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重庆市有关当局的安排，凡四川省内的游民将分批遣回原籍，外省籍的在积累到三、四十人的批量时，便送往綦江县九锅箐游民改造农场，到那里去一边劳动一边调查你的来龙去脉。在一个多月等待遣送的日子里，在众多小偷扒手层层包围之中，我丢失了身边的全部生活日用品，每天两顿早晚各喝一碗玉米稀粥饥肠辘辘，又使我失去了十多公斤体重，换得的是一个湖北佬“九头鸟”的称号和几百只来历不明的虱子，我便带着它们去到了游民改造农场。这农场虽然冠有改造二字，但并无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除连以上领导为正式干部外，班、排头目均为改造中表现良好的游民。一周以后，摸清了来去路线，我带着属于自己的一身虱子从那儿逃出，直奔天津企图去投靠亲友，后在天津被捕，劳教队派人去将我押回。
这时，广旺铁路像此前所修的内昆、成昆铁路一样，再次中途下马，筑路支队又迁移到灌县（今都江堰市）修成（都）汶（川）铁路，我就被关押在灌县公安局陈家巷看守所。据说案情重大，乃单独囚禁在黑牢里，这两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白天漆黑无光，入夜则灯火通明，除了偶尔由看守兵押去审讯以外，我被锁囚在这斗室内吃喝拉撒睡。在“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的监规纪律严控下，我唯一能做的事也许就是逮虱子，我的耐心堪称一流，白天睡足觉，晚上在一百瓦的强光照射下，对仅有的一套发着汗臭的内衣裤进行拉网式的清剿，对每一个褶缝，每一处边角，甚至每一个针眼都一而再再而四地搜索，为时四十余天，亲手掐死大小虱子四百三十九只（不包括虱卵）。享受到胜利者才能拥有的快感，在漫漫的黑暗中调剂了寂寞无奈。
今天，人们在电视上或生活中偶尔也会看到犯人，他们在仪表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全部剃着光头。根据我国劳动改造条例而制定的监规纪律共七章四十二条，“文化大革命”时期又增加了“五报告十不准”，其内容详尽到“保守劳改队的机密”，却无支言片语涉及到犯人的发型问题，也正因为有这样重要的依据，我才能说六十年代灌县看守所的犯人都可以蓄留头发。
具备了蓄留头发的条件以后，才能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惩罚犯人的方式：对那些有轻微违犯监规的犯人，那位名叫游道成的监管狱吏便大吼一声：“剃花脑壳！”违规犯人便乖乖地去到训话室，那里有类似刽子手的“行刑”犯人在等着，他领来理发推子，三下五除二地便在受刑者的头上绘（推）出连印象派画家都将为之惊叹的图形——一个怪异绝顶的花脑壳。似乎是监管狱吏特别欣赏这种惩罚带来的美感，因而隔几天总会有一两个花脑壳在犯人中展现，为枯燥的监狱生活增色添彩。我曾经怀疑过，这个看守所能例外地允许犯人蓄留头发，是不是为了满足这位狱吏对这种艺术形式的偏爱，或者是他精神的空虚需要以这种“行为艺术来加以填补”只不过他的偏爱给我带来的却是难言之苦。因为留着头发，等于给虱子提供了保护区，我不可能拥有镜子或者能照见自己犯容的一盆水，又怎么可能捕捉深藏在自己发丛中的虱子，更何况它们的个头甚至不会大过一粒芝麻。
我咬牙切齿地忍受着它们在我的头上快乐逍遥。凡力所能及之处的虱子都被我逮光了，更显得百无聊赖。
这时，只要看守兵拨开直径二十公分的圆形窥视窗查房，我就要求看报学习，这个“促进思想改造”的要求不具备乱说乱动的风险，但从未得到恩准。直到某个吉日良辰，某位看守兵竟然从窥视窗里给我塞进一份八开小报。仔细一看，原来是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编印的一份《新生报》，顾名思义，这是专门提供给劳教份子以上、死刑犯以下极需获得新生的人等学习的报纸，这份几十分钟就能看完的、充斥着假话空话的报纸，是我唯一能看到的文字，它具备着物以稀为贵的价值，我连续看了十多天。
某夜，我坐在“床”上，用双膝托起这张报纸，正企图从字里行间找出点错别字或病句，以锻炼提高我的文化素质，突然感到头皮发痒，我下意识地伸手到头上抓搔，忽听得报纸上“叭”的一响，在响声指引下，我眼睛一亮，赫然一个虱界的“相扑运动员”在报纸上蠕动。这一意外发现对我所作的贡献，决不会亚于牛顿看见苹果落地而后对人类作出的贡献。我无比激动地处死了“相扑运动员”，然后立即张开十指，狠狠地在头发中抓搔，刹时刻出现的是“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惊心动魄，兴奋中将这批失足者送下了黄泉。此后的一段时日，我每天都多次如此这般地搔头消遣，到后来落下的虱子越来越少，个头也越来越小，估计发丛中最后一枚虱卵孵出的幼虱己被我擒杀，我才基本结束了这场扫荡，其间共掐死虱子一百四十四只。多年来，我一直为自己灭尽自己头上的虱子而感到十分自豪，它也许是我这个碌碌无为的凡夫俗子一生中，唯一干过的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并非我故意亵渎这崇高的词汇，确实一时找不到更恰当的词）。
八个月后，我调出了黑监，虽然仍旧是独居关押，监房面积却比黑监大两三倍，光线也很充足，像本看守所全体关大监的犯人一样，一目了然地睡在地板上。我还在为逮尽身上虱子而沾沾自喜的时候，却发现在我所睡地板的夹缝里，正暗藏着一批吸血更凶猛且更为难以逮捉的害虫，那就是臭虫，也许因为它没有寄生在人们衣服上的本领，虽然它身体的色彩像党旗般鲜红夺目，却从未能享受到“光荣”二字的殊荣。相反人们用那个臭字的命名来使之“嗅”而生厌。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和它们又进行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只因与本篇主题无直接关联，只得按下不表。
直到1965年，我判刑后不服，上诉失败，只得背负着叛国投敌罪判处的十八年有期徒刑冤屈去到了劳改队，辗转来到地处大凉山的雷马屏农场，因为其地理位置在雷波、马边、屏山三个县交界处，便以这三个县名的第一个字组成这个农场的简称（犯人中什么型号的怪材都有，竟有人以雷马屏三字的谐音暗自称它为“你妈屁”农场相称以泄愤）。这农场深藏在一片茂密的亚热带原始森林之中，它也是中国同胞在“人定胜天”的毁坏中，大自然最后坚守的一个森林据点，人类的足迹难以踏入。正如我们这批新犯押至农场的当晚，管教科长邵廷章在“训话”时说的：“这是一座天然的监狱，四周的原始森林比高墙电网还管用。”插翅难飞的犯人在里面主要从事农田和茶叶的种植。
这农场的每个中队都配有几名犯人木工，负责伐木为修房舍做农具之用。当然，这里盛产的香樟木，狱吏们的箱箱柜柜桌椅板凳也用得着，这些零成本地方特产，也是捎往全国各地关系户的高级礼品。
犯人每十天工休一天，但各式巧立名目的所谓“义务劳动”对这个休息日进行七折八扣，犯人们暗暗祈祷，希望这个工休日别遭遇“义务劳动”的突然袭击，只可惜这种祈祷很难得到应验，因为世界上没有一种神灵是愿意佑护囚犯的。可怜的犯人们在农忙时与天斗争有种种突击任务，农闲时安排每人到伐木场运一根一百斤左右的圆木回来交队上验收。去伐木场，需要穿过茂密的树丛，很少有人不被荆棘撕破衣服或刺伤皮肉，也很少有人不被蚂蝗叮咬流血不止。年轻力壮者最少需时半天，老弱者到晚上班组还得派人打着火把去接他。
犯人一年发一套粗布单衣，三年发一套粗布棉衣，（衣裤上都以红色油漆印上“雷马屏”三个赫然醒目的大红字，以此标志来与衣衫褴褛的“人民群众”加以区分。）擅于借题发挥的狱吏对犯人们宣讲说：“你们犯人用布的标准已超过了普通公民每年七尺的定量，算一算你们单衣棉衣棉布棉絮用了多少布票”。仅仅从布票的数量上看，这可能是事实，只不过这些布料质地之低劣有如农村家庭作坊的产品，也有的是所谓再生布的劣质产品，哪里经得住肩挑背磨荆棘勾扯和汗污浸蚀，犯人的衣衫残破就不难想象。但是，为了遮羞抗寒又不得不对衣服进行疤上重疤的缝缀修补，虽然没有学过《步兵战斗条例》却极富“利用地形地物”战斗经验的虱子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补丁形成的“防御工事”，竟然是被吸食者的犯人们，在疲累中亲手替它们“修筑”的。
虽然我一度自认为在抵抗虱子侵扰方面，曾经有过不俗的表现，但自从收到判决书后我便知道，这下半辈子将和虱子们结下难解之缘了，因为被称为犯人又命中注定生活在暴政施虐的中国大陆，我将长期和肮脏、疲累甚至卑贱联系在一起，而虱子的生存也常常离不开这些词汇。
在劳改农场，犯人睡的是大通铺，一个捱着一个的睡眠方式，迫使犯人间形成一种相互监督的株连关系。这时，张姓虱子和李姓虱子相互串门打亲家昆虫间的交往在犯人鼾睡中其乐融融。更加上紧张繁重的劳动，使犯众丧失捕捉虱子的耐心，在个人的生存价值被彻底否定，尊严受到粗暴蹂躏的痛苦中，对作为身外之物的虱子，多数犯人都失去了阿Q先贤那份逮虱子的精神，采取满不在乎听之任之的消极态度，因此，虱子家族的“虫”丁兴旺，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了。
我进入农场不久，即发现这里的犯人有一种内部约定的土政策，冬天的烤火柴各班组的犯人自行利用工余时间收罗积累，一般是每个犯人供烧柴一晚，用于夜间进行认罪服法讨论、相互揭发批斗时烤火用。凉山是著名的“天无三日晴”的多雨地区，每晚学习时除了站着接受批斗的犯人以外，其余的都可以在千篇一律老生常谈发言的同时，顺便将白天打湿的衣服鞋子烤干，我发现比我先到农场的老犯常常把烤烫了的衣服，在火苗上方大力抖动，这时必有少数隐蔽不当的虱子，因高温造成眩晕而跌入火坑，也会发出噼噼啪啪的爆炸声。我认为他的这种操作方法和我早年火烧内衣内裤的作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身上的虱子也会长成气候，也可以用这种“高温疗法”加以对付，只是一定得掌握好火候，因为我再也找不到可以更换的内衣内裤了。所幸的是，再没见到过欣赏花脑壳怪癖的监管狱吏，犯人一律剃光头，而且是用剃头刀在头皮上类似铲草除根的方式刮出来的光头。这也许是我这个“资深劳改犯”所发现的、唯一一桩政府和犯人实现了双赢的“英明决策”，光头给犯人制造了一个容易识别的生理特征，万一发生脱逃，追捕者易于在人头攒动中一目了然的辨别真伪，便于缉拿归案；另一方面对常受虱子欺凌的犯人而言，铲除了虱子的栖息之地，确保了犯人头上的平安无事。有一句歇后语说：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换一个说法便是，犯人头上的虱子，跑不脱的。
如果虱子的习性只能栖息在人体的发丛中，中国的劳改犯将受益不浅，可惜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往后的十多年里，可恶的虱子一直依附着我，直到1980年平反出狱。
在返回原单位的途中，我回到家里看望年迈苍苍的高堂老母，阔别二十三年的母亲噙着泪水按古老习俗的要求对我说：“快去洗澡换衣服，别把霉气带到家里。”洗完澡换上家人准备的“非犯人服装”（涉嫌生造词汇一个），母亲再一次按古老习俗的要求令我把带回的衣服全部烧掉，以摆脱霉气对我的困扰。我取来剪刀，剪下了衣服上“雷马屏”三个红漆大字准备加以珍藏，因为无论如何，它曾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劳改服在燃烧，虱子在爆响，这响声多像三十年前，那个十六岁的顽童共军战士，在行军锅旁听到的声音，只不过今天刚刚脱下劳改服的“前战士”，经历了腥风血雨的漫长摧残，早已将他折腾成一个身心憔悴、而且遍体鳞伤的老头子了。
不是为了虱子，而是为了苦难，背着老母，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淌，流淌……
2001年11月于成都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