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漫漫
农场不是真空地带，社会上的种种变化，都会通过多种渠道传递进来，什么大炼钢铁；农村里家家户户都拆掉灶头，到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又不要钱；什么超英赶美，不消几年就可以超过英国、赶上美国；什么赫鲁晓夫索债，闹三年自然灾害；什么庐山会议反右倾等等，其中有的是某些家属讲的，有的是从报纸上看到的。
大家希望农场也实行放开肚皮吃饭，但希望完全落空。倒是大跃进在农场也很有市场，比如大搞深翻土地。人们用海门镐在田里挖了一道道一人多高的深沟，倒进有机肥料，再由拖拉机翻耕，指望能达到亩产万斤粮的目标。又比如上河工挖土方的放卫星，一把海门镐、一柄铁锨、一辆独轮小车，开个夜工就要挖土24立方，还要摆擂台互相挑战，一时搞得热火朝天，而结果却是草草收场，一点收获都没有。至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农场却是在大吹特吹“连续三年粮棉大丰收，并支援外地胡萝卜几十万斤。”
农场“三年大丰收”，劳教人员却要过着灾民般的生活，每人的粮食定量从38市斤减为24市斤，一日三餐都吃稀的，早餐是一小碗胡萝卜缨子煮豆浆，豆渣也拌和在一起，一勺盐蒿草煮玉米稀饭；午餐是一小碗胡萝卜，一勺盐蒿籽煮玉米烂饭；晚餐是一小碗浆板草，一勺盐蒿草煮玉米稀饭。中队部还指定专人，从玉米皮中提取淀粉，做窝窝头蒸熟了吃，午餐每人发给一个，也能充饥。吃的东西主要是盐蒿草、盐蒿籽、桨板草，即使是强劳力，也都变得有气无力了。于是，劳动时间从8小时减为4小时（上下午各2小时），出工只干轻活，冬天也不再开河挑土方了。
由于绝大多数人都被陆续“遣返”，好几幢茅房空无一人，只剩一幢茅屋，还住着百余人。等到摘帽、解除劳动教养的时候，已经只剩几十个人了。这时，中队原有的管教干部都调走了，新来的是一个中队长，一个队副，一个指导员，一个医生。那位医生见我瘦得皮包骨，指定我看守工棚，天天吃病号饭，也就是午餐能吃到一碗韭菜煮面条。我至今仍感谢这位医生的人道主义，救了我一条小命。
我在东直农场干了三年多的大田劳动，种棉花，种玉米，割麦，开河挑土方，拾粪，牧羊，在大伙房管账。我在大伙房管账，是在摘帽、解教以后了。那时除看管仓库的粮、油、咸鱼等食物，主要是烧火、洗菜。那时倒可以多吃饭菜了，因而身体逐渐康复，我觉得体力日增，便试着挑水。一担水连桶足有一百四十多斤，开始时只能挑半桶水，我每天一有空闲便学挑水，八九个月下来，居然能挑满桶的水了，一年多以后，我挑一百二三十斤的担子，便轻松自如，伙房的两口大水缸，我也能独自把它挑得满满的，连队长家里的用水，也由我包下了。
1965年11月间，我从东直农场调到大有农场。大有不像东直那样的与世隔绝，它附近就有个小集镇——大有舍。这里名义上是个职工大队，全是清一色的摘帽右派，因而人们又谑称为“右派大队”。这个农场并不大，田地不多，全是种的棉花。劳动轻了，生活也有所改善，早、晚吃的是大米稀饭，午餐是大米饭，菜肴有白菜、苞菜、花菜和萝卜，还经常有红烧肉。我在这里第一次吃到真正的苞菜，那种又苦又涩的老菜叶皮，是喂猪或充作堆肥的。十天休息一次，可以请假上街去逛上大半天。大有舍这地方很小，只有一条狭窄的短街，有一家兼卖大饼油条的小饭店，还有布店、百货店、书店等等。我每次上街，领略到人们的烟火味，接触到朴实的民风，心头就止不住的会兴起无限的感慨。我上街总要品尝多少年没吃过的大饼油条，再加一碗阳春面，然后到书店去浏览一番，有时也买上几本，如《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红楼梦研究》、《中国文学史》……这些书后来都在“文革”中被迫烧掉了。
劳教农场的职工，是允许找对象结婚的，从东直农场调来的摘帽右派中，就有两个是跟女劳教结婚的，这两对夫妇住在另外两间小屋内，只有劳动、学习才和大家在一起。他们也都有家，只因留场就业，有家归不得，才在农场成了家，还养了孩子。但我那时，却抱的是独身主义。
除了应付着出工，一有空便翻阅书报杂志，天南地北地侃山海经，再不就是抽烟、喝酒、磕瓜子、嚼花生米，这种日子混到什么时候才算了局，大家都茫无所知。仿佛在漫漫长夜中，走在荒无人烟的小路上，辩不清前进的方向。我总是边听大家的东拉西扯，边吃花生米，偶尔也插上一两句无关紧要的话。在跟大家的闲谈中，我发现这里所有的几十人没有一个肯承认自己是什么右派的。所谓右派，不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说的“孟什维克”吗，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是党内斗争；我们这些人中有的曾是党员，有的还没有入党，把党内斗争扩大到党外，岂不乱了套？有个27岁的初中教师，他没写过大字报，也没发过言，只因他家庭成分是富农，也被打成右派；有个苏州人，单位里有几个撺掇他上民主讲坛发言，要他大胆讲话，讲错了也没关系，结果也成了右派。有人说他被打成右派是领导对他的打击报复，因为他生性耿直，敢于对领导提意见，结果这些意见都成了“反党”的罪证。有个满头白发的老教授，专攻药物学，他早年留学英国，所以爱用流利的英语讲课，他的要害是跟校党委书记合不来，平时还免不了有些言语顶撞，于是“反党”的大帽子便压到了他的头上。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只要不善于拍马溜须而又不大听话的，或者，敢于顶撞上级的，不是被打成右派，便被打成无理取闹的坏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而历史上有些污点的，则更是顺理成章地给扣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