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通过政变上台的韩国陆军少将全斗焕在全境实施军管，取缔一切反对活动，韩国城市抗议浪潮此起彼伏，其中位于全罗南道的光州最为激烈。5月18日，连续散步未果的光州市民愤而起义，被韩军队残酷镇压，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400余人死亡，5000多人负伤。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学生。史称光州事件。
但在当时，因为韩国军方严厉的信息封锁，国际上对这件事知之甚少。
常驻在日本东京的德国记者欣茨佩特听到风声后，连夜飞往韩国，搭乘一辆出租车，深入虎穴进行采访。陪同他的，只有出租车司机金士福。
作为唯一深入事发地的外国记者，欣茨佩特因为这次揭开黑幕的采访，震惊世界，获得多项荣誉，但他在领奖的时候，提的最多的还是那个带着他绕开层层封锁，勇敢完成任务的司机，金士福。
后来这个故事，变成了一部大卖的电影。电影中的金士福，大部分时候并不是一个英雄，而更像是一个小市民。
他为了生计茫然奔波，斤斤计较，不乏干点宰客抢单的活计。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送德国记者深入光州去采访，仅仅是因为穷，需要等钱用。他在去的路途中，不断耍滑头耍小聪明，千方百计要把车费弄到手。在面对国家机器的威胁时，几次想调转车头逃跑。
甚至，在他的原始面貌里，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岁月静好派。他面对反抗的大学生时很不解，你们好好读书不行吗，国家有什么不好，你们天天批评，天天散步有毛用？
等他真正的见到光州的惨况，见到市民抗争的真相和国家宣传之间的黑白颠倒的时候，逃跑了的他终于狠下心，要为良心反抗一次。
正是这一生一次的勇气，让这个平时司空见惯的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想过好自己日子，看不出任何英雄影子的小市民，最终竟然成了英雄。
所以小人物可不可成为英雄？可以。而英雄是不是需要一直勇敢？不需要。
之所以想起金士福，是因为前不久一个朋友关于李医生去世的说了一段话：李医生真的不可以算是英雄，他并没有反抗，面对强权，在训诫书上他乖乖签了“明白”二字。也没有振臂一呼告知公众，他只想提醒身边的家人和好友……可是为什么听到他去世后我们那么难过，因为从他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对强权的懦弱，但又想保护自己身边的人，谨小慎微的在这个世界上暗淡的活着，然而最终还是逃不过命运的摆布而魂飞魄散……
这段话确实让人很难过。从很多此前的言行上来说，李医生其实很像金士福。在没有遇见灾难之前，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现实表现，都是中规中矩甚至是有点偏粉红的小人物。但正是这样的小人物，最终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幡然醒悟，用生命的代价勇敢了一次——“一个国家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可能真正让我们伤心的地方就在于，这样的命运，如此司空见惯、触手可及。
其实大部分时候我们对于现实的自己可能都难免失望——不管如何志存高远，最终都要为一日三餐茫然奔波；不管如何不忿黑暗，最终都只能在肃杀中忍气吞声；不管如何渴望正义，最终还是在无所作为中折节弯腰。
黑暗中我们一直想象从天而降的勇敢，活出一个自己渴望的人样，而事实上却只能是人模狗样——一忍再忍，苟且偷生。
这，不是罪过。其实勇敢分很多种——比如高渐离刺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勇；如方孝孺被诛十族依然誓不低头，这是勇；如韩信忍胯下之辱而成大业，这也是勇。
勇敢并不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更多的是某一瞬间不同于寻常的选择而迸发出来的人性光芒。所以大部分英雄并不是生而如是，也许在他成为英雄那一刻，之前，之后，他都只是一个跟我们一样，带着口罩愤懑终日，还要为明天能否开工忧心忡忡的普通人。
正如我们不可能生而知之，生而勇敢，或者一直勇敢，这件事谁都做不到。人存于世，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牵挂和负担，或为自己，或为父母或妻儿甚或友人。当我们面临现实迫在眉睫的威胁的时候，有所恐惧、有所退缩这是人之常情。如果有一份训诫书或者保证书某天摆在你的面前，需要签字画押，如无大碍，我觉得不要有任何道德上的负担，默默的签了。甚至要写个保证书都不是问题——力量过于悬殊的时候，卵没有必要击石，因为没有了当下，也就没有了未来。
某些历史境况中，暂时的低头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是一个人良知的证明，不丢人。
但真正的底线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苟活，但绝不作恶。可以就地跌倒，但不能从此下跪；可以缄口不语，但不能引吭高歌。或者当有人做出了跟自己不一样的勇敢的选择的时候，哪怕沉默失语，但绝不违心诅咒，哪怕失去口粮，也绝不助纣为虐。只要条件允许，伸一次手，鼓一次掌，足矣。
的士司机金士福从光州回来后，还是一如往常，隐姓埋名，最终没有等到云开雾散这一天。但是很多年后，人们不仅仅是怀念那段悲壮的抗争史，也是怀念那个小人物人性闪光的瞬间。
所以我们不必一直勇敢，只要守住良知的底线，若历史进程有需要我们参与的那一天，让我们唤醒良知，勇敢一次，也就足够。
2020/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