算太离谱。可我并没有把这番心思说给江老师听，恐怕她听了会认为连我都承认她属于国家宝贵财富，从而加重她的思想负担。
到美国之后，我一向穷忙，渐渐就和江老师断了音信。这次还是和朋友老左偶然说起江老师，心里才不免十分惦念起她。
按说眼下也不是完全没有线索去打听江老师的下落，但我总怕会听到不好的消息，尤其是听说年近九十的左奶奶最近过世的消息，想到左奶奶当年与江老师是同学，她们年纪应该差不多，我就更免了这份心思。
不过我总想把我和江老师的过从写出来，虽然我和她相处的时间不算长，了解的也不算多，但往日零星的印象总还可以拼凑出大致的情节，以后有法子还可以慢慢充实。要不然时候耽搁得太久，我恐怕象江老师这样在社会剧变中难得的人物故事早晚会湮没无闻。
闪出这番念头，又记起当年跟江老师学习德文时经常读的那几篇《格林童话》，我就不免信手摹仿起来，于是很容易写出了故事的开头：
“Es war einmal in China，...（从前呀，在中国，……）”
故事的中间部分，看来也不会有大问题，无论是结构的启承转合，前后呼应，还是情节的跌宕起伏，峰回路转，都好办。
可是我的故事却没有办法结束，因为我不知道江老师最终是否办到了护照，也不知道她到底与她的儿子是否在美国见了面，后来是否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所以也就不能象在《格林童话》里面那样照常收尾：
“... sie lebten glücklich zusammen bis an ihr Ende.（……从此呀，他们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二千零二年二月十八日，二闲堂，波士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