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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与心路:从历史见证到长期调查收集史料的动因

——刘晓笛先生访谈录(三)

刘晓笛与关心和帮助他工作的美国友人施乃德(V. Snyder)在工作室的标志前合影(刘晓笛提供)

刘晓笛:中共在信息垄断方面,就是让你找不到证据,你说得再多,他们不回应。所以你如果拿不到他们确凿的那些证据,包括照片、《公告》、《判决书》……他会说你是造谣,很容易被人质疑。这是我开始收集这些东西的一个初衷和前提。当然时间已经很长了,我后来也收集到很多东西。我基本上要讲的话也都是根据他们这些材料来讲。

刘晓笛:调查收集史料,进入公共话语系统,以记忆对抗遗忘、对抗极权暴政

在前面节目中播出了刘晓笛先生访谈录的第一、二两集,今天请听第三集。

刘晓笛先生笔名侠父,他默默从事中国共产主义受难者调查,收集大量原始资料,并从事相关写作。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

谈到这项工作,刘晓笛先生说:“我觉得这个工作对中共的极权政治体制有很大杀伤力。很多东西他是要隐瞒的。那些黑暗的东西、血腥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叫这些东西见阳光,让这些东西进入公共话语系统,应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对解构专制政体……我自己书里也写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是说这个历史记忆怎么样去对抗极权专制,我能做的就是记忆。你做的罪恶我给你记录下来,我觉得有很大价值。

所以我感觉到我现在做的工作不仅仅是一般的历史研究,它和极权暴政在对抗,记忆是自由的永恒代价。

我做这个工作是为了对抗遗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当然这跟我个人的性格也有关系、跟经历这些东西都有关系。”

刘晓笛:我的家庭不是体制受益者,也不是迫害对象。我工作最初动因是亲历故事

主持人:“您经历中有哪些重要的事情触发您想到做这项工作?哪些事情成为促使您能够坚持做这么多年的动因?有您的家庭,或者个人受迫害的经历吗?”

刘晓笛:“我们家庭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连公安局他都想不通,我最后1993年被抓时,跟我谈话的王治国是主要审讯我、管我案子的秘密警察,他说‘我们整天研究你,想不通。’

我父亲是市里的政协委员,高级工程师。家里经济状况,我父亲……一般过去的人五、六十年代挣几十块钱时,我父亲那时已经是两百多块钱、将近三百块钱工资,也负责过很多大型工程。我有一个姐姐、三个哥哥、两个弟弟。我小弟弟28岁就是正教授,家里我哥哥姐姐没有一个跟共产党有矛盾的。

他们(警察)也觉得很奇怪,‘不知道你是怎么搞的?’要按他们的话说‘都在位子上,好像都很正常,就是你。我跟厅长也汇报过……’王治国亲口讲,我对你是有点偏爱,你看你这么多年也碰到很多挫折,但是一直很勤奋,总是想做点事情。我们开会的时候也在讨论。我跟厅长就讲了‘这个人的案子交给我,我来处理。他过去受过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对政府有怨气’。

对我说‘当然了,方励之讲的话,你一听就入耳;雷祯孝讲的话,你一听就入耳;政府讲的话,你听不进去。因为你对政府有怨气嘛’。他说‘这一次我跟厅里边讲了,只要你答应不再干你这些事情,停止你的这些活动,特别是你不能搞有组织的……’他也知道我当时有公司里的一些职员,我给他们发着工资让他们去帮我跑这些事情。

他说‘你只要答应这个,我们一律给你开绿灯。你要工作,我们给你安排工作;你要做生意,我们保证让你发财。’

我说‘我给你只能承诺我不搞暴力活动。针对平民进行恐怖活动,投毒、放火什么,搞颠覆火车……这个可以保证我不会干,其它事情,我不能保证’。我说‘你知道我现在已经40岁了。如果二十年以前你要给我讲这个话,说不定我就接受了。现在我的思想已经定型了,我自己对共产党有很深刻的了解,所以我不能保证。’

他后来笑,他说‘我也相信你这说的也是真话。’

我的家庭虽然不是体制的受益者,但他也不是迫害的对象。我父亲做技术工程,自己也有点发明创造,‘文革’中一直都没有受过什么冲击。所以(我做的事)跟我家庭本身是没有关系,主要是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比较奇怪,有很多事情也都不是我自己能够提前设计到的。”

刘晓笛:“文革”中看见家对面卧龙寺被抄砸、法师僧人先后自杀……

主持人:“那就请您讲讲后来触发您做这项工作的您人生经历中特别的故事。”

刘晓笛:“我拿着初中毕业文凭,实际上我初中只上了一年,第二年‘文革’就开始了。我家对面是个很著名的寺庙,叫卧龙寺,现在那个庙还在。我从小就在那庙里玩大的,里面那个方丈朗照法师跟我非常熟,给我吃过糖果呀什么,因为我经常到他那个禅房里去。

后来‘文革’中间我第一个亲眼看到的自杀,就是他自杀了。

1966年九月份,那天正好是中午我回家吃饭,两点多钟,平常一般十二点左右我就回家了。一进我们那个巷子口,就看见庙门口拥了很多人,而且烟雾腾腾。

我赶紧就往前跑,围着的都是我们那些邻居。我就问,他们说是抄家。当时实际上在庙里面查抄、打砸什么根本不是现在人们理解的‘红卫兵’,就是我们街道……当时还叫‘公社’办事处的干部,领着社办工厂那些工人。因为都在我们附近住,很多人都认识,他们主要是要占这个庙,要办他们的工厂。社办工厂就是过去收那些私人房屋,房子很小,车间都很小。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他们是出于这个目的。

当时他们来的时候是讲‘破四旧’。正在拆门口有个石牌楼,据说是慈禧太后给了两千两银子修的,在前面印的(字)是什么‘皇恩浩荡、万寿无疆’……我小时候总是在那底下作游戏,来回跑。后来他们用那些简陋的起吊机,把整个那些东西全部毁掉了。

又有人讲‘出来了,出来了’。

我不知道什么出来了,我看有几个庙里的和尚……因为其他人我不太熟悉……就把朗照法师拿床板抬着放在三轮车上。我后来看到的资料是说他上吊自杀的,‘自缢死亡’。当时就送到火葬场火葬。靠西边的广场上烟雾腾腾,烧他的东西,那些佛教用品啊,书籍、字画呀,还有很大的木鱼是檀香木的,所以那香气很大……”

刘晓笛:童年记忆中的卧龙寺和朗照法师

主持人:“这件事情对您的触动是在什么地方?”

刘晓笛:“关键是这个人非常熟悉。过去,死亡这些事情都是距离很远,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朗照和尚因为他本身是出家人,对人很和蔼。小时候我在庙里玩以后,我就到他的房子里,吸引我的有两点。一个就是有两张非常大的照片,一张是他在缅甸参加法式时的留影,是合影,他在里面我能看到,照片很大。我感兴趣的是,他是在一个大象旁边站着,因为那时候我还没见过大象,我说‘大象会不会咬人?’跟他闲聊。还有一张也是合影,不知道是在什么集会上,照片上有周恩来在中间站着,他也在其中。这两张照片每次我去都要看半天。里面还有一个铜铸的香炉,造型是麒麟,每一次我去帮他捡点儿很小块的檀香点着后给他放在炉子里,他有时从那个锡罐里抓上几块糖给我……关系处得非常熟。

我甚至跟他有过这样的交流——

我小时候看武侠小说,我总是想闯荡江湖,想作侠客。看书看到那些英雄都骑着马,背着刀,我一直想要匹马。那时候当然是小孩嘛,根本不可能。

我就听大人说‘神仙如果同情你的话,他会给你’。我就专门跑到庙里去,在菩萨的大像前面,在如来的大像前面,我都烧过香,也跪拜过。我说‘你给我一匹马,不能放在房子里边,你就给我绑在门口的那个电线杆上,怎么样?’

结果每一次磕完头、烧完香回去以后,都没有。

我后来还专门问朗照方丈,我说‘我給如來都跪過幾次,怎麼他不給我马?’他後來笑,说‘你要信佛啊,就是要无欲,沒有慾望。到廟裡烧香的人,不是問前程,就是问姻婚姻,就是問仕途,这个都不是真正信佛的’。我當時很失望。

他都願意跟我作這些方面的一些交流。”

刘晓笛:庙里镇殿珍藏贝叶经等被烧,我熟悉的朗照法师和杨太和尚自杀,触动我心

刘晓笛:“因为有这个接触,所以……他死的那种方式很惨烈,为什么他要自杀呢?本来佛教人已经四大皆空,什么都看通了嘛。关键是他庙里边有一些庙藏,就是它的‘镇殿之宝’,一个叫矶(音,字库无原字)砂经,一个叫贝叶经。贝叶,印度当地的一种植物,经文就写在贝叶上。贝叶经在佛教的经典中是非常珍贵的。后来几个懂佛教的人也给我解释过,那是从印度搞回来的,是他这个庙里藏的很多庙里都没有的,‘镇殿’的,非常珍贵的珍藏。

结果后来街道上那些也戴着红袖章,但实际上不是中学生,都是工人,把那些东西拉出去,后来都烧掉了。对方丈刺激非常大。

当然后来不是他一个人。第二天他们那个杨太和尚,河北沧州人,当天晚上是上吊自杀的,第二天在他房间里发现了。杨太当时和我也很熟悉。他在门口每天扫地,开开门、关关门,跟我关系也很熟。这样死了以后,对我当时心里边是有很大的触动。”

刘晓笛:张德夫妻子之死——我困扰多年的一件事

刘晓笛:“后来还有一些,比较多了。我就举个例子讲,都是1966年。有一天我们当时‘红旗战斗队’……跟学校里党支部他们办的那个‘红卫兵’还不是一回事请……我们接到通知,到人民体育场开批斗会,批斗西北局当时的书记刘澜涛。我说的这个事情基本上都是衔接的,都是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左右,后来十月份我就去北京了。

开这个批斗大会我们去的晚了,都是中学生嘛。号称上万人在那儿开会,我们去的晚,一直到晚上十点、十一点,那个会还在开。因为人很多,司令台上灯光很亮,大人们都在前面站着,我们实际上什么也看不见,还是在听广播,批判的、控诉的、喊口号什么的,我们根本就看不到现场。

我们就退出来以后马上要往学校方向,往西走。有个同学就随便说了一句,说‘(我们同学)抗美他们在那边抄家呢,搞了好几天了,不知道抄完没抄完,咱们从这儿走过去看看’,是临时一个提议,后来我们就没拐弯,一直往前走。

一进巷子……那时候因为都(晚)十点多快十一点了,静悄悄的也没有人。我就看到被抄家的那家,姓张叫张德夫,我们那儿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是抄的他家。门口的灯光很亮,院子里灯也亮着,静悄悄没有人。

我就喊‘有人没有?’没有人应门。我后来就上台阶把那个门环拍了一下,马上从里面跑出来……当时年龄可能也就50多岁的一个妇女,后来我知道是张德夫的原配。

我就问她‘我们的人呢?’

她说‘红卫兵小将都走了。’

我说‘什么时候走的?’

她说‘就是吃晚饭的时候。’

我说‘那你怎么还不关门休息啊?这么晚了。’

她说‘我不敢关门。因为他们走的时候说是去吃饭,我怕他们再回来,我关了门以后他们就不高兴,我也不敢关门。’

我说‘那你关门吧,这么晚了,他们不会再来了。我特别讲了一句,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她说‘那谢谢,谢谢!’

我就走下台阶。我们(同学)就在一块儿回学校去。

走的时候,我还能听见身后她关门,门环在晃动,门闩还在滑动。

回到学校以后,马上就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突然有人敲门,进来个同学叫牛新华,很紧张地对我说‘张徳夫的老婆上吊自杀了’。

我当时惊了一下,说‘不可能吧,我昨天晚上还见了呀,什么时候自杀的?’。

他说‘可能就是你走了以后。他儿子早上去取什么东西,叫不开门,趴在窗子看到他母亲已经上吊。他不敢动,就跑到派出所去报案了’。

搞得我当时觉也睡不成了,我心情就很压抑,反来覆去回想那个场面。我一直都想‘哎呀,这个事情是不是跟我有关系?我当时如果不去,或者去了以后没让她关门,没让她睡觉,她会不会就不死了?’

这个事情我困扰了很多年。”

刘晓笛:“文革”中武斗、抢枪经历成为我怀疑中共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路标

刘晓笛先生谈到“文革”中他被关牛棚受审查的经历。

刘晓笛:“我说的是1968年,我就是在牛棚里关着,他们当时要审查我。”

主持人:“为什么事审查您?”

刘晓笛:“真实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陕西省一个秦岭山里面柞水县,我们当时是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正在演出,在那儿后来发生了武斗。我也讲过了,抢过枪,把我们后来包围在武装部里面,枪也一直在打。最后我们没办法,把武器库砸开,里面的枪实际上都没有枪栓,枪栓都上交了,不让我们拿,挨着个在那房子里面搜,后来拿的基本上都是短枪。

八十年代我再到柞水去调查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有很详细的统记,机枪是几挺,冲锋枪是多少,‘五四手枪’是多少,子弹多少发……他们都有记录,我后来在档案馆查到。

我们是抢的枪,对方一看我们也有枪了,相持了很长时间,后来就撤退了。

我从柞水县要回西安的时候,他们‘联指’的总指挥张治德,他来送,一直在拦我们,说‘马上就会有车’。因为当时我太太、还有我太太的妹妹跟着我……”

主持人:“您太太当年和您是同学,是吗?”

刘晓笛:“对,对对。我们一班的,而且我两个人座位连着。”

主持人:“同桌,是吗?”

刘晓笛:“同桌。她妹妹那时候才上小学,我就怕出危险。我哥腿上还中了一枪,不是很重,后来也没有受什么影响。当然还有几个人,我们后来约着‘不行,赶紧要走’。一会儿响枪,一会儿响枪,害怕随时可能受到攻击,我们又没有车。路上他们炸石头,把山已经炸得根本就不通车。我们最后是步行。

从山里边步行了三天两夜,正好是6月1日回来的。为什么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回到西安的当天是‘西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所以我印象很深。”

主持人:“这件事情和您后来写作、调查的关系连接点在什么地方?”

刘晓笛:“连接点就是,当时他们不让我们走的原因是要把把武器全部扣下。因为我们拿了很多枪,后来他那个武装部驻军就把路封锁住,要检查。

我回到西安时间不太长,有一个人姓金,名字我不知道,我们叫他老金,突然跑到我家里,头上流着血,布条缠着,当时神情很慌张,也很狼狈。

我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你们走了以后,武装部调动了柞水县、山阳县,还有镇安县三个县的民兵跟他们对立的那个组织的人’围剿他们,他是躲在山上后来被流弹把头刺破了。

关于武斗抢枪那个事情,从我个人的理解,它应该像路标吧。我后来对于中共主流的意识形态……或者说价值取向,我为什么有怀疑,或者说有反叛,我觉得那个事件,在我身上发生的这个事情,应该说是一个触发点。”

刘晓笛:“文革”中我因偷书被抓进公安专政机关

刘晓笛先生谈他在“文革”中被关进公安专政机关的经历。

刘晓笛:“我从小因为家庭的影响,有阅读习惯,一直是靠自学,靠自己读书。后来再高考什么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是1972年8月26日,因为一个案子被关在公安局看守所里。在这之前,我也被工宣队、军宣队关到牛棚,但是没有正规的关到公安局专政机关里面。1972年时,也是非常偶然的原因,我在饭馆里吃饭,被邻居认出来,打电话报警,后来把我抓起来。

那儿关的人很多,我在一排三室,里边关了26个人。有个叫罗兴国的人,跟我年龄差不多,也都20多岁。他自己自报说,他是劳改队长大的孩子,从小进少管所,牢教过、强劳过。

他自己讲,他是老江湖了,一般关进来的人是干什么的,他基本上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看我就看不透了。

他就说‘你是因为什么犯的案子?怎么关在这儿呢?其他人我都能看得出来,我看不出你到底犯的什么案子。’

我说‘我这个案子比较特殊,我是偷书。’

他当时有点奇怪,不理解。他说‘你是在书店偷书?’

我说‘不是,我在图书馆里。’

他说‘那也不至于吧’,公安局那时候破刑事案子是按价值,他说‘你偷几本书能有多大价值?案子闹得这么大’。

因为他是看到我在外面打指纹,那时收集指纹是很少的,公安局能去让你打指纹的话,一般都是大案子。”

刘晓笛:“文革”中的读书、换书圈子和当时很多跟“红海洋”等很对立的社会驿动

主持人:“您是到什么地方,偷了些什么书?”

刘晓笛:“当时1968、1969年以后……我后来看到一些资料,知道北京也有这种情况,西安的情况我比较了解。以社会青年和‘知青’为主,在西安当时‘革命委员会’成立了,‘红卫兵’都打散了,1968、1969年这段时间,我们西安形成了很多很多‘圈子’。北京也有这个情况。就是很多人经常会聚在一起,中间的联系主要就是书,大家在一起读书,或你把你的书借给我,我把我的书借给你,我知道西安至少有几十个。

我举个例子,有个作家叫王宗元,他写过《惠嫂》,后来拍成电影叫《昆仑山上一棵草》。他也是‘文化大革命’被迫害致死。她女儿家里面藏书很多,她也通过同学跟我们换书。

当然(这样的人)很多了。有个叫刘安,现在人已经去世了,那也是我非常熟悉的朋友。他有一帮人,都是高中生,他们那时候搞什么经济学、哲学呀什么的。

我们那时候主要是文学方面的比较多。像我弟弟接触的那些人主要是画画的,包括石鲁的女儿、儿子,石丹、石果在一起,他们就是传那些画册呀,有些相互之间写的诗词,你传给我,我传给你,写什么文章,基本上是以文会友那种状态,主要是书。

有些人我不认识,但是他们会把他们圈子里的书借给我,你一定要拿你的书去换。包括比如基督教啊,很多在那个地方传教,我都接触过。我不信教,但是我知道他们都在做这些工作,我到他们的现场也去看过。

当时社会上有很多很多驿动,现在人理解‘文革’的时候,有时候觉得‘文革’好像就是‘红海洋’啊,实际上有很多很多跟它那些当时很对立的社会状况。

我讲这个背景的意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看过很多书,都是一夜看完的。晚饭时给你送来,第二天你八点上班,他就一定要来取,所以晚上不能睡觉,一定要看完,第二天给他,你要是中间耽搁时间,下一个人马上就晚了,有很多书都是这样看的。我印象……后来回想那个过程,1968年就开始有这个苗头,后来到‘上山下乡’以后就非常普遍。”

刘晓笛:追踪抄家后堆积的书,发现了被封门的图书馆——从换书到“偷书”的我们

主持人:“后来传书怎么能就被抓了呢?”

刘晓笛:“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跟我经常在一起有七、八个人,其中有个人姓魏,他跟我讲,他们学校……他在当时的20中学,抄家以后有那些金银财宝、家具什么后来都运到其它地方去了。但是学校里有两间教室堆满了书,都是抄家抄来的,没人管。

所以后来我们去,因为书都在地下扔着,堆得小山一样。后来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大的柜子,挡着什么东西,我们就把柜子抬开了,发现有个门,一推就开了。里边是个图书馆,书还都在架子上,很容易看。我就从前面捡了一些,在后面书架上拿了一些。这就开始第一次。”

主持人:“您还记得其中有什么类的,或者什么书名?”

刘晓笛:“各种各样的,古典的有《十三经》、《周易》啊这些,像西方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笑面人》、《巴黎圣母院》呀……当时我们把书装在麻袋里,几个人抬着,各种书都有,我们也要把书借给别人嘛。

像‘黄皮书’,‘白皮书’啊,那些东西不一定是我们拿的,就是圈子里不断在传看。当时动因就是你借书不好借嘛,因为你不借给别人,别人也不借给你。后来我也有一些画册送给我弟弟,他就换的有……到最后都不止是西安了,有些外地画画的人都跑到西安来找他,要看那些……比如俄罗斯的像列宾呀……这些人的画册,当时都很难看得到。”

刘晓笛:追查政治含义书——极端违禁品,有人为《推背图》被抓、被刑讯后自杀

主持人:“您被抓、被关进去后,难友罗兴国知道您是偷书被抓的,还被打了指纹,他是什么反应?”

刘晓笛:“因为打(指纹用)那个油墨嘛,我要在水池边洗手,他看到,说‘怎么还叫你’……监狱里把那(打指纹)叫弹钢琴……‘怎么还弹钢琴’?意思‘有什么大案子?’

我说,‘不是,现在偷书的事情他们是放在其次,因为那个很好落实,图书馆的书都有藏书章,一看就知道你在哪儿偷过。这个现在倒不是主要问题。主要是他把案子基本上肯定了以后,马上换了提审员,提审的计划也不一样,也不到讯问室。’

他就把我叫到一间跟家庭住家户……里边有双人啊,灶具什么,就跟一个住家一样。叫我到那个房间里,然后叫我坐在沙发上,还给我倒点水。有一个专门主审我案子的,拉了个藤椅坐在我面前。

我那时候已经多少有点经验了,我知道他问的那些问题都是比较一下直冲着要害的。他们后来问我,‘怎么图书馆里边那么多的书,为什么你单挑这几本书?’

因为当时我们相互之间换书,他们后来抓的也不是我一个人。有一些书是当时极端的违禁品。因为当时根本什么书也不让看,他们特别注意,包括布哈林写过《被背叛的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还有吉拉斯的《新阶级》……对这些书查得非常紧。

当然那时候我们也看包括《红与黑》……西方的那些名著。

他一直是在追查那些有政治含义的书。特别最后我才清楚,他们是追查一本书,叫《推背图》,就是隋唐时期,李淳风和袁天罡……他们是两个道士,写的那个书。现在我看到把那叫‘预言书’,实际上就是跟过去那些测字呀、算卦嗯,图谶这方面的书(似的)……当时社会上流传,就说这个书可以推算出共产党执政多少年。

就在那个时候,出了林彪事件,社会上各种各样传言,因为这个书……我知道有一个人叫白大关,他是个回民,传过这书。后来被人揭发,结果就把他们当‘反革命集团’,后来在监狱里被刑讯、被打以后,他上吊自杀。”

刘晓笛:狱中的对话与约定

刘晓笛:“我把情况告诉罗兴国以后,他就奇怪‘看书嘛,有几本看就行了,你要那么多书干什么?’

我当时因为不好解释,随口说了一下‘我是因为自己以后要写书,不看很多书怎么能写?’

因为我特别是在上初中以后,看过三、四十年代的一些书,很多人写书实际上都是写自己的生活经历。有些跟当时的政治有关系,有些人就完全写自己个人生活,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有这想法‘以后年纪大了,自己也有生活经历了,我也要写书,把我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上初中时很朦胧的,但是有这个想法。

他问‘你写书写什么东西?’

我说‘就是写我个人的经历吧’。

他说‘会不会写咱们号子里边啥事?’

我说‘也可能吧’。我讲这些话都是随口的。

结果他很认真‘那你能不能以后写的时候把我也写到书里面去?’

我说‘我不了解你啊。’

他后来给我讲过很多他在监狱里边的见闻,包括那些黑幕,很血腥的那些东西。我后来在作调查的时候,通过其它途径,又证实过他讲的那些话,里边有好多都是真实的。

这话题是从这儿引起来的。他问我‘你知道不知道美国有个作家欧·亨利,他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叫《二十年后》?’

这篇写两个美国人年纪很小就在一块儿,关系很好,他们住在纽约,后来要分手了,各自要忙自己的生活去了,有一个要到西部去。他们分手时约好‘二十年以后咱们再回到这地方来相见,看看二十年以后我们都成了什么样’。

二十年后他们两个人真的都去了。相貌已经变了很大,身分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一个是警察,一个是罪犯。而且这个警察是奉命……芝加哥通缉他这个朋友,要让他去抓。他后来已经认出来确实是他,但是他不忍心抓,他后来就去报了警,让另外的警察抓了他。进看守所时递给他一个条子,说‘我已经认出来了,你就是我那个朋友。’

故事情节很简单,短篇小说嘛。

他(罗兴国)后来就对号子里边……就是我们一起关的26个人讲了这话,他说‘二十年太远了,我们定个十年,今年是1972年,刘师傅你进来的时候是8月26日,咱们到十年以后,就是到1982年的8月26日,咱们找个地方,大家聚一下,看看那个时候咱们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说‘如果你只要是自由着,或者你只要是没有死,大家都要去’。

当时,说老实话,都是当开玩笑,没有把这个事情当真。”

刘晓笛:十年后的履约与爽约——触动我在“大墙文学”时代开始曾经计划的写作

刘晓笛:“但是在我心里边回忆起来那些生活时,有时候会想起这个事情。所以到了1982年,真是到了那天8月26日,我们当时约的是报话大楼,四面都能看到的那个大钟表。每天都要报《东方红》,报时嘛。我们在号子里边什么也听不见,根本不知道时间。完全都是听那个大钟表在响,就知道是几点了。基本上西安市里边都能听得到。

我后来就专门到他约的那个大钟表下面去,到那一天我真去。本来那个地方比较偏僻,结果谁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成了一个集邮市场,人很多。我在那里边找了可能有一、两个小时,反正一个人也没找到。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触动了我。十年以后我突然想起来我当时不是跟人讲过,说我以后要写书吗。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我确实是根本没有写。虽然有时候我不写日记,但是我会记些‘大事记’,有时候我把一些外出的票据什么都会粘贴起来,就是以后记的年月日时间啊什么的都有点根据,包括保留一些信件,都有。但是我自己当时是没有写的。

后来我就想‘我现在应该开始了’,当时对我有这么一个触动。

这段历史你也都知道。当时不是有‘伤痕文学’吗?包括丛维熙、张贤亮他们的‘大墙文学’,写监狱的一些情况。在过去都是没有的。当时我看了遇罗锦写的《冬天的童话》,她自己也写过她在监狱、劳教所的情况……我觉得现在他们公开都能写这些东西,写这些东西应该不成问题了。”

刘晓笛:写的过程中发现,我认为了解的亲历事,实际自己根本不了解,须深入调查

刘晓笛:“我列了个提纲,就说是到底写什么。当然我写监狱那段经历,那对我刺激非常大,里边有很多……说老实话对我的人格塑造都起了很大作用。我列了些提纲,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实际上当时就是写‘文革’。因为‘文革’时我才十五、六岁,那时候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记忆,也有了一定的判断能力。不像以前‘大跃进’啊什么那些,片片段段我能记住,但是连贯不起来,有些问题我也搞不清楚。

但是我想要写的这些非正常死亡个案,都是我自己直接或者是间接知道的,当时是一个重点。

但是写的过程中我发现……实际上我认为我自己非常了解的事情、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我真正要写时,发现实际上我根本不了解。我要写这些东西,必须要去作一些调查。

比如朗照法师,我知道他怎么去世,但是他俗名叫什么?哪一年出生的?他在信佛法前、信佛法后他的家庭情况……这些我当时完全不了解。我是想把他个人的状况了解一下。

我也看了上百本别人写的各种自传,包括西方人写的自传。

我的自我期许就是希望我写的这些东西见证性很强,希望我经历过的事情,最好我自己能作些调查,了解得更深一些。”

刘晓笛先生又谈到困扰他多年的“文革”中张德夫妻子之死。

刘晓笛:“到1985、1986年,我和她的两个儿子光荣、光正认识以后,特别她那个大儿子,我也跟他讲这个事情。

他后来说‘晓笛你别背这个包袱,跟你没关系’。他说‘我母亲当时……把她挂着牌子,又是游街啊什么呀,追着她要什么金子、银子,要什么现金……她根本交不出来。那个时候她要死的念头已经有了,你去还是不去,她都会死的。’

但是我心里边老是觉得这个事情跟我有点关系。后来我就问他‘你能不能找一下你母亲的照片,给我两张?’

他说‘没有。家里被抄家你也知道,能烧的东西都烧完了’。

我说‘你母亲叫什么名字?’

他说,他家户口本后来都找不着了。他知道他母亲都没有正式的名字,就是他父亲的姓在前面,他母亲的姓在后面,就叫张陈氏。他根本回想不起来他母亲有什么值得记述,他自己都不知道。

我说的这些故事,大致上就是因为有这些原因,所以我回想要写的时候,对我自己心里边有很大的触动。”

刘晓笛:两件事提醒我——收集原始证据资料,拿到中共文件和各种确凿证据说话

刘晓笛:“开始收集这以后,有两件事情对我是有点提醒。

一件事,当时有一个朋友介绍我去一个县的档案馆。我知道那地方发生过什么事情,但是没有任何材料,看看在档案馆里能不能查到一些。

先看的《地方志》,里边根本看不出来任何问题。他写的1970年‘一打三反’,就是‘1970年3月X日,本县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就是这一句话。

他给我拿出来的,说能看的就是可以公开的那些文件,跟我要调查的事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我从他那个目录里我找到一份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之间,当时他那个县只有六、七万人口,曾经破获过129个‘反革命集团’,有列表,没有内容。

我说‘你帮我把这个目录复印一下’。

他说‘不能复印,不能拍照,不能抄录……我跟你说了半天你还没听明白吗?实际上就是不让看。你要讲的话,都没有根据’。这是对我一个提醒。

后来我看一个报告文学,就是写李宗仁回国的。是全国政协的一个工作人员写的,叫《归来》。里边涉及到共产党中央调查部到美国、到欧洲,包括在卡拉奇把李宗仁……策划一直到送回去,就是写那个过程。

里边写到很多调查部在国外的那些秘密据点,在外面的活动……这个书正式出版以后,调查部的部长、副部长罗青长和王捃非常生气,就把这个记者叫去说‘你怎么乱写?国家机密嘛,你怎么能写出去?’

后来记者就说‘我调查过程中间、在采访过程中确实接触过很多国家机密,我是筛选了再筛选。我现在写到书里边的,全都是国外的那些新闻机构早已都报道过,而且在《参考消息》上都登过,没有报道过的我没有写一点。’

罗青长就指着他说:你还得意呢!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外电报道再详细,只要我们不说,他就永远是‘谣传’,就是‘传言’,他没法证实。你这样一登的话,你现在是代表全国政协的,就等于是把他们在外边的那些猜测全部证实了。

这是他自己后来写的他写这个书的过程。

后来我就想到两点,一点就是他们现在在信息垄断方面,一方面就是一定让你找不到证据,你就是说得再多,他们不回应。所以你如果拿不到他们确凿的那些证据,就是他们出示……比如包括什么照片呀,《公告》呀,《判决书》啊,法院里面当时编辑的那些案例……所以我后来开始收集这些从共产党他们自己那些政府部门,特别是政法部门,就是所谓‘专政机关’的那些文件……如果你拿不到这些东西,他都会说你是造谣,就证实不了,很容易被人质疑。

这是我开始收集这些东西的一个初衷和前提。当然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我后来也收集到很多东西。

我基本上要讲的话也都是根据他们这些材料来讲。”

部分受访者给刘晓笛的复函及惠赐资料(刘晓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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