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是十年“文革”的序幕。
反右扩大化使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遭到灭顶之灾，极左思湖的阴霾笼罩着无声的中国。按照80年代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汇编》，当时党中央对1957年整风反右中划定右派的问题，曾作过非常明确的指示：“可划可不划的，一律不划。”如果这一指示能够得到贯彻执行，就不会发生反右扩大化，甚至连十年“文革”也不致发生。然而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却终于发生了，这究竟是为什么？
愿者上钩
苏州的反右斗争，是在1957年8月间开始的。早在这年的春末夏初，这一斗争就已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打响了，“引蛇出洞”的“阳谋”也已被明眼人所察觉，再在像苏州那样的中等城市重演故伎，还有多少人会自投罗网？然而知识界的相当一部分人，此时并没有意识到日益临近的危险。他们相信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十余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严酷考验，党内外的团结是坚如磐石，牢不可破的；相信统战政策的权威性；相信“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真诚坦率。所以认为，各民主党派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如有不妥或错误之处，给予批评指出，也是完全应该和必要的。但很多人却忽略了一个事实：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批评，而是在反击资产阶级对党的猖狂进攻。反右斗争的扩展，犹如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那些天真无邪、头脑简单的人，纷纷落入了那张隐形的大网。
我那时正在《新苏州报》社任时事组组长，编新华社的国内外电讯，还要编写“时事综述”、“时事讲话”、“时事问答”等解释性的文章。或许是我患了政治上的感冒症，竟然嗅不出悄然降临的厄运的气味，而对那只摇晃在眼前的钓钩，也竟然熟视无睹。但说人们一点没有不祥的预感，那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所以当苏州开展整风运动的时候，报社内部的反应并不怎么强烈，所谓帮助党整风的大字报，数量极少，而且内容上也只是写些鸡毛蒜皮、无关痛痒的琐事，气氛相当冷淡。这时，渔翁们便三三两两地找预定的对象闲聊，动员他们要放手多提意见，意见提得越多越尖锐越好，这可是要求进步和靠拢党的表现，你是否愿意接受党的考验，就看你的实际行动究竟如何了。但不少人对写大字报仍然抱着敷衍塞责的态度，有的写了一张就不再写第二张，有的纸张只有16开那么大，成了小字报。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并打破这沉闷的局面，报社组织大家去参观中共苏州市委的大字报。
苏州市委的大字报果然气势不凡，那间专门张贴大字报的厅堂，四壁都贴满了巨幅大字报，有的篇幅从屋顶一直铺到墙根，毛笔字写的标题有笆斗那么大，内容大都是批评党政领导人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问题，有些意见还提得相当尖锐。我记得其中有一张题为《当代陈世美》的巨幅大字报，内容是一张大型的表格，逐一填写着党政领导干部的姓名，某年某月在苏北农村中跟某某人结婚，有的还生儿育女，某年某月在又闹离婚，抛弃农村中的妻儿，于某年某月某日又在苏州和某某人结婚。这张大型表格的附注栏内还写着：这里揭露的只是职位较高的干部，至于有类似情况的一般干部则为数更多，为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列举。这张大字报的内容，跟那时相当一部分干部的婚姻状况是完全符合的。因为自从《婚烟法》颁布以后，在苏州就有某些职位较高的干部利用种种借口，对苏北农村中的“土包子”妻子提出离婚，再跟城市里的“洋包子”小妞结合。这些人把自己打扮成封建婚姻的受害者，用“保障男女双方的婚姻自由”的外衣，来掩盖他们那种喜新厌旧的思想。这些人的离婚，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偶尔也有对方不答应的，便以每月给予十元钱的生活补贴，作为交换条件，打发了事。参观中共苏州市委的大字报以后，报社内部的大字报似乎稍多了一点，但仍不如“渔翁”们所想像的那么多而激烈。而我则认为，帮助党整风并不是搞阶级斗争，说各民主党派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不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还是批判从严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路还没有理清，加上我也实在没有什么意见要提的，所以对写大字报也只能抱着应付的态度。
在报社整风期间，党和团的组织生活都停止活动，只有一个整风领导小组在处理运动的日常事务。那时苏州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室就设在报社阅览室隔壁的房间内，所以电台负责人也参加了整风领导小组，算是由两家合并在一起开展整风的。但电台工作人员的大字报却显得寥寥无几。
不久，按照预定的步骤，原有的大字报都被撤掉了，另外换上一批揭发批判的大字报，据说这是“思想交锋”阶段，这时，还算是让人讲话的，有人批判你，你可以为自己辩护，还可以反批判。但隔了几天，那些大字报又被撤掉了，再换上一批专门针对某一个人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的内容，无一不是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极尽诽谤、诬陷之能事，其目的无非是要把人往死里整，硬是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大帽子强加在某一个人的头上。这种蛮横无理的“定性”，任何人都接受不了，然而不接受也得接受。根本不存在什么“右派”，却一定要无中生有地划出成千上万的“右派”来！这种在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指导下发生的悲剧，正是盛行个人迷信的必然结果。在这一意义上，与其说挨整者是愿者上钩，还不如说是被硬推硬拉着挂上钩的。
报社和电台被错划为“右派”的共有4人，其中电台1人。我是最后一个挨整的，对前面人的批判斗争，好像都很简单，每人各开了一次批斗会，便被定为“右派”，而对我的批斗会却开了好多次。在我写的大字报中，遭到批判的有这样几张：首先是我为响应党的整风号召而写的一首诗《飞蛾颂》，那是根据有位党的领导人说的“整风是引火烧身”而引伸出来的颂诗，但却被歪曲为攻击党的整风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另一张响应上山下乡的大字报，因为有“不怕上刀山下油锅”的字句，便被歪曲为攻击上山下乡是下地狱，因为只有地狱才有刀山、油锅。还有一张大字报《红蜻蜓》，那是批评某些人的工作作风如蜻蜓点水，不够深入细致的，也被歪曲为恶毒攻击党的干部。另有一张大字报是对编委会提的一些意见，而有意思的是那个批判者自己也写过内容类似的大字报，如果把批判我的“谰言陈词”奉还给他本人，倒也是很合适的。可笑的是那时的“镜子”“手电筒”特多，都是只照别人不照自己的。那些针对预定对象的大字报和发言，不仅是强词夺理、荒谬绝伦，而且不容置辩、一锤定音，堪称是强凶霸道、仗势欺人的范例，也是为“文革”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奠基的力作。
不久，报社整风领导小组抛出了我写给民进中央副主席王绍鏊的四封信，说这是我为资产阶级向党进攻而提供的四发炮弹。
这四封信，是我在1957年3月、4月间写给王老的，他也是吴江同里人，总是称我为“同乡老弟”。1946年6月间，我和苏州《大华报》社的同事黄启之在上海参加民主建国会，入会介绍人就是王绍鏊和章乃器。王老早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建国前后一直都在搞统战工作，1955年以后，他又同时参加了民主促进会的领导工作。我这四封信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我对自己的组织问题得不到解决而感到困惑和苦闷。1956年审干时，有人曾说为了审查我的历史问题，去过青海找正在服刑的唐某谈话，但结果如何却秘而不宣。我在1953年的申请入党的报告中附有一份自传，对自己的经历作过详细的交待，没有任何保留。但自1953年至1957年初，报社党组织从未找我谈过话，这些引出了我的一些看法。我把这些看法都写信告诉了王老。另一方面，这时反右斗争已在北京展开，正在批判章乃器的“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而章老很不服气，说“把我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的影子”。章老这话，我是完全相信的。因为我参加民建以后，曾多次到上海同王、章二老晤谈，有一次章老曾问我是否愿意到苏北解放区去工作，他可以帮我联系。但由于全面内战的爆发，王、章二老都撤离上海去了香港，我的愿望也就无法实现。因此，我相信一个跟党有过长期密切交往的人，是决不会反党的。不过，我觉得章老的态度好像过于强硬了，所以在信上请王老去劝劝他，以便使气氛缓和一点。
这四封信，是王老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交给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的。但报社整风领导小组却并没有把这四封信的内容公布于众，原因大概是因为如果把我要求入党的愿望说成是反党，那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这使得有些幸灾乐祸的人感到尴尬，这些人的批判发言只能是无的放矢的空炮。
我所经历的反右斗争，可以说是错综复杂的，有些问题的澄清，还需要相当的时间。尽管我写给王绍鏊同志的四封信的内容并没有受到批判，但我要求入党的愿望竟然成了为资产阶级的进攻提供的炮弹，成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证，堪谓滑天下之大稽。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1957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反右斗争，制造了不少大冤案，当时被错划为“右派”的受害者多达五十余万人，加上被株连的家属、亲友，为数又何止几百万人？！而对受害者本人的处置，据说又分为“轻右”、“中右”、“极右”，给予监督劳动、下放农村、劳动教养，以及降级降薪、开除公职等处分，又据说这是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还是相当宽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