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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二十三日，一男一女的尸体停在紫禁东华门侧，凌冽寒风中，几个太监忙碌着为死者装殓。
紫禁城东门竟成了停尸地，让人惊奇。有人发现太监给男尸只穿了双空靴子。
太监回答说：“凤不裹头，龙不裹脚。”
这对被称为“龙凤”的死者正是紫禁城的前主人－－崇祯皇帝和皇后周氏。
这是一个被时人认为“天崩地坼”的时代。四天前，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大明王朝的掘墓人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
他奔向皇宫，想见一见老对手，只发现被砍倒在地的袁妃和15岁的长公主。李自成感叹崇祯对妻女太残忍，命将二人送回宫调养。
他对崇祯并无恶感，甚至还有点同情。当有投降的明朝大臣为讨好新主而骂崇祯时，李自成还痛斥这些大臣辜负崇祯信任。
但是，崇祯下落不明始终是个心病，李自成“乃悬令募献者封万户侯，赏金万镒，首告赏金千两”。
两天后，终于在万寿山发现自缢身亡的崇祯及太监王承恩。
也许是出于收买人心，体现天命所归的气度，李自成决定以帝王之礼安葬崇祯夫妇。
令人尴尬的是，李自成热心，明朝官员却很冷淡。
大明最后一科（1643年）进士之一，庶吉士周钟在骑马经过崇祯灵柩时，直接策马而过，视而不见。
《甲申传信录》《燕都日记》等史料记载，在东华门侧为崇祯装殓时，在旁痛哭的明朝官员，仅兵部主事刘养贞一人。
满朝文武百官，只有一个处级干部为大明皇帝送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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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官员呢？他们很忙，忙着辞旧迎新，在大顺朝谋个好位置。
其实，李自成根本不用礼葬崇祯收买人心，尤其是不用收买“官心”，大明官员的心大多已经站在他这一边。
原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项煜的言行，颇能代表当时官员的心态。项煜是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在崇祯时期言辞激烈，以“诤谏”沽名，一副忠君爱国的形象。
崇祯十七年二月，项煜的门生黎志升在山西投降李自成并受到重用。随起义军进入北京后，黎志升力推自己的老师为相。
眼见有从厅级一跃到正国级的机会，项煜对大家说：“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
潜台词是：反正节操都碎了一地，不如学习管仲、魏征好榜样，谁说忠臣不能事二主？
但李自成仅仅给了项煜一个从五品的太常寺丞，负责宗庙祭祀的清水衙门。项煜大失所望，后乘被派去祭祀泰山的机会，潜逃南方，想混入南明朝廷继续为官，被驱逐。
另一位官员王孙蕙的演技更为高超。北京陷落前三天，崇祯召见时，王孙蕙痛哭流涕，誓言杀身成仁。
起义军攻入北京，他安慰家人说：“不要怕，我早有定心丸！”找来一个竹竿，挂一黄布悬挂门外，上书：“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
不仅自己主动去纳投名状，王孙蕙还邀约无锡籍的同僚秦汧、张琦、赵玉森等人“同去，同去”，并鼓励大家“方今开国之初，吾辈须争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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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老油条如此，新人表现如何呢？
崇祯十六年（1643年），是明朝最后一科进士，崇祯选拔的最后一批“国之栋梁”。
结果，这批进士中不少人既不忠诚，更没担当，谁赢就帮谁，李自成来了降大顺，多尔衮来了降大清，有的甚至成了“三姓家奴”。
明朝最后一个状元杨廷鉴，南直隶武进人（今常州武进区），殿试时提出“取士先品行，而后文辞，用人贵朴诚而贱浮，竞论邪正，不论门户……”崇祯深加叹赏，亲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
李自成进京后，他投降并被授予弘文院编修。清军入关，李自成败退，他乘乱逃回南方，降清但以病拒绝为官。
探花陈名夏，南直隶溧阳人（今常州溧阳市），明亡时为翰林院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
先降李自成，再降多尔衮，为人圆滑的陈名夏在清初官场如鱼得水，顺治五年被提拔为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三年后授弘文院大学士，进少保，兼太子太保，成了正国级大员。顺治十一年因陷入“党争”被处死。
生逢乱世，身不由己。如果说杨廷鉴、陈名夏还有点被逼无奈的话，他们的老乡兼同年、庶吉士周钟就属于“欢天喜地迎闯王”的典型了。
周钟，南直隶金坛人（今常州金坛区）。北京陷落后，他专门到牛金星住所递“门生帖”，上表称崇祯皇帝“独夫授首，万姓归心”，夸李自成“比尧、舜而有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
当有人认为李自成“残杀太重，万难成事”时，周钟反驳说：“太祖初起亦然。”
翻译成现代汉语意思是：革命哪有不死人？朱元璋最初造反时不也一个尿性？最后还不是成了万人敬仰的明太祖。
崇祯死社稷，随其殉国的大臣不到40人，入朝觐见李自成等待重新上岗的官员却有3000余人，时人感叹说：“杀身易而就义难，殆非虚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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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最后一任首辅大学士魏藻德，崇祯十三年参加殿试时，崇祯问：“今日内外交讧，何以报仇雪耻？”
魏藻德对：“知耻。”
崇祯因此钦点其为状元，授予翰林院修撰，不到三年即提拔为首辅。
李自成进京后，抓住魏藻德问道：“何不殉死？”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当年大谈“知耻”魏藻德不仅没有一丝羞愧，反而理直气壮地回答：“方求效用，哪敢死？”
很多人觉得魏藻德作为文官领袖，无耻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这在明末是普遍现象。
明末是一个将道德标准推到极致的时代，却成为了精英阶层道德最为沦丧的时代。
士人所谓的“名节”已经成为一种政治资本与党争手段，官员要么以“诤谏”为名讪君卖直，语不惊人死不休；要么挥舞着“道德”的大棒互相攻讦，以道德完人的标准要求别人。
黄仁宇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用道德代替法制的弊端，在明朝达到了极致。万历五年，权倾朝野的张居正仅仅因为没回家丁忧守孝，就被进士邹元标骂为“猪狗禽兽”。
在某种意义上，明末的士大夫阶层普遍成了“精致利己主义者”，嘴上全是主义，心里满是利益。
既然理想信念的标准高不可攀，“正面典型”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必然滋生现实主义与功利主义，不为圣人，即为禽兽，青史留名还不如活在当下。
从实际利益出发，在一家一姓之天下，改朝换代无非是换个皇帝，文官集团等同于职业经理人，老板是谁并不重要，大明亡还是不亡，那是朱家的事，关卿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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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改朝换代，明末士大夫阶层这种玩法是游刃有余的。但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
1644年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吊诡的一段行程。不只是改朝换代，而是天崩地坼，波诡云谲，亡国亡天下，谁也想不到最终胜利者是满清。
本来卸下道德包袱就可以成功，无奈历史偏偏跟士大夫开玩笑：投降一次哪能行，亡国不在乎，那就亡天下吧。
也许老天在想，既然你们都这么不在乎，那就多来几次。
是为甲申三百七十五年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