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闹剧
六七十个摘帽右派的学历、经历不尽相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对毛泽东的崇敬,对共产党的依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充满了无比的信心。尽管大家都遭到莫名其妙的致命的打击,而革命的信念却仍然是坚定的。不少人一有空便孜孜不倦地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对理想的执著追求,使人们获得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我们是为明天而活着的。另一方面,我们这些人的头脑也都经受不住极左思潮的迷惑,仿佛脑袋都不长在自己的肩膀上,连是非黑白都搞不清了。报纸上出现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文章,在我们这些人中反响还不很大,而我则认为苏联是列宁主义的故乡,事情恐怕没有那么严重吧。而《评〈海瑞罢官〉》以及批判《燕山夜话》之类的文章,却受到包括我在内的一致赞同。
1966年的春节过后,大有农场继东直农场之后改为知青农场了,我们这些人便被调往沂河农场,分别被安排到各个中队,跟其他类型的解教人员在一起劳动、学习和生活。
农场靠近沂河,每年夏汛,沂河的河水漫上岸来,把农场刚收割过的大片麦田都淹成一片汪洋。夏收的时间很紧,必须抢在汛期之前全部完成,幸好割麦是由康拜因联合收割机操作的,我们只要用镰刀下田割开一条机耕道,然后选派若干人登上康拜因尾部,由一人张着麻袋口容纳脱下的麦粒,一人用细麻绳扎紧袋口,把它推到田里去,另有几个则传递麻袋、细麻绳;其余的人则赶着二三十辆马车、牛车,跟在后面把那些麻袋装上车,装满了立即拉走,后面的空车便赶来继续装运。负责装车的都是强劳力,体力消耗特大,所以粮食也吃得多,午餐便吃1斤大米。夏收一结束,便开始夏种,人们在河水漫不到的田里插秧。5月的风并不冷,而阳光晒在身上也还不怎么灼热,所以赤着脚下水田插秧,倒也不算怎样累人,可能这是劳动已经养成习惯的缘故吧。我们这个中队的隔壁,有个女的解教中队,她们的田紧挨着我们的田,我发现她们插的秧,一行行笔直,两道脚印也非常整齐,而我自己插的秧,却是七歪八扭的,真感到自愧不如。
沂河农场的气候,也是“小风天天有,大风三六九”。一天到晚风声呼啸,像是不知疲倦的野兽,老在旷野里奔跑。生活上似乎又有了改善,住的砖瓦房,有了电灯,一日三餐都吃大米,休息日不是蒸馒头,便是包饺子,馅心则是韭菜、青菜或豆腐。不过,这里的土质极差,整个农场看不到一棵树木,极目荒凉,四顾寂然,竟是又一处与世隔绝的地方。
“文革”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北京大张旗鼓地批判文艺界的二条黑线,“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笼了,说党内产生了修正主义,还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所以要把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揪出来,粉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纂党夺权的阴谋。农场的气氛也骤然紧张起来,虽说农场里尽是摘帽的解教人员,都是职工了,但农场的性质并没有什么改变,职工,实际上依然是专政对象。尽管劳改单位是不准冲击的,劳改农场也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场部也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把个“走资派”张政委揪出来批斗了,张政委受不了挨批斗的凌辱,当晚就摸出枕下的手枪自杀了。
场部的科室干部都被派到各个中队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这个中队来了一个科长、两个干事,他们一下来便专门搜集哪些人有反动言行,组织学《毛选》积极分子写揭发批判的大字报,忙着布置会场,每天上午出工去秧田拔草,下午、晚上都开批斗会。那些有反动言行的工人被押到主席台前,当众低头站着,接受批斗。我不知道社会上的批斗大会是什么样子的,反正农场里的批斗大会是徒具形式,没有什么实际内容的,那些曾是特务、无赖、小偷的发言者,只会无限上纲,乱扣帽子,大喊大叫,气势汹汹,可谓无的放矢、不知所云。有一次,主持会场的那位科长递给我一张纸条,要我批判某人“希望阴天下雨”的谬论,我便故作义愤地站起来发言,朗读了一节“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的语录,然后作了同样是空空洞洞的冗长的发言,科长却相当满意,告诫挨批斗者要低头认罪,还要写检查深挖反动根子,彻底坦白交代。
解教人员中也有生性倔犟的,甚至还敢当面顶撞干部,结果自不免吃足苦头。有个年轻人在秧田拔草时不慎拔掉了十多棵秧苗,被人向指导员告发,这个人在批斗会上硬是不肯认错,有恃无恐地认为自己已经恢复了公民权,又能对他怎么样?于是对他的处置逐步升级,在半个多月的连续批斗中,这个人先是被戴上手铐,几天后又被钉上脚镣,而后又关了几天禁闭,最后竟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并宣布逮捕法办,把他押上一辆警车,送进了监狱。
1967年的秋天,我又被调到五图河农场。这里树木很多,冬季很冷,一般都在-10℃左右,少数几天达到-18℃,河里的水一直冻到底,冰面上可以推独轮小车。
这里都是刑满留场的老场员,有些人把妻儿都带来了;一家一户的分住在三四十间小小的茅屋内。妻儿都编入家属队,也天天出工、挣工分。我生活在这种气候正常而又有人情味的环境里,心情也好了不少。加上伙食较好,吃的是大米、面粉,青菜、萝卜之类,都是新鲜的,也有鱼肉,秋天还有水果,如葡萄、苹果梨。苹果梨外形像梨,果皮像苹果,味道鲜美,仅1角1斤,每人5斤,足有浅浅的一脸盆。我是在这里度过50岁生日的,那时我的体质尚好,精力也较充沛,劳动也养成了习惯,割麦、插秧、推小车运肥、上晒场脱粒、踏水车灌田之类,一般都可应付过去。农场附近有个小镇——三舍,休息日上街,能买到1元5斤的山芋干,在伙房花1分钱蒸着吃,以补口粮的不足。
社会上的“文革”正在逐步升级,破四旧、大串连、闹派性、武斗,苏州闾门外火烧赵天禄,打死了不少人。有个场员的弟弟,是个工人,就是在这次武斗中被打死的。还听说苏州的造反派有支派、踢派之分,两派势不两立,视同仇敌。上海的专政对象是黑六类,在脖子上挂牌、戴高帽、剃阴阳头、抄家、扫地出门。在武汉,有些派别的人打扮成京戏中的将军,戴着头盔,披着铠甲,手执红缨枪,在马路上站岗放哨。这些都是请探亲假回来的场员说的,这些消息使我陷入极大的困惑,我不敢想像外面的世界究竟闹成了个什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