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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秦制很难。我们知道，秦制政权是个很强大的组织化力量，这个组织化力量的掌控者，他会突然醒悟吗？会突然放弃跟百姓抢蛋糕，转而去做大蛋糕吗？我觉得不可能。晚清的时候，慈禧太后就没有这样的觉悟。她临死的时候说“毕竟不当立宪”，哪怕是假立宪也不该搞。戊戌年的时候，礼部官员王照跟慈禧说：“请太后跟皇上一起出国旅行。从日本出发，绕地球一圈，走一趟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实地看看外面的世界。”太后说不去。这都不愿意，思想转变就更不必指望了。
无法指望统治者自我觉悟，那能不能依靠社会？也很难。我们知道，秦制政权本身就在追求整个社会的原子化。那些组织化的力量，诸侯、世家、宗族乃至最底层的游侠，都是秦制政权消灭的对象。商人被历代秦制王朝纳入到贱民行列，主因也是商人追求人的流通、物的流通、信息的流通，但凡成功商人，多多少少都拥有一点组织化力量。从商鞅的“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家者”双倍征收赋税，到隋文帝发动群众有奖举报不肯“析籍”的邻居，到两宋按家庭资产等级摊派大概率破户亡家的差役，到朱元璋挨个强迫“富民”担任必定破产甚至丢命的粮长，都是在想尽办法强迫百姓分家，强迫百姓从大家庭拆分成四口之家、五口之家。整个社会原子化到这种程度，哪还有组织化的力量？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闹出人祸，百姓吃不上饭了，流民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流民里再冒出几个黄巢、李自成与张献忠，自然就成了组织化力量。这也是古代秦制政权治下，唯一有可能抗衡朝廷的组织化力量。可要指望这群人把前政权推翻后，走一条非秦制的道路，那是不可能的。这些人世世代代生活在秦制环境下，他们最熟悉的，就是秦制政府如何管理、压榨自己。等他们建立了政权，只会有样学样。黄巢、李自成、张献忠，都是有样学样。朱元璋也是，不但有样学样，还推陈出新将秦制发展到了新的巅峰。
我觉得，要想推动秦制转型，抛弃老路走上新路，还是得有外部竞争。市场上只有一家商店卖大米，那大米一定是价格昂贵且质量低劣。多几家卖大米的商店进入，大米的价格才会趋于正常，质量才会好起来。经济市场如此，政治市场也差不多。没有更好的东西与秦制竞争，秦制不会自我改良，更不会改弦更张。
外部竞争分类，一类是思想文化层面的竞争，一类是政治力量层面的竞争。这两类，中国历史上都经历过。前者的代表性事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输入。我们今天认知的佛教是出世的，关起山门来自我修行，不管山门外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我们很少看到修行者关心世俗社会的公共事件。但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不是这样子的。那时候的佛教倡导入世，致力于结成社团、化为组织化力量。社团内部互相帮扶，以求度过艰难时代。三国时代的笮融，就是活跃于徐州地区的一位很有力量的佛教社团领袖，依托于他主持的社团求生的民众多达五千余户。
这种入世的有组织化力量，当然会跟官府发生冲突。所以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由皇权发起的灭佛运动。当然了，在我们的传统历史叙述当中，这些灭佛运动都被赋予了正当性。比如佛寺广占土地、僧人不事生产。但这些只是冠冕堂皇的政治宣传，皇权真正在意的是佛教入世并拥有组织化的社会力量，会威胁到统治稳定；是佛寺下面荫庇着大量逃避朝廷盘剥的百姓，损害了朝廷的税基。当然了，这并不是说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佛寺就不压榨百姓；而是想说，入世且组织化的佛教给当时的中国政治市场提供了一些竞争。这种竞争是好事。只是很遗憾，相比秦制政权，竞争力量还是太小，还不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走向。
佛教第二次大规模入世是在元朝。当时最有名的佛教组织化力量是白莲教，一度从元朝政府那里获得过合法传教的身份。除了白莲教，元朝的普通寺院也基本上是入世的。宗教活动之外，寺院大多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支柱。有的寺院是大土地主，有的寺院经营对外贸易，有的寺院主营放账收息，有的寺院从事客货栈买卖……朱元璋快饿死的时候跑去寺院做和尚，大约正是因为寺院需要打工人。遗憾的是，朱元璋亲眼见识过高度组织化的白莲教在推翻元朝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等他做了皇帝，便再一次发起了整肃佛教的政治运动，动用政治权力，强迫所有佛寺从人间退回丛林，从入世退化为出世，连进入深山老林结庐修行，也最多只允许两人结伴，超过两人就是非法聚集，要被抓起来劳动改造甚至杀头。
第二类外部竞争，也就是政治力量层面的竞争，其代表性事件是晚清的洋船来袭。这一次竞争，既有思想文化冲击，也有政治力量冲击。可以说是政治力量的冲击，尤其是洋枪洋炮如入无人之境造成的震撼，迫使清朝政府不得不正面应对思想文化层面的冲击。这就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冲击很不一样了。
佛教输入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不说别的，单就我们今天的日常用语而言，像刹那、究竟、无常、智慧、借口、世界等，就都是佛教词汇。可当时的世俗政权实在是力量太过强大，再好的思想，也会被世俗政权用暴力强行改造阉割，剥离掉其中非秦制、反秦制的部分，只留下与秦制不冲突的那一部分，甚至额外塞入利于秦制的私货。但晚清的情况不一样，它是思想冲击与政治冲击、军事冲击一并到来。大清扛不住后者，自然也扛不住前者。所以到了庚子事变之后，朝野上下几乎人人都在谈改革了，多数官员都觉得应该向外部世界学习。
当然了，爱新觉罗家的那位慈禧老太太，还是选择了死扛。老太太是1908年11月份死的。她死的这一年，干了四件大事。第一件，出台结社集会律，不再允许大清百姓自由结社自由集会。第二件，出台新闻法，不再允许自由报道新闻，要求报纸进入市场之前必须先送审。第三件，出台《钦定宪法大纲》，用一大堆“某某权利归于君上，议院不得干预”为日后制定正式宪法划定范围，以确保皇权的无远弗届和专制独断不会因“立宪”而有所削弱。第四件，毒死英语发烧友、《万国公报》的忠实订户光绪皇帝。这桩凶杀案，既有母子感情破裂的因素，更与光绪皇帝热爱西学有关。据翁同龢日记，光绪皇帝在戊戌年，曾要求翁同龢起草诏书宣布“尽变西法”，让翁同龢非常抗拒，对着光绪皇帝好一顿输出，大谈特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慈禧老太太死扛的结果，是大清在三年之后土崩瓦解。共和制度虽历经波折难以落地，可至少皇权专制自此成了臭名昭著的陈腐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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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很多人骂东林党，甚至认为明朝亡于东林党。其实，“明朝亡于东林党”是乾隆皇帝当年给出的历史结论。这个历史结论当然是非历史的，它只是被拿来服务于清帝国的现实政治。这个现实政治是什么？就是不许聚众讲学、不许议论朝政。
在明清两代，讲学这个事情引起了皇权的高度重视，被视为要严厉管控、乃至于必须消灭的社会现象。朱元璋统治时期，有学生在国子监贴了张匿名纸，以表达对国子监某些政策和某些教师的不满。这种行为便被朱元璋视为不稳定因素，不但用举报+连坐的恶政找出来写匿名帖子的学生，还下旨砍下了学生的脑袋并将之悬挂在国子监的校门口。朱元璋要的，是读书人老老实实入校读书，按他预设的路径完成洗脑，而不是表达不满提出异议。今天敢对国子监不满，明天就敢对大明朝不满；今天敢对国子监师长有异议，明天就敢对朱元璋有异议。朱元璋之后，又有张居正毁天下书院。目的是为了不让人讲学，强迫所有学生只能在朝廷举办的书院里念书。这事说白了，就是要垄断洗脑的权利，因为脑残才是朝廷的优良资产。所以我们会看到，张居正特别不喜欢反对洗脑、主张人人拥有独立思考“致良知”（获得正确认知）能力的阳明学派。阳明学派里的很多人也厌恶张居正。比如何心隐，就公开反对张居正摧毁天下书院，结果遭到打击变成了通缉犯，被捕后又惨遭沙袋埋压致死。
张居正毁书院，不单是毁书院的建筑，他是要挖书院的根。这个根就是经济基础。书院想要独立存在，得有经济基础。当时很多民间百姓，主要是富有的土地主和商人，会捐钱给书院置办产业。张居正一纸文件，把这些产业都没收了。书院没了产业，那还怎么弄的？这是特别狠的一招。那会儿，近代大学正在欧洲发育成型，然后我们这片土地上出了个全面摧毁民间书院的张居正。据说最近有在拍电视剧《张居正》，根据熊召政那个小说来拍。那里面的张居正多半是正面人物，但未必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今天很多喜欢明朝的朋友骂清朝，说明朝政府的历史形象都是清朝统治者刻意抹黑。其实他们搞错了，明朝政府的历史形象，尤其是朱元璋、张居正这些人的历史形象，都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肯定。在消灭讲学、打击书院这件事情上，乾隆就完全继承了张居正的做法。
东林书院呢，它本身还不是一个教育机构。可以理解成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弄了个搞讲座的场所来交流思想、分享信息。此外也有寻找同温层，以互相提供情绪价值的作用。说得不客气一点，东林书院是个发牢骚的场所，不是教小孩子念书的地方。里头主要是些政治理想无法落实的失意人，有在职闲散官员，有退休人士，有民间读书人。至于“东林党”，乍听之下好像是个有组织的机构。其实不是，“东林党”没有设立任何组织，连“东林党”这个名字都是阉党取的。阉党真有组织，而且组织很严密很庞大，大大小小的公公们都有职级，都拿俸禄，叫他们“阉党”名副其实。但东林党不是，就只是一群松散的志同道合者，聚在一起针砭时弊，说些让朝廷觉得刺耳的话罢了。因为阉党越来越不干人事，遭到阉党打击的“东林党”自然声望越来越高。于是在明朝最后那二三十年里，有良心的读书人以被骂作东林党为荣，许多追名逐利之人也喜欢标榜自己是东林党，尤其是崇祯杀了魏忠贤之后，仿佛一夜间满大街都是东林党了。这对乾隆皇帝自然是大好事，他可以有选择性地找出一大堆“证据”，也就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东林党人”干下的龌龊事，来证明“明朝亡于东林党”这个御制结论，进而对清帝国实施严厉的思想、言论管控。
我觉得，太松散根本不成其为“党”，恰是东林党最大的遗憾。首先，没有组织化就没有力量，就只能是软弱无力的批评者，没有办法去做改变者、建设者。第二个，作为一股批评声音出了名，会有很多人来沾光。有些人上午悄悄拜谒阉党，下午就大张旗鼓跑来参加东林的活动，然后对外标榜是东林党人。如果东林党真是个组织严密的机构，入会要考察思想背景，要登记姓名籍贯，每个月有工作任务发派，有上级领导有下线成员……自然就不会有这种乱蹭声望的事情发生。可东林党恰恰不是。当然他们也不敢是，一个松散的议论性团体，皇权尚且容不下；变成组织化的机构，皇权恐怕就要大开杀戒了。
总之吧，所谓“明朝亡于东林党”，我只能说乾隆皇帝持这种观点还可以理解，因为他是站在专制皇权的立场上讲这个话，虽然结论扯淡，但符合他的利益。可你要不是乾隆皇帝，也讲这个话，那就是脑子抽抽了。
2026年5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