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1日，储安平在李维汉主持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做了“党天下”的发言后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政治运动开始席卷全国。《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交通部部长兼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首遭讨伐、批判。接着，光明日报社上至副社长、下至伙夫等，都跳出来揭批储安平、章伯钧（因章伯钧是“大右派”，写他的文章已经很多，本文不再详述其事）。至1959年，光明日报社共揪出了除储、章以外的其他17名“右派分子”。
一、批判储安平的“右派”言行
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后来回忆，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并没有提出要“反右”。但是，“5月中旬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右派的决心”。当时，毛泽东的这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秘而不宣，以便把更多的‘蛇’引出洞来”。
中共中央的整风运动指示是4月27日发布的，到5月15日毛泽东写这篇《事情正在起变化》，前后只有18天。短短的18天，中国的政治气候，就开始起了180度的大转变。就连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中国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等，也是“利令智昏”地蒙在鼓里。
储安平的“党天下”言论出台后，最先对之“争鸣”的是民革成员陈建晨，她在民革中央委员于6月3日举行的第四次座谈会上说，“读了储安平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很不舒服。国务院12个副总理当中虽然没有非党人士，可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国务院所属的部会都有不少非党人士，而民主党派参加革命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争交椅”。谈到储安平说的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她说，“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是抗日战争时期写的，不能把过了时的真理搬到今天来说，宪法上明白规定我们政权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阶级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什么还要退回去搞各阶级的联合政府”。6月6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党外人士座谈，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对储安平发言提出批评。他说，认为“‘党天下’的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最终根源”的说法，是“严重错误的”。此外，他还在这次会上宣读了一封骂他“为虎作伥”、“无耻之尤”的匿名信，并表示他不怕辱骂，不怕威胁，他还要讲话。
看来，该引出来的“蛇”都出洞了。6月8日，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指示向中共党内发布。该指示说：“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一天，《人民日报》刊发了社论《这是为什么？》，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从这天起，中央各大报的舆论开始转向，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当时，储安平受到的批判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光明日报》内部员工贴大字报、座谈会上发言指责储安平，二是社会上的一些积极分子，三是来自全国各大媒体连篇累牍的讨伐文章。
6月7日，光明日报社有人贴大字报批判储安平，当时他还天真地认为“只是个人意见罢了”，但第二天读了《人民日报》社论后，“我看情况已不容许我在《光明日报》工作了”。
6月8日，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又一批批地轮番到储安平住所，登门“说理斗争”。据说，“闹得他24小时不得休息”。在此情况下，储被迫于8日下午至章伯钧家递交了辞呈，从此不再上班。他成了《光明日报》历史上最短命的总编辑——任期仅69天。
递交了辞呈，并不意味着储安平就能卸职，还要经《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决定。因此，虽然储安平不再主管总编事务，离开了报社，但还得接受来自各方的批判。除了外界媒体和民主党派对他的“党天下”的批判，还有报社内部员工对他的指责。
6月11日，民盟光明日报社支部举行全体大会，对储安平所谓“党天下”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并坚决表示决不容许把光明日报拉出社会主义的轨道”。在大会上发言的有《光明日报》编辑部各部主任、副主任和部分编辑、记者：张荫槐、熊剑英、谢公望、黄卓明、潘文彬、陈季子、张又军、张西洛、徐亦安、丘林、巴波、王少桐、许子美、陈端绍、荒烟、于友，以及《新建设》杂志编辑主任刘一农等。张荫槐、丘林说，“储安平给党加上‘党天下’思想的荒谬帽子，是对党的歪曲和污蔑”。巴波（即《光明日报》记者曾巴波）说，“储安平的发言，实质上就是要从政治上取消党的领导，取消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这不是思想方法问题，而是根本的政治立场问题”。但巴波晚年沉痛地说：“当时，我也认为这是为了党的利益，我也说了与事实不符的话，我不是没有内心矛盾，我认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还认为我战胜了我自己。之后，尤其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我才发现我这个驯服工具的灵魂是多么卑下、可耻。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求别人原谅。”
6月14日，《光明日报》工厂和行政部的职工举行座谈会，“愤怒谴责储安平以本报总编辑名义发表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坚决表示要保卫社会主义阵地，粉碎储安平将报纸拉向右转的任何企图”。汽车司机赵文说：从储安平到报社来的第一天，我就觉着他的思想感情跟我们不一样。接着他举出有一天储安平同他的一个朋友在车子里的谈话，说明储安平对共产党的感情是有问题的……储安平的“党天下”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要搞掉党的领导。
锅炉房工人张静如说：“有的读者，就到报社来责问我们：你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总编辑？我回到家里，我的孩子问我：你们那个总编辑怎么回事？我们不能和这种人站在一起。”老工人冯桂林说：我街坊有个老太太，平常排队买猪肉，也常为此发牢骚，她听到储安平的这种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很不满意，问我：“你们怎么有这个总编辑？”储安平想将《光明日报》开倒车，我们要坚决挡住他。此次在会上发言的有排字工人、轮转机工人、汽车司机、锅炉房工人、炊事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等20多人。
6月15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在会上主要讨论了“最近一个时期内，本报的基本政治方向，为什么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总编室主任高天（中共党员）和副主任张友分别作了“揭发储安平反动言行”的讲话，对储安平任总编期间在新闻采访、改版、组稿等方面的言行都进行了严厉的“揭露”与“批判”。并重点批判了储安平派记者到九大城市“点火”、“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的报道等。
此外，《光明日报》的文艺部（6月18日）、学校教育部（6月20日）、国际部（6月22日）、要闻部、美术组、共青团支部也都相继组织群众“揭露”、“批判”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的“反动言行”。
7月13日，储安平在第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向人民投降》的检讨。7月15日，《光明日报》作了长篇检讨《本报在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政治方向期间所犯错误的检查》后，报社和各界媒体重点对储安平和章伯钧的揭发、批判开始转向批判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至1957年11月12日，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和《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在1958年1月18日至24日召开的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委会第三次全会上，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被撤销。1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召开，决定罢免储安平人大代表的资格。此后，储安平被一顶特大号的“大右派分子”的帽子死死地扣在头上。自此，储安平办刊、办报、采访的生涯彻底终结，他重振自由主义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几年之后，文革爆发。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著名“大右派”储安平也成为被“扫荡”对象。8月31日，遭受多次批斗后的储安平投河自杀未遂，被造反派押回九三学社，看管起来。1966年9月上旬失踪，至今下落未明。
二、批判其他“右派”的言行
1957年夏秋，储安平、章伯钧被打成右派后，《光明日报》内部也全力以赴转入“反右”。这时，光明日报社“反右”运动由党总支书记张友、编辑部党支部书记吴克之领导。张友是位很有同情心的老领导，当划定右派占报社人数的5%时，他就想收兵。为了“安全”起见，张友请示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光明日报》划的比例是不是多了？一位陈姓领导回答：“《光明日报》是重点，划右派没有比例，有多少划多少。”这个电话询问后来作为张友“反右”中的严重错误记入档案。也因这电话，光明日报社“右派”直至划到近20%的比例才罢休。当时不到80人的《光明日报》编辑部，1957年就划定了“右派分子”15人。在1958年“向党交心”运动中，于友、丘林又因言行“不慎”，被补为“右派”。这样，光明日报社除储安平和章伯钧外，共有“右派”17人：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笔名“文冰”），党派部第二主任王少桐，要闻部副主任张荫槐，国际部主任于友，编辑、记者郑笑枫、徐颖（女）、许子美、殷毅、钱统纲、萧恩元、谢捷（女）、欧至培、韩洪文、李笑、丘林、范愉曾、韩逸云。其中有5人被开除公职，交专政机关处理。
在储安平“篡改”《光明日报》的“政治方向”中，派记者到九大城市“点火”是其重要“罪行”。据7月15日《光明日报》的“检查”说：“储安平抓业务的第一步，就是抓出记者到九大城市召开座谈会，处处点火，打乱整风步骤”。去九大城市“点火”的记者：东北（王少桐、殷毅）、中南（潘文彬、丘林、钱统纲）两路“全军覆没”，西北组揪出了郑笑枫、韩洪文、欧至培，只有华东组幸免于难。为行文方便，下面将大致按“点火”区域分别谈谈这些“右派分子”到底“右”在哪里，“错”在何处？
（一）东北组右派——王少桐和殷毅
1957年4月末5月初，王少桐和殷毅被安排到东北去采访“民主党派的鸣放座谈”。临行前，原总编辑兼党组书记常芝青紧急传达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储安平到职后，常芝青并未调走，只是不参与业务领导，党的工作照管不误）：“中央对‘放’的方针是下了决心的，现在就是要排除一切阻力，贯彻这个方针。”“看来，中央贯彻鸣放的决心很大。”据殷毅后来的分析，“我并没有发现储安平交代的报道任务与常芝青传达的讲话精神之间有什么差异”。他说，“听了这个重要传达，增强了我的责任感，觉得应该加倍努力地完成这次报道任务。而后来的事实表明，正是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将我一步步引入了雷区”。
王少桐在抗战初期是国民党中央社西安分社社长，做过卫立煌的少将参议，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任南京《新民报》总编辑，爱国民主人士（民盟盟员）。1950年从新闻总署调到《光明日报》，一直任编辑，1957年春被任命为报社党派部副主任。据同事郑笑枫回忆，王少桐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是“因不受重用，有些怨气，在党组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过几句牢骚”。但给他的“罪名”是“积极支持储安平到处点火又挑衅”。
8月4日，《光明日报》刊文批判王少桐说：“直到5月23日，当他们已经完成‘放火’任务回到北京以后多日，王少桐还利用沈阳师范学院右派分子徐公振的一封来信作引子，向沈阳射出一颗‘远程导弹’。把20天之前沈阳民主党派人士所谈对于鸣放的认识加以歪曲报道，大字标题，造谣诬蔑‘沈阳知识分子还不敢大胆发言’”。
《光明日报》编辑部“检查”中认为：“最恶劣的如沈阳，主持这个工作的本报党派部第二主任王少桐，甚至采取了向中共省委书记‘将军’的办法，用对立的态度提出难题，例如什么‘这里鸣放不起来有历史根源，你的看法怎样？’”
据报社国内新闻部记者张歌今“揭露”：王少桐和储安平“一拍即合”，“恰逢共产党整风，他便乘机向党进攻”。
“王少桐为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四处喝彩，说储安平的话是‘一针见血’，‘这一炮打得真响’！他还形容说：储安平的临场发言，‘有政治家的风度，不愧为老报人’。‘真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被打为“右派”后，王少桐被流放到了贵州，被安排在贵阳群众艺术馆当《群众文艺》的编辑。“文革”中，又受到残酷打击，1968年自沉乌江。据说，死得十分惨烈，他投江前虑及被人救起，身上绑了一块大石头，才纵身一跃，岸边留有一纸遗书：“供鱼鳖饱餐一顿，亦人生乐事也。”
殷毅，1950年从北京新闻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光明日报社工作，先是做总编室秘书，后在群众来信部，很少外出采访，也很少写通讯。鸣放中报社派他和王少桐去沈阳采访“民主党派的鸣放座谈”。
殷毅被打为“右派”，主要是因为“第一朵迎春花”。1957年5月中旬，殷毅参加了东北工学院机械系的鸣放座谈会，会上许多教师就工学院1955年肃反中出现的一些伤害教师、致使教师自杀的问题展开鸣放。一位教师激动地说：“东北工学院教工共2000人，肃反中受审查批斗的达数百人，最后落实有问题的仅数十人。错打了那么多人，请问焦书记（沈阳市委书记），东工的肃反，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席间不少人齐声附和：“请焦书记回答！”焦若愚回答：“东工的肃反是有错误的，市委已指示东工党委纠正错误，做好善后工作。”他巧妙地回避了所谓“主次”的问题。后来给殷毅说，“会上有人认为东工肃反错误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我不能表这个态，因为中央对肃反已经做了结论——成绩是主要的。”事后，殷毅根据在此地采访的情况写了《本报沈阳专电》（5月12日刊出）、《沈阳春训》，《沈阳春训》经总编室主任高天亲自改为《第一朵迎春花——记东北工学院机械系教师鸣放前后》后，5月24日作为头条刊于《光明日报》第3版。
7月，沈阳高等院校开展“反右”运动，东北工学院机械系鸣放主席团成员被指控为“右派小集团”，首先被揪了出来。中共沈阳市委机关报《沈阳日报》配发了该报记者李刚的通讯《迎春花掩盖下的第一枪》，揭发东工这个“右派小集团”如何猖狂向党进攻，并指名道姓地说，“殷毅是储安平的使者”，说“也许殷毅（或储安平）认为吴从枋对这一枪的估价太低，索性改为‘第一朵迎春花’发表在章罗联盟把持下的全国性报纸《光明日报》上”。
这样，殷毅为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结果被打成了“右派”。此后，殷毅被下放到当时的劳教农场之一——北大荒850农场。
（二）中南组右派——潘文彬、钱统纲、丘林
1957年4月27日，潘文彬被派到武汉举行民主党派知识分子鸣放座谈会。后来，钱统纲、丘林也被派来支持潘文彬工作。但是，“党天下”言论出来后，潘文彬、钱统纲被打成“右派”，而在第二年的“向党交心”运动中，丘林被划为“漏网右派”。
潘文彬，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49年曾协助李锐在长沙创办《新湖南报》，后来进《光明日报》工作，任教育部主任。1957年4月，他在去武汉“纵火”之前，采写了《春天的感应——访北大副校长汤用彤》《关于“六经注”我的谈话》《政治待遇与书斋生活》三篇采访知识分子的报道。他还赶在4月27日清晨4时写完“五四社论”，“七时就动身到武汉去替储安平放火”。
潘文彬到武汉后，本来只要组织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开一个“鸣放”座谈会的他连续开了三个。他还撰写了《武汉书简》《四顾无知己比邻若天涯》两篇通讯，大胆地将知识分子的“怨气”“春风不度武胜关”、“春风已度武胜关”、“春风绕过武胜关，又吹到别地去了”写了出来，“到底度了还是没有度，是不是绕到别处了？有一位教授说，那只有春风自己知道”。这些报道在当时产生了广大的反响。7月，光明日报社“反右”进入高潮，在“鸣放”期间通讯写得漂亮，备受报社内外赞扬的潘文彬，成为报社的重点批判对象。
《光明日报》在7月19日的“检查”中说他写的“五四社论”是“本报利用社论形式，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进行煽动的一篇具有纲领性的文章”；说他在武汉写的两篇报道是“强调所谓‘春风不度武胜关’、和党与知识分子关系不正常”，还说他操刀的《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是因为“他在思想上早就认为高等学校中的党委负责制‘毛病’很多，迟早要取消”。说潘文彬受储安平指使撰写的《北大开辟“民主墙”》（5月26日）的报道“尽管他‘煞费苦心’，一点也不能避免这个报道的强烈的煽动作用和恶劣后果”。
在《光明日报》创始人之一谢公望的文章中，潘文彬更加“恐怖”：他写的“五四社论”是“射出了一颗向党进攻的信号弹”；说他写的《春天的感应》《关于“六经注”我的谈话》《政治待遇与书斋生活》是“散布火种，欲为”五四社论“安下伏笔，阴谋掀起一次所谓‘文化革命’”，“潘文彬要‘革’谁的‘命’呢？要掀起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呢？他是假借反对教条主义之名，来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说“他一到武汉就拍来一条《武汉知识界的鸣放密云不雨》的电讯，鼓动群众向党进攻，以便打乱当地整风步骤”。“他在武汉又写了两篇全篇都没有一个真实姓名的通讯，潘文彬借用‘一位先生’、‘一位教授’之口，骂尽了共产党和新社会。”最后谢公望说，“我们要正告潘文彬：在你根深蒂固的反共思想支配下的点火活动，罪恶昭彰，不要再怙恶不悛，自绝于人民”。
就这样，潘文彬成了“右派”分子。7月后，潘又被升格为“极右分子”，报社对他的处理是第一类第二种，即“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一天半夜，“老潘被抓走了”，老工友说，“那么大冷天，老潘只穿一件呢大衣，抱床被子就走了，别的什么也没带。我听公安局的人问他：你怎么连个脸盆也不拿？老潘说，脸都不要了，还要脸盆干什么”。潘文彬被送到兴凯湖公安局农场劳改，后在“文革”中默默死去。
钱统纲被打成“右派”的经过令人感到滑稽。“大鸣大放”时，报社领导派他去中南地区“推动鸣放”。他被请去参加武汉大学学生会的鸣放座谈会。会上，学生们一定要他讲讲话，并要求《光明日报》一定要刊登他们鸣放的消息。钱统纲平素谨言慎行，尽管他再三推辞，还是经不起学生们的齐声要求，只好简单敷衍了几句：“《光明日报》虽然派我到外地报道鸣放，但报道对象主要是知识界的上层人士。对于同学们要求鸣放，我是同情和支持的，因为鸣放是中央提出来的。”“然而同学们的鸣放，不在我的报道范围之内，即便报道了，《光明日报》是否刊登，还得由报社领导决定”。说完，他就离开了会场。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至于学生们是否鸣放，或怎样鸣放，他都全然不知。
不久，“反右”风声骤起，储安平被定为“大右派”后，钱统纲也因“同情、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成了一名“右派”。然而事实上，武汉大学的男女学生们那一天并没有鸣放，仅仅是要求鸣放而已，压根儿谈不上“进攻”，怎能定他为“右派分子”呢？最终，钱统纲接受了“开除团籍，撤销记者职务，降五级工资”的处分，去了北大荒850农场。
（三）“三个纵火犯”（西北组）——郑笑枫、欧至培和韩洪文
1957年4月中旬，郑笑枫受光明日报社派遣，到西安采访“鸣放”情况。4月29日，欧至培和韩洪文也被派来协助郑笑枫的工作。但是，《人民日报》记者朱波后来在“反右”时撰文称“西安的人民把光明日报派到西安来的三个记者——欧至培、郑笑枫和韩洪文叫作三个‘纵火犯’”。
郑笑枫，1944年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参加新闻工作，1950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研究室调《光明日报》任记者。1957年4月中旬，郑笑枫被安排随全国人大代表和郑振铎、田汉及全国政协委员、原国民党行政院长翁文灏等去西安。在采访中，他发现一些高校未传达毛泽东于2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和3月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讲话，当时虽然没有正式公开发表，但根据讲话的录音记录稿，早已在党内外作了广泛的传达）。他接受了巴波的建议：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就写报道，否则就写内参。于是，他写了一条内参发回报社，并很快收到编辑部领导回电：“速将内参内容发新闻电回来。”结果，这个《西安大部分高等学校尚未传达毛主席讲话》的新闻稿在4月20日刊出，当时还受到彭真的表扬。在“反右”高潮中，这条由内参改新闻的报道，则成了郑笑枫向党猖狂进攻的“纵火犯”的大罪，被打成右派，送北大荒监督劳动。因受他株连，其母亲上吊自杀，二女儿得了精神分裂，小女儿得了急病后无钱送医院，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
1957年，欧至培与韩洪文一起被派到西安，协助郑笑枫采访“大鸣大放”座谈会，被指为“纵火犯”。《人民日报》记者朱波“揭露”说，“欧、韩等为了把这一炮打响，为了使这把火能更快地燃起来……对约请的人进行了个别访问，了解他们发言的内容，并且对这些出席会议的人进行动员鼓动工作。他们在很多人面前，把光明日报吹嘘了一番，有意地污蔑人民日报。”朱波还说欧至培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讲，“‘有什么说什么。因为是整风，主要提缺点，不要谈优点，你们敢说，我们敢登，不要害怕打击报复，光明日报一定为你们做主撑腰。’欧还说‘今天这个会没有党员，这是为了畅所欲言，所以不约请党员’……欧还为储安平吹嘘了一番”。私营工商业者郑立斋“揭露”说，“座谈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帮助’共产党整风，因此，专门找一些‘敢说话’的人谈一谈。他们特别介绍储安平是光明日报——各民主党派的报纸——的总编辑，并转达了储安平的‘希望’，‘鼓励’大家大胆地放，大胆地鸣，不要怕犯错误。”“他们在兰州举行的这十二人座谈，实际就是在那里点火”。后来，他们两人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发派到外地改造，再也没回北京。
（四）财务科长韩逸云
韩逸云是财务科科长、民盟盟员，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报社内部鸣放时他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后来被点名批判。“罪名”也很大，说鼓吹要和党“平分天下”，“轮流坐庄”。但在批他的会上，不管人家揭发什么问题，韩都“照单全收”、“诚恳检查”，故被认为“态度好”，后来被发派到850农场的云山牧场。他原本很消瘦，加上“大跃进”因口粮减少后的饥饿折磨，更加消瘦了。为填饱肚子，他竟将目光投向了北大荒肥大的耗子。据殷毅回忆：一天，韩逸云背着大伙儿，不知用何妙法，逮住了一只耗子，用空罐头盒当锅子，在野外架火煮熟后吞食。不料被好事者发现，报告了管教干部。当天晚上，排长奉命召开全排批判大会。与会者各个饥肠辘辘，无精打采，根本没心思搞什么批判。但有的人竟昧着良心上纲上线批判说：“韩某煮耗子吃，是给社会主义社会脸上抹黑！”老韩则惊恐万状地站立在窝棚中间，不知如何“认罪”是好，只是垂头丧气地重复着一句话：我不该吃耗子……
（五）两个女“右派”——徐颖和谢捷
徐颖，在4月到5月的“鸣放”中，她写过《中国人民大学像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该文说，“许多教授抨击了人民大学的教条主义。新闻系许孟雄教授说：人民大学不像个学校，倒像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培养出来的蜂不是去采蜜的，却是去散布毒素的，并且散布的很广。”许教授继续说，“学习任何外国先进的东西都是对的，但是必须注意到外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特定的历史背景，搬到中国来，就必须把这些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可是我们的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只是学着背些条文，却没有叫他们联系实际。而更严重的是学校领导把背条文背的最熟的人，看成是优秀学生、积极分子，于是，教条主义者便成了天之骄子，这对青年教师，对青年学生，有什么好处呢？”
《光明日报》开始抓“小右派”后，徐颖也被揪了出来。因为徐颖如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大学的“鸣放”情况，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带着一批人大学生到《光明日报》告状：她是“帮助这些右派分子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毒素的帮凶”。报社对她只开过一两次“批判会”，就定了个“右派”。后去黑龙江850农场接受改造，忍受了恶劣的环境、饥饿的煎熬。1959年11月，徐颖回到北京。但1963年，她又被安排去大庆教书。1979年8月改正后，徐颖丈夫所在的新华社给她回城指标，《光明日报》只给她恢复了工作。
谢捷。女记者谢捷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很蹊跷，报社仅凭她一篇未见报的通讯稿，就说：“谢捷在全国人民开始反击右派之后，她还企图通过采访农工民主党一个座谈会的新闻，别有用心地诬蔑反右派斗争。农工民主党在6月11日举行了一个座谈会，谢捷集中写了这个会上反对反批评的意见，如说什么‘现在是不是用围剿王蒙的方法来围剿储安平和葛佩琦呢？’和‘必须考虑到不要阻碍了鸣放’以及‘反批评不恰，就会引起不平’等等（这个别有用心的报道，没有见报）”。这样她就被无端地戴上了“右派”帽子。
（六）蹊跷的“右派”——范愉曾、许子美、萧恩元、李笑、张荫槐
为了完成“反右”任务，“有多少打多少”，当时许多提了一些正确意见或发表了一些见解的无辜者，都被统统划为了“右派”。
范愉曾，1957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光明日报社。范愉曾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储安平过去曾在复旦新闻系讲过课，与他有师生之谊。范因此与储安平多有接触，还曾向储提交过一份改进报纸工作的建议书。储安平成了“大右派”后，报社人员在搜查储的办公室时发现了范愉曾的这份建议书，结果受牵连，理由是他同储“时相过从”，故有了“同气共类”的罪名。被打成“右派”后，范愉曾也被“发派”到了北大荒的850农场。
许子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当年满怀革命热情投奔解放区。“反右”运动前，编辑部有人提议，请毛主席为本报题写报头（原报头为沈钧儒先生题写），他在旁边随口冒了一句：“沈老写的就很好，何必都要‘毛记’呢？”被人以对领袖“大不敬”的罪名汇报了上去，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后来也被“发派”到北大荒850农场。
萧恩元，1950年起在《光明日报》任记者。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疯狂攻击党”，被送劳动教养。
李笑，也因在“反右”中“疯狂攻击党”，被送到新疆劳动改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右派”冤案才得到纠正。
张荫槐，1950年入光明日报社，任国际部记者、编辑，后调任国内政治部副主任。张荫槐曾经在光明日报社民盟支部大会上批判储安平的“党天下”思想：“‘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这种说法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是对党的诬蔑，是想挑拨党群关系。‘党天下’是不符合事实的，储安平自己是全国人民代表，他自己没有参予国事吗？”不久，在一次党组座谈会上，张因提了一些意见，被点名批判，甚至上纲上线，说他鼓吹要和“党平分天下”。张荫槐被打为“右派”后，受处理“右派”的第三类“留用察看”处理。
（七）被补划的“右派”——于友和丘林
丘林，抗战胜利后，曾任昆明《观察报》编辑主任、桂林《广西日报》编辑记者，解放后，任《光明日报》记者。
1957年在帮助中共整风中，丘林被光明日报社派武汉协助潘文彬组织“鸣放”座谈会，并写了通讯《马哲民教授谈武汉为什么“鸣”不起来》，“马（哲民）教授跟记者谈到如何开展‘争鸣’的问题时，说：现在这里的高级知识分子仍然顾虑重重，要想真正鸣起来，首先要领导方面大胆地‘放’，要让大家‘吐苦水’、‘发牢骚’，才能解除思想上的压抑和束缚。”“马哲民教授说：像这样的苦水和牢骚不让他们倾吐出来，要他们‘争鸣’别的问题是很难有真实的兴趣和感情的”。但《光明日报》编辑部在7月19日的“检查”中说“全篇谈话都是贯穿着恶意和煽动。记者竟然全部有闻必录，替马哲民的谬论作了宣传”。1957年没有被打为“右派”，但1958年“向党交心”时，丘林认真检查自己的思想时，上纲上线，自投罗网，被报社补划成“右派”。
于友，1949～1959年任北京《光明日报》国际部主任、编委，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反右”运动中，为了洗清自己，于友在“揭露”储安平、章伯钧“右派言行”上也发表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言论。8月，于友又写了一篇《民主个人主义者必须向人民投降》，“中国有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是过去由帝国主义培养出来的”，“这些人都是旧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也就是1949年美国发表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中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最后，于友催促他们“赶快向人民投降！”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及其支持者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反党集团”，全国也掀起了“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这次运动中，于友被莫名其妙地挨批斗，因“在批斗中我认真自我批评，激动中说了一些夸大自己缺点的话”，故被以莫须有的“反领导”罪名，被错划为“漏网右派”。这样，他就成了“全国最后一批右派分子之一”。之后，他和他的一家都在北大荒“过了整整18年的屈辱生活”（根据作者后来回忆，应该是20年）。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不只《光明日报》抓出了近20名“右派”，《人民日报》《大公报》《文汇报》等报刊也都各自揪出了20多名“右派分子”。据笔者考察，他们被打成“右派”的罪名不是“攻击党”、“攻击毛主席”、“向社会主义进攻”，就是“散播毒素”、“造成恶劣影响”等。
《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