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词典》对虱子一词作了以下的注解：“昆虫，灰白色，浅黄色或灰黑色，有短毛，头小，没有翅膀，腹部大，卵白色，椭圆形，常寄生在人和猪、牛等身上，吸食血液，能传染斑疹伤寒和回归热等疾病”。
今天，虱子距离人们生活似乎越来越远了，特别是青少年一代，我相信认识熊猫的人肯定比认识虱子的人多得多。熊猫因为其“稀世”而被称为国宝，虱子虽然少见却永远也不会成为国宝。
我曾较长时期和虱子狼狈相处（决无狼狈为奸之意），我们之间，曾经有过些鲜为人知的交往，虽为个人隐私，却愿自我暴露……
1949年冬到次年春天，我参军不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二军随营学校当一名学员。这所学校的功课就是行军作战，教室就是血肉横飞的战场。那时，我十六岁，据至今健在的老同学高重、黄毅等回忆，那时我身高还不足一米六，嗓音尖细，一副还没发育成熟的样子。不论值勤放哨，急行军，夜行军，我都能得到互助友爱的照顾。当年每个战士必须缠在腿上的绑腿，常常是老战士帮助我捆扎，否则难免在行走中松散洒落一地很难收拾。记不得是哪次遭遇战中丢失了还是其它原因，只记得我是全连唯一没有背包的战士。老实说，那支笨重的中正式七九步枪，和上百发像指头那样粗长的子弹，已经使我这个刚刚脱下学生制服的新兵不堪重负了，失去背包未必不是一件减轻负担的好事。
晚上宿营，战友们都躺在稻草铺就的地铺上，我则嘻皮笑脸地钻进任何一个被窝里去为战友暖脚。我们从不洗澡，很少换衣服，在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里，这是些很容易被忽略的生活小事。
不久，我染上了一身虱子，看见我一脸惶惑，山东籍老班长告诉我：“这叫光荣虫，不参加革命想长还长不上哩！”这光荣虫的幽默在部队里到也十分流行。可令人烦恼的是，这种专吸人血的小虫子繁殖力极强，它们在我内衣内裤的褶缝里传宗接代，在我的皮肤上吃喝玩乐，甚至个别的虱中好汉，竟爬出衣领，在我的颈项上炫耀示众，弄得我肉体和精神都很不舒服，我顾不得光荣不光荣，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天大清早，我脱下内衣内裤夹在腋下，在炊事员生火煮饭的时候，来到行军锅旁，假装发扬互助精神，帮他们添柴烧火，乘机将星罗棋布着虱子的内衣内裤扔进熊熊烈火之中，只听得那一阵噼噼啪啪虱子的爆炸声，我的快乐甚至波及到皮肤：“这就是吸血鬼的下场”，我在心里说。
到了晚上，我才知道麻烦来了，因为我不可能穿着棉衣棉裤或者光着身子钻进战友的被窝，为难中，老班长从他的枕包里抽出一套内衣裤，帮我度过了难关。只不过没多久，它又成了光荣虫生儿育女的新窝点，这不要紧，反正我已经有了消灭它们的好办法。
后来，我们告别了战争，我也告别了光荣虫。五十年代那欣欣向荣的景象令我陶醉，偶尔在洗澡换衣服时，想到那些令人毛骨悚然而又窃取了光荣称号的虱子、怎样被我焚尸扬灰的顽童作为，颇有几分洋洋自得。那年头，在稍有教养的群体里，长虱子将被认为是一种羞辱，光荣虫地位的置换证明着社会的进步，我想我永远不会再让这种讨厌的虫子来运载我的光荣感了。
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仍不免幼稚天真。
终于在1957年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中，我中了“阳谋”，
被划为极右份子，不久便送劳动教养。那年头的劳教可不像今天的劳教，有一个一年至三年的时限，负责监管的公安人员在宣讲政策时只是笼统地说：“好久改造好了好久解除劳教。”而我们感受到的是直到1961年秋天，我已劳教了三年多，两百多人的一个中队，只解除了一个经常替那几个监管狱吏理发的“份子”。这也不难理解，当他手执锋利的修面刀，在狱吏们那险要的喉头刮来刮去的时候，难道还不足以检验他的改恶从善吗？不过右派们心知肚明，他判劳教的原因并不属于“你死我活敌我矛盾”的右派问题，而是比这个斗争轻一个档次的偷摸扒骗类的坏份子，也就是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解除劳教以后，因占有“耗子洞耗子才钻得过”的技术优势，很快地成为了狱吏们对右派实施监控的帮凶爪牙，在和各种类型的所谓“反改造份子”的斗争中，他心狠手辣诡计多端，倍受狱吏们赞许。
在劳教前景严峻的困惑中，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我的生活走向。那是所谓“自然灾害”余威未尽的1961年九月某日，我因不堪饥饿煎熬，便找住地附近的农民买了一碗稀饭充饥，被这个“解除劳教的积极份子”逮了个正着。事发当时，我怎舍得让他夺走我即将果腹的这碗来之不易的米饭，争吵抗拒更增添了所谓违犯纪律的严重性。当晚的斗争会上，我被捆绑受刑，具体执行这次捆绑的“大力士”，正是我极为鄙视的“积极份子”，他岂肯放弃这个提高他“威信”的机会，当然会使尽全身解数，将我捆绑得死去活来。
我气愤至极，便决心逃跑以抗议肉刑，心想抓回来判个三、五年有期徒刑，到满刑时我也才三十岁出头，反正有期徒刑总比无期劳教强。似乎已经深思熟虑，我便风风火火地逃离了劳教队。
我所在的劳教队名叫四川省公安厅筑路支队一〇八中队，这个支队三年多来一直在修铁路，前三年所修的内（江）昆（明）和成（都）昆（明）两条铁路都是中途下马，半途而废。事发的当时，我们正修筑的是广（元）旺（苍）铁路，我从驻地旺苍县快活场出发，经过四天的惊险历程，在我逃到重庆的当晚，因食物中毒交错了伪造证件而被查夜的公安抓获，我没有必要在审讯中交待右派劳教份子的不利身份，便作为社会游民被派出所送到邮局巷游民收容所。在等候登记时，侧边有经验的游民悄悄告诉我：关押一段时间后要送回原籍。我想，不论是送回我那右派诞生地还是劳教队，都将是好马不愿吃的回头草。我便用童年时代学会的湖北家乡话，向审讯者编造了一套真真假假的湖北经历，并诳称是来川做打火石生意的，这在当年属轻微投机倒把行为，视情节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在饿死几千万中国同胞的同时，也颠覆着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社会现象正证明着“饥寒起盗心”的颠扑不破，各类作案者充斥大街小巷，一旦这些失足者再一次失足，民政部门管辖的收容所将是比公安部门管辖的派出所更令他们向往的地方。因而这里的熙来攘往、摩肩擦踵就不难设想。幸好这幢楼房1949年以前是座大型仓库，五米左右的室内空间高度和大开着的窗户保证了人们的呼吸，否则这密集的人口中必有人会窒息而死。
每到晚上，游民们列队报数，数到第八名时就将这八个人编成一个当晚的睡觉单元，为首的将领得破棉被一床，破草席一张，八个人就一个紧贴一个横躺在草席上，“床”与“床”之间留有三十公分间隙，算是夜间上厕所时的临时通道。所幸当年中国同胞个个形容枯槁、骨瘦如柴，否则一床棉被无论如何也罩不下这八个成年男子。我和这些三教九流拥挤在被窝里，无疑为虱子的出境旅行提供了方便，我也就理所当然地染上了它，但有一点决不能含糊，那就是这一批新迁入的虱子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称为光荣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