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笋子虫和打屁虫：这两种虫是许多犯人共享的一道菜，我偶尔逮着也只是送给爱好者去享用，因为我心理上接受不了这种类似茹毛饮血的吃食，特别是打屁虫散发的那一股恶臭简直令人不忍闻嗅，据身旁咀嚼者介绍，吃它时不但毫无臭味，并且有少许芳香。这种灰褐色的扁形小虫，春夏季节不时出没在犯人们席地而坐的草丛中，它不像生着复眼的苍蝇蜻蜓，捕捉者刚刚走近，它们便振翅飞逃。打屁虫似乎自恃备有“毒气”这一防身法宝，它慢条斯理的在犯人身边的草叶上踱着方步，逮着它的犯人一脸奸笑，用姆指和食指分别攥紧它的腹部和背部，然后加力挤压，只见那打屁虫的肛门上有一丝白色液体射出完毕后（估计是该虫制造“毒气”的原料），即可放入口腔慢慢品尝。
笋子虫生长在竹林里，虫体大如成人小姆指，长约3公分，浅咖啡色，因嗜吃竹笋而被冠名。通常是烧熟了吃，但亦可生吃，据说味道近似炒花生。上列二虫均为闭一只眼菜系中的常见菜，虽然我未亲口品尝，也一并提供给美食界参考。
来自远方的特殊吃喝
劳改犯人守则第六章“接见通讯”第38条原文如下：“接见家属每月不超过二次，每次不超过30分钟，特殊情况经批准可以适当延长。”第41条又规定：“收受物品必须经国家工作人员检查，非必要物品禁止送入……”。根据以上援引条文可以得知，如果一个家属，经过舟车劳顿，然后来到四川的老少边穷地区的大凉山雷波县西宁乡，再翻山越岭步行数小时到某劳改单位去探视在押犯亲人，结果时间“不超过30分钟”那将是一种什么滋味。幸好在实际运作中，只要在接见交谈时，没有什么“不合时宜”的言词，交谈双方就可能享受“经批准可以适当延长”的恩泽，但决不可能延长到天黑以前。我在这个农场呆了14年多，目睹远方亲人的探视决不会超过10人次，我能清晰记忆的探视只有4次，其余6次是我担心遗忘而估算的，有把握的是，只可能高估而不可能低估，因为极少的探视对封闭着的犯人来说都属于很有刺激性的头版头条新闻，不会轻易淡忘。
由探访亲人和邮寄包裹带入劳改队的吃食极其有限，因为在“左”风猖獗的年代，大陆同胞虽然不至于像当年报纸上所说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台湾同胞”那样可怜，但生活必需品的凭票供应，最少也说明我们暂时还未进入丰衣足食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天堂”。家里人的肉都不够吃，哪里来肉寄给劳改队的亲人？即便穷困家里人千方百计省吃俭用捎上一点，也得由狱吏们检查是否合符“非必要物品禁止送入”这一条的规定。按狱吏们口径统一的高调说法：“劳改犯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有吃有穿，每个月还有两元钱零花钱，还有什么‘必要物品’需要‘送入’”？不过从我见到的实际情况看，绝大部份捎来的东西都没有拒收，除非收物者是那些令狱吏们切齿痛恨的所谓反改造份子。
但是，如果在狱吏们检查寄出信件中发现，有犯人主动写信找家人索要非“必要物品”（多为肉类食品），必将招来批斗，故有经验的犯人通常自会委托喂牛犯人借到西宁割草的机会，将相关“私信”投入邮局内的信箱。
“私信”带来的重要成效是招来家人千方百计寄入粮票，粮票可以买挂面，以下是有关挂面的故事：
1954年，我由部队转业到中共南充县委办公室工作。第一天下乡就是到该县木老乡去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我下到村上住在一个贫农家里，也就在他家里搭伙食。吃晚饭的时候，主妇端了一碗面条放在餐桌上，我端起这碗面就吃将起来，我的这一举动很快地成为该村的特大新闻，伴着笑声传到了家家户户，因为我不知道这一碗面是那顿晚饭中全家人共享的菜肴之一。那年头“自然灾害”还在遥远的未来等待着，农民们还享受着土地改革的余温。我在那个村里住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当地确有以面代菜的民俗（顺便提醒美食家们注意这一“地方特色”的吃法）。在有条件弄到粮票的时候，劳改犯也可能弄一顿面条吃，把它当成下包谷粑的菜吃，就像前面写到的那些村民一样。
我在雷马屏农场劳改的时候，我的大妹妹正在青海省某某县一个劳改队担任会计，妹夫则是该劳改队的一把手，我们之间当然按中共阶级路线的惯例划清了界限。我母亲替这位会计照看她日益增多的革命接班人，也住在那个劳改队里。老人家目睹着那些劳改犯缺吃少穿的生活情况，自然会想到她命途多舛的二儿子也和眼前这些犯人一样挣扎着。兄弟姊妹间划清界限似乎比较容易，要母亲和儿子划清界限就太困难了，老人家只有悄悄地抹着牵肠挂肚的泪水。
终于她用母爱的金钥匙开启了智慧之门，每一年她都得背着“当狱吏的女儿女婿”给我寄两次伤湿止痛膏，这种止痛膏就是经药物处理过的几片医用胶布，用塑料纸隔离后装在一个个小纸袋里，那些年代的市场上到处有售。因其轻巧，直接装在挂号信里就可以寄出，检查者从未发现，在包装完好的伤湿止痛膏中间，每每会夹藏着一张五斤的全国通用粮票。有了这恩重如山的粮票，只要添几角钱就能托出差的犯人在街上买到挂面馒头等等食物，所以出狱后我常对朋友们说，我母亲养育我到四十六岁（该年平反出狱）。没有母亲的关爱，特别是精神支撑，我很难活着走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劳改队。
平反以后，我理直气壮地夺得了对母亲的赡养权，将她的户口迁到了我的身边。虽然长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即使在最快乐的日子里，我也不敢提及寄粮票的事，以免让不堪回首的陈年痛苦引出她纵横老泪。
母亲系江苏南京市人，于2000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四川成都逝世，终年92岁，愿她老人家在天堂里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