荫余堂旧貌
人间有四喜。对于长居海外的人来说，“他乡遇故知”应该说是其中最为惬意的一喜。
最近听说，波士顿北郊萨兰市的碧波地博物馆（Peabody Museum）竟然把安徽皖南休宁县一座有二、三百年历史的民居一砖一木一瓦一石整个搬到美国来了。日前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得以一睹尚未拼装完毕的民居构件，以及民居内各个历史时期存留下来的遗物，总算是一饱了眼福。在美国却能看到皖南三百年前的旧物，不能不说是一种缘份。屋主曾将这所家居命名为“荫余堂”，总归是想荫及子孙的意思，不想真的实现了。现在除了原址上盖起了一幢国人梦寐以求的小洋楼——尽管与周围的民居绝对不协调，而且门前修起了一条像样的沥青公路，清理了两座池塘，附近的一座庙宇也得到了修缮。只是最后的结局竟然是以这种方式福泽子孙，大约是当年营造荫余堂的先人们所始料未及的罢。
荫余堂是一所皖南山区典型的中等民居。翘檐的马头墙，环楼的跑马廊，天井中的小池塘，以及门口遍布苔藓的石板路，在在都勾画出一幅与当今现代住宅风格大异其趣的景致。毋庸过多的解释，看客们就会对荫余堂历经的岁月风雨领略几分了。有人说，“漂动的是时尚，沉积的是文化”，大约美国有太多让人目不暇接的时尚，所以他们才会对中国古代文化情有独锺，也才会不惜巨资将整个荫余堂建筑，连同门口铺设的麻石路板也都一并搬到了美国。
看来这项工程花费肯定不小，听说光是运输的集装箱就用掉四十多个。碧波地博物馆也花了大气力，拆迁了荫余堂新居地面上的民居，并且建立了详细的万维网站宣传说明其中的详情。目前，博物馆附近荫余堂新居的工地上正在紧张地施工。工地周围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致，大幅的广告提醒民众：到二零零三年全部竣工以后，一所来自中国二百多年前的民居将加入萨兰市已有的二十三座历史建筑的行列，向公众开放。
如果以我过去从事考古行当的眼光来看，与中国不胜其数的国宝相比，荫余堂当然算不得是如何珍贵，但难能可贵的是，它居然可以逃过浩劫，落户美国，其中情节之跌宕起伏，当然是不足向外人道的。当我细细观察来自故国的民居，其中的感受真是用言语难以形容。徘徊其间，摩挲这三百多年前的老屋上每一根檩梁，每一扇窗扉，颇象是老友重逢。
不过等到这处民居归了美国人之后，或许就有人开始担心粗枝大叶的洋人会把中国古建的复原搞糟，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尽管美国历史颇短，但美国人在收留保护外国文化遗迹上却是独具只眼，并且早有经验。就我个人所见，就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全套从法国搬来的修道院、哈佛大学浮格博物馆迁自西班牙比利牛斯山间的整座教堂，特别是早在三十年代从北京朝阳门里九王府拆掉的配殿，如今就重建在费城艺术博物馆里，这足可告慰于国人了。从碧波地博物馆荫余堂专门网页上的说明可以知道，他们这次也是花了大本钱特意从安徽延聘能工巧匠来修复这所民居。实际上，真正令我们担心的倒是另外的事情。
这座皖南民居的异地生根，似乎又印证了我对文物得以保存的先决条件：交通的闭塞最为首要。
记得我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四年曾到过皖南。那时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尽管我的户口仍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农场中，但人是已经回到北京两三年了。蛰伏多日便静极思动，于是便出行到江南游春。下了庐山之后，乘船从九江到贵池，然后转长途汽车到了皖南的太平镇。那个迟春的春雨颇猛，长途汽车停开了数日之后，我方才凭得力气挤进汽车，一路蜿蜒向黄山进发。
汽车只是在山间转了个弯子，上得车来的旅客与大约是家住仅十几里之外的售票员，各说各的当地“普通话”，竟然完全无法彼此沟通，一派“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售票员央及乘客，也无人应对。反倒是我这个外乡人，操着一口京片子，居然可以居间翻译一两句，车上全体人对我外来的古怪口音不禁连连称奇，于是也就对我的来历大感兴趣。
当地几乎很少有外面的人到过。我是穿了一身大约总有五年成色的旧蓝制服，颜色早已退去不少。脚上的胶鞋沾满了泥浆，头上有一顶在渡口换船时临时买来遮雨的斗笠，这身行头和作派，外加面有菜色，同车人不免讥笑我的牛皮：他们绝对不肯相信，我竟会与毛主席一样生活在北京城。
后来我又到了歙县和屯溪等几地，几乎与世隔绝的原朴景色方才使我不得不感叹，伟大领袖要在这块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地方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且要“触及每个人的灵魂”真是谈何容易。
这种桃花源式的封闭，在这所落户美国的皖南民居——荫余堂里同样得到了证明。
除了祖宗牌位，金莲小靴这些更加古老的遗物以外，在旧屋的墙壁和门窗上裱糊的窗墙纸不难发现残留着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文字。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文报纸到《大公报》一九五七年《吴晗愤怒批判章罗联盟的反党罪行》报导和困难时期《人民日报》仍然念念不忘的社论《美帝国主义支持台湾决没有好下场》。此外，门板上斑驳可见打倒反革命的口号，睡房墙上小儿惊风的民间处方，再加以伟大领袖为偶像崇拜的神龛，千奇百怪的历史重叠，就象是大河里的波涛，偶有星星点点的水滴溅进了池潭，便永远停留在那里，毫无变化，但是也就记录下大河里曾经发生过的巨变。
说到皖南的古代民居，便不由得使我想到五十年代率先发现这里的古代遗存价值的一位老先生。早在当年他就曾到这一代调查古代家俱，除了保存良好的民居之外，还发现这里民间还藏有不少十分罕见的明式家具，曾有调查报告写在《文物》杂志上。当然，在那个“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时代，这些调查发现在“三面红旗飘，人民公社好”的凯歌声中几近昏话。所幸的只是皖南直到新世纪开始也依然有“以不变应万变”的胸怀，这才呵护住荫余堂没有遭到灭顶之灾，历经当年发表报告五十年之后的风风雨雨仍然完好无损，其后才会有美国学人在皖南的偶然发现，基金会的鼎力支持和碧波地博物馆的捷足先登，一联串的好事连连，使荫余堂和她所装载的种种故事最终能够跨洋渡海，“移民”美国，其间的经历确实是可圈可点。
“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说得不好意思一点，近若干几十年，对于文物价值的认识似乎全是外人给我们开的窍，只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理解富在深山的意义。
记得那年我从德国游学归来，到芳嘉园的居所向这位老先生请安。见到平素不拘行迹的他这日衣冠颇为整齐，便询及原由。这才知道原来是费正清的太太费慰梅这次到华访问，尽管接待单位为她安排了一系列精彩的日程，但她通过各种关系，急切最要见到的却是老先生在芳嘉园居所收藏的明式家俱。也许是费太太当年跟随费先生在林徽因与梁思成夫妇那里的耳濡目染，近朱者赤而对中国古代文化情有独锺了罢。那天上午，一向疏于与外人交往的老先生总算答应了她。听了这番话，望着老先生年久失修的居所，我也就不免感叹了一回。记得就在这个时间的前后，考古所也在接待“外宾”参观我们所里收集的考古藏品。记得领导正在发愁如何才能给外宾留下深刻而良好的印象，于是就有人献出妙计，建议将日本人刚刚赠送的复印机放在展室的入口处，以便“醒目”。幸亏在考古所还算有明白人，到底否决了这个提案。
不过更加可以玩味的是，年前我回国省亲，听说多年未见的这位老先生搬了新居，于是便在动身返美前的最后一个下午登门拜访。
这是一套以美国的水准来看也算得上是考究的公寓。我不知就里，连忙祝贺他的乔迁，并十分惊异组织上居然也肯出这样的大手笔来安顿坐八望九的老先生。精神仍然十分矍栎的老先生并不多言，只是顺便告知其中的原委。原来他在芳嘉园的旧居已十分破败，海外的友人知道老先生手中的明式家俱收藏是国内多家博物馆十分心仪的对象，而这位友人也正需要有一个爱国的机会，于是便提议由他购进老先生的一部份收藏，然后转赠给刚刚建成新馆的上海市博物馆，而老先生拿这笔钱购得这处居所。如此一来，友人得到的是“面子”，上海博物馆博得到的是“里子”，而老先生得到的则是“房子”，正所谓一箭三雕。
如果都能有这样“三赢”的喜剧结局，当然是最好不过的，只是并非人人都有这种机会和条件，而且在许多情形下，实际上反倒是以两败俱伤，一败涂地的悲剧为多。
譬如说，位于首善之区的北京城，美术馆后街的二十二号院就是这类悲剧中颇为典型的一个。这座具有明代四合院典型特征的古老院落是赵紫宸与赵萝蕤父女的故居，尚保持着完整的院落格局，就是在京城的四合院中也颇为罕见。赵紫宸先生曾是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赵萝蕤先生的丈夫陈梦家曾是“新月派”的著名人物，后来在考古所研究金文甲骨也卓然成家。吾生也晚，并无缘得见梦家先生，等我一九七八年赶到考古所作学生的时候，斯人早已在文化革命中灰飞烟灭。听所里的老人讲，梦家先生在五七年听到要帮助党“整风”便急匆匆从洛阳的考古发掘工地返回北京，赶写文章发表，其后果当然是意料之中，只是颇在情理之外。如今当红的专家（或许也有个“国家一级”之类的称号？）当年也曾义愤填膺地大骂“陈梦家，你是个什么家！”夫人赵萝蕤先生是文学大家，我只是见过一面，谈不上什么印象，后来还是读过巫宁坤先生的《一滴泪》（A Single Tear）才知道出身大家闺秀的赵先生在解放初期思想还真很前进，自己身体力行，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学成之后就急匆匆回国报效国家，而且巫先生就是在她热情洋溢的鼓动下才毅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当然，巫先生后来种种令人唏嘘的遭遇都是后话了。可是谁能想得到，先有褓姆将赵家的文学手稿装作废纸偷到对街的文物市场卖掉于前，现今又以城市现代化为名而将这座集建筑文物价值于一身的民居葬身推土机于后！
与之相较而言，年代与价值完全不能与京城里赵家大院相比的皖南民居却能死里逃生，真是可以引为借鉴。荫余堂的异地生根，不但证明了我所说的交通闭塞是为文物保护的先决条件，而且似乎印证了我设定对文物保护的第二项条件：有钱有势。所谓有钱，不言自通；所谓有势，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已经加入到现代英语中的词汇：GUANXI（关系）。交通闭塞是免于外来的破坏——例如避免赵家大院式的复灭，有钱有势则是在有毁坏之虞时得以拯救。从荫余堂的命运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能将在国内弃之如敝屣的古代民居用洋人的钱买将下来，然后，倘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实在挤不出这方立锥之地，那么就再给它在国外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养老之地，比如说碧波地博物馆，我们可以说这简直是化腐朽为神奇。试想，这厢拿到钱，国人盖起了望眼欲穿的玻璃与钢筋大厦，那厢洋人看到了比他们立国还要早的中国古代民居也惊叹不已，又何乐而不为呢？这种皆大欢喜的“双赢”对两败俱伤，对簿公堂的不欢而散未始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听说，后来又有几家美国的博物馆也闻讯蜂拥而至，试图步碧波地博物馆的后尘，有的集装箱甚至都运到了出关的码头，但还是功亏一篑，至今没有听到成功的消息。所以办事要有如行云流水，融会贯通，所以才能够水到渠成，功德圆满。
美术馆后街二十二号院的毁灭不免使有识之士痛心疾首，于是就有奔走呼号之举，只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其实可以肯定，用不了多少时间，我们还在扼腕叹息的这些遗憾就会象是雨后浮萍上的水珠，了然无痕。只要想想看二环路上欢快奔驰的汽车里，无论是司机还是乘客，个个都是满面春风，行色匆匆，有谁会在意脚底下原本就是北京城的城墙呢？林徽因先生当年的“抱墙痛哭”总归是抵不上《人间四月天》中穿凿附会的卿卿我我更能打动人心。
多少年以后，我们的儿孙或许根本不晓得从前曾经发生过的故事，于是就比我们要大度许多，也十分体谅我们当年的难处，说不定望着窗外早已是遮天蔽日的高楼大厦，口中还会不禁念起在学校里曾经懵懵懂懂学过的句子：“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同一时刻，在地球的另一端，这所在皖南小镇上始建于前清的民居——荫余堂，依然会款款地伫立在美国的碧波地博物馆里，面对自认没有多长历史的美国人，将她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
二千零一年三月六日暴风雪夜，波士顿。
后记：
访过尚未重建就绪的荫余堂，难免不想看看她的新居，就仿佛看见新嫁娘，便总想知道婆家将会如何迎娶媳妇。于是纽英伦几十年不见的暴风雪刚刚过后，天一放晴，我们就急匆匆赶到萨兰镇的碧波地博物馆一访。
北京有句古谚：“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指的是晋代始建的潭柘寺比北京城要早上八百年。套用这句话换到这里，可以说，“先有萨兰镇，后有波士顿”。只是萨兰镇既没有潭柘寺那么古老，也没有比波士顿早那么多年。
不过就美国而言，萨兰镇是最古老的城市却是一点不假。自一六二六年开埠到如今已有三百七十五年，最初的清教徒是在萨兰镇定居之后才逐步迁移到波士顿。
其后萨兰镇地位并未稍减，直到十八世纪，成为重要的捕鱼、造船和航海贸易中心。到一七九零年，萨兰镇已是美国第六大城市，人文荟萃，经济通达，与中国、西印度群岛，以及非洲、俄国的贸易已使这时的萨兰镇财源滚滚，富甲一方。于是富足之后的商船老板便动手营造豪宅与博物馆，以示成就。就是在此形势下，碧波地博物馆应运而生。建于一七九九年的碧波地博物馆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而且是从那时一直持续开放到如今。说它是美国最早的博物馆，绝对当之无愧。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所以博物馆常年举办古代远洋贸易的展览，特别是关于当年与中国贸易的展览是引我不时造访碧波地博物馆的诱因。此前已多次来访萨兰镇，不仅仅是碧波地博物馆，周围左近的海港、渔村，旧日的海关、霍桑的七角楼，无论是自然还是人文的景观都会使你领略这个年轻国度的文化的韵味。
了解这样的环境，你就会不得不承认，把荫余堂的新家安置在这里的规划是如何的恰如其份。
博物馆为了安置荫余堂，扩宽了马路，以便运输车辆畅行无阻；把门侧的小街堵死，以便将荫余堂展厅与主楼相联；一大片居民区已经拆迁，给荫余堂让出更多的空地，用来更好地显示她周身的魅力，其手笔之大，用心之专，我想，当年建造荫余堂的先人们可以无憾了。
随着一车车被巨型卡车运走的拆迁民居，越来越见疏阔的空地也就越来越扩张开来，荫余堂新家的宅基地已初露端倪。听说明年五月就要开工复原营造，后年便能完工，如此说来，如何能不让人喜上眉梢呢！
碧波地博物馆和荫余堂工程项目已经专设网页以飨翘首以望的人，网址是：http://www.yinyutang.org。在此之前，我们何不先去那里走走？
只是我的心中这时不知为何突感蹊跷，思索再三方才悟出：眼前的景象不是正有些象京城里的拆迁么？想到这里不禁百感交集，转身说与众人。众人也都叹了，只是有位刚刚回国省亲转来的朋友插话道：“其实你哪里知道，那里是拆旧屋盖新楼，这里可是拆新房为旧屋，反其道而行之呢！”
听过这番话，半晌无言，随之不免口占一绝：
离乡远渡为纳福，总信人间道不孤。回眸忍看前朝事，岂让新楼欺旧屋。
作《访荫余堂新址有感》以志此行不虚。
零一年三月九日，冬雪初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