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1909－？），江苏宜兴人。抗战胜利后主编过《客观》《观察》。1949年9月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4年8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6年春，中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后，他被委任为《光明日报》总编辑。1957年4月1日，经各民主党派协商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宣传部的批准，在章伯钧的陪同下，储安平走进了光明日报社。
改进报纸工作
从现有资料看，储接手《光明日报》总编辑后的许多办报思想和胆量，与《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的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储安平在1957年7月4日“交代”：
4月1日上午9时，章伯钧陪我去《光明日报》，他在路上向我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希望光明日报以后多登一些人的新闻。他说，旧社会的报纸很重视人的新闻，现在一般报纸都不大注意人的新闻。他又说：“现在什么事情都集中在几个人身上，报纸上也就只见到几个人的名字，这样一个大的国家怎能弄好？”
此外，他还赞成少登教条主义的东西……到了报社，各部级主任都在欢迎我们，章伯钧说：“我把储安平同志带来了，他是一个作家，增加了《光明日报》很大的力量”。
章走后，储告诉各部主任：“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是党让我来的，党是我的后台。”后来，他也在全报社的会上说：“李维汉部长曾对周扬部长说，‘以后有人要批评储安平，你要为他撑腰’。这说明领导上希望我们放手搞。”
4月9日，储在报社民盟支部会上说：“4月1日来时，心情很平静而从容。和大家相处如家人感觉为什么？是否胸有成竹？有人问我是否有大政方针？是否拉了多少稿？是否摸了底？我却什么也没有……受党的教育要表现在行动中，并需以诚意待人，向人学习……希多监督我，减少错误。”“我有信心，但不可能没有困难，做得尽力，骂也不怕……办报就在风浪之中。若是符合事实，风浪也不怕，要登。”
1957年4月1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决定《光明日报》完全由民主党派来办，并撤销党组，撤出原任党员总编辑、副总编辑。储安平开始实际掌握编辑业务。
储上班的头三个星期，和94位工作人员交谈，了解报社情况，还没有马上主持报社的日常编务（仍由总编室主任高天负责）。一番交谈后，储发现大家有一个共同愿望，“希望我们的报纸在现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
5月7日，储安平在编辑部全体大会上做了《关于改进〈光明日报〉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主要内容有：
①怎样把《光明日报》办成一张名副其实的民主党派报纸。储认为：“在新的政治形势之下，我们要更进一步要求把《光明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民主党派的报纸。”“我们的报纸今后应该完成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经常宣传党的政策，号召大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要经常反映民主党派成员及其联系群众的要求。”“在讨论中，大家觉得形势发展的快，思想跟不上。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查检一下子。”
②关于加强新闻报道。储安平说：“旧社会的编辑记者每日必比报：比新闻、比标题、比编排。旧社会报纸重视新闻，采访的记者如跑一天写不出新闻就回不得‘娘家’，几天跑不出新闻要撤职，而我们现在的记者半年不写新闻。我认为，我们每位新闻记者都应该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应该目光四射深入报道，他们看的要比别人敏锐。记者要有敏感，‘新闻遍地是，妙手自得之’。新闻写得好不好，新闻多与少，决定于新闻记者的才能，今后，我们的新闻绝对不能再有依靠新华社的思想。在我还未来报社之前，章社长曾经约人座谈报纸问题，郭沫若院长说：我们的报纸要减少共同新闻（具体指新华社新闻），要增加自己的新闻。”
③版面和专刊问题。储安平说：“根据同志们的意见，保留《文学遗产》《史学》《哲学》这三个专刊。上星期已停了《民族生活》《文艺生活》两个。《政法》《科学》《文字改革》也已经同意从6月起停刊。……停办的专刊，其中有一部分材料，可以作为新闻的，就按新闻来报道，可以作为文章的，就按文章来处理。”从后来的实践看，他在任总编期间（4月1日～6月8日），相继停办了《文艺生活》《科学》《政法》《民族生活》四个副刊。
④关于编排式样和编排风格问题。储主张学习《文汇报》对新闻的敏感、时间性抓得紧、采访新闻的活泼精神、有自己独家新闻的特点。关于文风问题，他认为“主要是长，工作报告、工作总结式的味道很浓厚。这也许是受了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影响吧。总是社论首先指出……社论指出……社论接着指出……或是×××说，×××最后说。缺乏人情味，使人看了讨厌。这种报道方式，必须受到排斥”。
此外，储安平还就加强新闻报道、组织机构、工作时间问题做了一些安排。但是，他明确指出“我们民主党派的报纸当然也不是反对党的报纸”。
主张“揭露”、“尖锐”、“批评”
储安平在主编《光明日报》之前，因担任过《力报》《中国晨报》《中央日报》主笔，主编过《客观》《观察》等，故对新闻特别敏感。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他对该报的新闻采编、社论撰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储安平喜欢“独家新闻”、内幕新闻，要编辑、记者“不怕闯祸”。那些揭发储安平的言论就间接地反映了这一点。
1957年6月15日，张友在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上这样揭发储安平：
他曾说“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就叫新闻纸，它就是报道消息的。”不管这些消息报道出去对人民有利无利，是消息他就主张报道。他曾对我们说过，现在办报最大的矛盾就是代表政府呢还是代表人民？因为有些消息政府不准登，而政府叫报纸登的东西，据说读者不喜欢。
同一天，高天揭发储安平时也说，储安平“否定报纸指导工作的作用，反对报纸宣传政策。认为不必管什么政策。他说：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消息，党和政府不许登。报纸‘代表群众’，党和政府同报纸在这点上有矛盾。”
6月22日，光明日报学校教育部的人揭发说，储安平主张“有什么就写什么，而且要尖锐”。在民革、民盟光明日报支部联合举办的座谈会上，区至培也揭发说，“储安平强调‘揭露’，‘有闻必录’，说是要把人逼到墙角里挤出东西来”。而张友在6月15日的揭发也说，储安平采取的具体方针就是“揭露，揭露，再揭露，揭露的越多越好，越尖锐越好”。他还说储安平曾讲过：“我们的目的就是揭露，分析改进是共产党的事情。”
对于国际方面的报道，光明日报国际部的人在6月22日揭发储安平，说他“曾一再强调高级知识分子不爱看我报国际方面的文章和文化消息”，“主张多报道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的活动，直接采用外国通讯社的消息”，“少宣传共产党和工人党”。
至于储安平在社论方面的主张，在光明日报6月6日召开的一次民主党派实职干部座谈会上，储安平就说：“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论，一种是教条，四平八稳；再一种是说共产党的好话，歌功颂德。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的社论，必须社务委员会支持。光明日报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婆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社委会受权。在没有受权之前，只能用个人名义写这方面的文章”。张友在揭发储安平时也说：“他说社论不好写，说共产党的好话，已经说的很多了，不必再说了；写四平八稳的表态度的东西，是教条主义，没有人要看的。唯一可以写的是体现对共产党批评监督的东西……”
储安平也试图去实现自己的新闻主张。6月15日，高天在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上发言揭发储安平，说储安平讲：“《光明日报》让民主党派独立自主的办，这句话说得好。但我要看看究竟怎么样，看看我到什么地方就要受到阻力不能前进（做手势）。”“我要碰”，“我要扛一扛风浪，担一担斤两。”“我要看碰上多少暗礁”。高天还揭发，有人对储安平说，重大问题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联系，他回答，“我们是民主党派报纸，用不着”。
另外，储安平还说，中共开始整风后，“党号召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帮助整风，而报纸打不开局面。”当4月21、22日《人民日报》发了天津知识分子的座谈纪录后，《光明日报》的记者们“总算松了口气，《人民日报》开了头，我们就好开展工作了”。于是，储也准备派记者到南京、上海、沈阳、青岛、成都、西安、长春、武汉、广州、兰州、青岛11个城市去召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开座谈会。要求“参加座谈的同志根据‘放’的精神，彻底敞开，畅所欲言地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和建议”。此外，还就邀请对象、座谈会题目、会前联系等作了灵活的规定。结果，截至“党天下”发言为止，共在武汉、上海、西安、兰州、沈阳、南京、广州、长春、青岛9个城市点了“火”，这后来成为储安平的“右派”罪证之一。
“抢新闻”
储任职之初，提出要“抢新闻”。1957年5月25日，他听到九三学社有一编刊物的朋友说，北大学生出大字报（5月19日开始张贴）。马上就打电话给报社记者潘文彬，要他去采访，稿子写成后，总编办公室主任高天不同意刊发，但他执意要登，这就是5月26日见报的《北京大学学生开辟“民主墙”》。
另一遭人非议的是关于“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的新闻。
5月6～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座谈会，研究清华大学的共产党基层组织和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关系。座谈会开始的第2、3天（即7日、8日），《光明日报》都在头版头条以“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讨论民主党派在高等学校的地位和作用”的大标题，对会上发言作了报道。5月31日，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在北京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座谈会并在会上发了言。6月2日《光明日报》报道说：
本报讯 在高等教育部5月31日晚上举行的座谈会上，复旦大学陈望道校长说，复旦大学已取消了党委负责制，加强校务委员会，以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机构。他认为这样容易发挥老师的作用，使党与非党干部打成一片，把学校办好。陈望道校长并说，因为复旦大学在这个方面比较有条件，中共上海市委也认为这个办法先在复旦实行较好。
此新闻和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都刊登在第一版上。第2天，储造访章伯钧时说：“从前《光明日报》不能独立办新闻，现在我们自己搞。我们要搞，就要搞和新华社不一样的！”“今天的‘光明’发了一条关于上海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谈取消党委负责制的消息。”章连说：“好，好。毛公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已经讲了学校党委负责制要取消的事情。上海先走了一步。”
但在6月4日，《人民日报》为正“视听”刊出了《陈望道和杨西光说：复旦大学没有取消党委负责制》：
本报讯 昨日，正在北京开会的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就2日《光明日报》刊登复旦大学已取消党委负责制的消息，对本报记者说，光明日报的记载与我的发言有很大的出入，事实上并不是“复旦大学已取消了党委负责制”。我在高等教育部5月31日召开的座谈会上谈的是复旦大学加强校务委员会的问题。复旦大学的党、政领导人员为了加强团结和改进学校领导工作，经过党和非党的一些同志的商量，提出了关于加强校务委员会的作用的一些办法。这些办法正送请高等教育部研究，要经过慎重的讨论以后才能做出最后决定，实行这些加强校务委员会领导的办法以后，学校还是要由党委来积极领导的，怎么能说是已取消了学校党委负责制呢？
储见此消息后，即以电报询问复旦大学的卢于道，卢回电：“校委会制，复旦有此方案，但未实行。”
6月5日，《光明日报》登出更正文章《陈望道谈加强校务委员会问题》：
本报6月2日刊载了复旦大学陈望道校长谈的该校取消党委负责制、加强校务委员会的消息后，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本报记者于昨日(4)晚上八点多钟访问了陈望道校长，请他再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他说：本报所刊新闻与他的谈话有些出入，复旦大学加强了校务委员会，但党委制并未取消。陈望道校长说：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报告时，大家就提出了加强校务委员会的方案，起初由学校的党、政负责人讨论，接着又交给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讨论，经过反复讨论后，对这个方案作了一些修改。后来，我们学校各系也讨论过这个方案，并已经把这个方案送给高等教育部。这个方案规定，校务委员会是学校的权力机构，学校的很多重要问题都要经过这个委员会讨论，做出决定。现在我们学校的很多重要问题都已经交到校务委员会讨论，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这是一个制度问题，关系很大，还要请领导上来做结论，不是某一两个学校可以单独决定的。
照穆欣等一些后来批判储安平的人所说，这是一条“杜撰”的新闻。且穆欣在他的书中，还直接引用了储安平在“党天下”言论后检讨中的一些自诬语言。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当年这个新闻还是有一点悬念的。这与陈望道的重新入党有关。陈望道是中共早期党员，曾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第一任书记。后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式作风退党了。6月19日，陈望道又加入了共产党，不过到1973年8月才公开党员身份。据《太白之风：陈望道传》的作者周维强推测，当年陈望道谈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时，“他任校长的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这是遵行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或者说是服从党的决定；而他执行这个决定，是出于对治校的考虑：‘这样容易发挥老教师的作用，使党与非党干部打成一片，把学校办好’”。从陈望道的入党情况看，他在《光明日报》发表谈话前就已书面提出入党请求，而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吸收陈望道入党的请示报告则是在1957年5月31日，即陈望道发表“取消党委负责制”谈话的当天，这比《光明日报》发表《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一文早了两天。因此，周维强说：“这恐怕是饶有深意的吧。”
为改版的组稿与“妙文”
“党天下”发言后，储安平积极筹备在6月10日对《光明日报》的改版。为组稿，他专门写了一封信，经总编室主任高天、秘书黄卓明看过后，印刷、亲自用毛笔填好后于6月3日发给武汉、南京、上海、北京、青岛、广州、山西等地民主党派人士、高校教师等100多位文化界名人：
……《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报纸，它以民主党派和文科教学为报导的重点，它的主要读者对象是高级知识分子……我写这封信，就是请您给我们指导和支持。
……为了更好地响应并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两大方针，我们诚恳地欢迎您更多地利用《光明日报》来陈述您对于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见。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预出题目。由各位先生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愿意写的问题。假如能结合互相监督的方针发言，更好。我们希望文章不要太专门……最好在三千字左右。
储虑及6月10日要改版，为能在短期内收到几篇文稿，遂在一些人的公函里亲自用毛笔附了一封短信：“光明日报六月十日改版，希能日内惠文一篇，以光篇幅，务祈赐允。”
附短信的人有袁翰青、金克木、杨人楩、钱伟长等。约稿同时，钱伟长把他夫人和周培源夫人合作发现的小品文《施氏食狮史》寄给储，希望在《光明日报》刊出。储即复信一封，“伟长兄：妙文真妙，下周可刊出。这样的妙文欢迎续惠。”
实际上，储和章伯钧都反对文字改革，但在文字编排上，章反对横排。据章诒和回忆，4月21日在章伯钧家见面时，章说：“改革汉字是不懂语言学”，“我看‘光明’可以恢复直排，或者搞局部直排。”可据储安平讲，3月20日，他与章伯钧、萨空了见面时，章说“报纸可以考虑直排”，“毛主席也说过，要是想直排，也可以试试”，“即使不全部直排，也可局部直排”。这并不像穆欣所说的“储安平和章伯钧都反对文字改革、反对汉字拼音化、反对书报横排”。
至于说储反对文字改革，这缘于钱伟长寄来的《施氏食狮史》及为之撰写的《“拼音文字”能通用么？》的未刊稿。储将该文题目改为《公开征求拼音专家请将左文译成拼音文字》：
我们坚决反对汉字拼音化，因为汉字拼音化有很多缺点，不符合我国语言文字发展的特征。为了证明我们的意见，现在抄奉短文一章，要求公诸报端，大家欣赏。并且公开征求拼音专家将它译成拼音文字，看看究竟能不能诵读。
附短文：施氏食狮史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施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施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但这未刊文章，后也被人说成是《一篇恶意攻击文字改革的未刊稿》。
作“党天下”的发言
当储正紧锣密鼓筹备《光明日报》6月10日的改版时，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放出了“党天下”的“惊雷”。
据储讲，5月19日去拜访罗隆基“是想谈谈今后各民主党派如何很好地帮助《光明日报》”。可无意中谈起了一些政治问题：
“罗隆基说，毛主席那天（4月30日）对大家表示，大家对小和尚谈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我听到罗隆基说毛主席征求大家对他提意见，我就想到12位副总理里没有一个党外人士这一点，我问罗，这个问题能不能谈，他说可以谈。”
“毛主席在2月27日的报告中说，对于肃反问题打算全民检查一次，我因为看到报纸上鸣放座谈中反映一些肃反运动中的问题，所以那时我也赞成由人大常委会联合政协全国委员会检查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我赞成在肃反中有意见的人，可以列举事实报告人大常委会请求检查。我对罗说，假如要在人大发言，我想谈谈这个问题。罗说，这个问题可以谈。又说宪法里面的有些地方也可以谈。……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罗隆基有修改宪法的意思，而暗示我出来发言？”
储后又在《向人民投降》中说：“可是我没有勾搭上他，倒给他这个‘勾死鬼’狠狠地利用了一场”。章诒和也推测：“可以说，储安平的‘党天下’腹稿，正是在1957年5月19日的罗宅孕育出了原始胚胎。”储后来还交代：
“解放以后，一般地说，我很少在外面说话。鸣放开展以后，也很少讲话。九三学社及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会开了很久，我也一直没有去。5月30日上午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6月1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处长希望我6月1日发一次言。我31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31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那天下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没有外出。”
是否真的要作这么个发言？据和储共事的巴波回忆：“他说，他一再犹豫，冒不冒这风险，但他要看看有没有这个雅量？”于是，他在6月1日的座谈会上作了“党天下”的发言——《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须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份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6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的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融融乐乐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会上，马寅初听完后即用手拍着椅背，连称“Very good，very good！”。此发言见报的当天（6月2日），《光明日报》编辑部就有人拍着桌子叫好：“这篇发言顶得上8篇社论！”章伯钧也说：“储安平是个勇士。他对老毛和周公提的对中央政府人事安排的意见，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党外人士都有此看法……可我们这些党派负责人，谁也没有勇气和胆量把话讲出来。老储讲了，全讲了，而他不过是个九三的中央委员。”6月2日，储安平去看章伯钧，章表态：“你昨天在统战部的发言很好。”储说：“要谈就谈些大问题，放肆得很。”“现行政治上一些人，大都只谈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要些汽车、干部、房子之类，能谈大问题的人不多。”海外，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表示敬意”。香港《新生晚报》在刊出储安平发言全文的同时，用红色花边圈着几个大字“请注意近日特稿，储安平炮轰毛泽东”。香港《真报》在6月9日、10日连载《遥向储安平致意》一文，称赞储安平不失有良心有热血的一个操觚者，他的发言，确乎有“轻捋虎须”勇气。
很快，形势急转直下，“整风”转向了“反右”，储等一批“勇士”招致了全国性的批判。
自储安平任《光明日报》总编到6月8日辞职，仅仅69天！其9年后失踪，留下了“生死”哑谜。
《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