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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控下坚持诉求 吁大家推动解决“六四”问题

——难属们的处境与心情(二)

陈云飞与吴国锋的父母吴定富和宋秀玲,2010年月。

遇难者吴国锋的父亲吴定富:“现在我们难属的诉求还是当年的三点:真相、问责、赔偿”。吴定富夫妇含辛茹苦把两岁多的孙女养育到考进大学,29年后吴家走出又一代大学生。

八九“六四”29周年,难属的处境与心情专题访谈之二

在上个月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播出了访谈节目“八九‘六四’后第29个清明:难属们的处境与心情”专题的第一部分。就在我淮备第二部分节目时,得知曾经关心帮助过“六四”难属并在“心灵之旅”节目中接受过采访的美国女作家路易斯·惠勒·斯诺于4月3日在瑞士一家医院病逝,享年97岁。随后我在“心灵之旅”节目中回放了18年前记录斯诺夫人与“六四”难属一段共同经历的节目。后来又因其它突发事件和时效性强的报道插进来,有关近期“六四”难属的处境和心情的报道第二集一再顺延。

今年6月4日也就是八九“六四”29周年的日子渐渐临近,今天继续播送对八九“六四”难属的访谈——从清明祭奠到“六四”周年。

每年这个时候,八九“六四”遇难者的家属更加怀念他们在1989年“六四”屠杀中在北京街头遇难的亲人。

回顾29年前八九“六四”历史大事件

听众朋友!我们还是先回顾一下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历史大事件。

1989年4月15日,被迫辞职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继而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的“反腐败、争民主”的请愿游行。请听当时一段北京街头的实况录音。

“言论自由!”

“解除报禁!”

“耀邦不朽!”

(胡耀邦追悼会播放的哀乐)

(当时街头请愿呼声)

“打倒官倒!”

“铲除腐败!”

“除了中华富强,我们一无所求!”

“要民主!”

“要科学!”

“要人权!”

“要法治!”

“要自由!”

“耀邦不朽!”

“言论自由!”

“解除报禁!”

“要求清除腐败!”

“铲除官倒!”

“保障人权!”

从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后在中国各地,游行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

5月20日,中国当局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6月3日夜里,戒严部队动用坦克和机枪在北京街头杀戮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以下一段当时的实况录音剪辑是北京街头的枪声和民众的喊声。

(女)“快,快!近一点儿!快一点儿!”

(男)“板车,板车!”

(枪声,另男)“录下来这暴行!”

(女)“救-护-车!快!救护车!救-护-车!”

(男)“一个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了地上,然后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朝我们开枪!”

(枪声,喊声)

在6月3日夜里、6月4日清晨,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多少人受伤,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和名单。

“‘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群体”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蒋培坤是这个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里,他们17岁的儿子蒋捷连,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

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首先站出来公开了儿子遇难的经过,随后开始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

到目前,丁子霖和几位难属一起,已经寻访到二百零二位“六四”遇难者的家属和七十多位伤残者。他们组成的“‘六四’难属群体”也被称为“‘天安门母亲’群体”。

丁子霖女士的先生蒋培坤于2015年9月27日病逝。

29年来,“六四”难属群体中已经有51位成员离世。

难属张先玲女士忆爱子王楠遇难经过、周边情况和民众的勇敢互相救助

在北京的“六四”难属张先玲女士的儿子王楠,1989年十九岁,是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6月4日凌晨遇难。张先玲女士的先生王范地去年12月8日病逝。

在以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张先玲女士回忆说:“王楠是6月4日凌晨一点左右在南长街南口因为照相被击中了头部,当时并没有死,可是戒严部队不让抬出去救,就这样流血过多死亡了。”

“有一篇网上的文章,林彬(音)写的,这个人估计是住在木樨地附近,他比较有心,写的比较详细。他说,(6月3日晚)10点以前都是拿着盾牌和棍棒的

武警在前面开路。他看到从木樨地那边过来的人开始是朝天鸣枪,大家就喊‘不要杀学生啊’‘不许开枪啊’,军人开始向人群里射击。

他调查得很仔细,总的说是10点左右开始真枪真弹的打起来。”

“曾经救过王楠的一个大夫,当时是医学院的学生,来看我的时候说‘我真体会到什么叫作生死置之度外。我们包扎伤员时,老百姓救围成人墙,给我们挡着,我真是很感动。结果有的人墙的人被枪打中,倒下去死了’这是在当年他说的。”

张先玲:今年清明推迟的祭奠与简介在万安公墓安葬的“六四”遇难者

谈到今年的清明祭奠,张先玲女士说:“每年清明节我们都是单独个人各家纪念。有的人孩子的骨灰在家里,所以就在家里祭奠了。也有一些人年纪大了,去不了就让他另外的孩子去祭奠一下。我每年都是4月3日去祭奠,我不管清明是哪一天,因为4月3日是我那个孩子王楠的生日,又是正在清明前后。我每年都是这样给我的孩子祭奠完以后,然后我就给其他的几位遇难的年轻人送上一朵鲜花。每个坟墓跟前都去看一看,然后他们也跟我一起去看的。”

主持人:“您所知道的在‘万安公墓’这片墓园有多少‘六四’遇难者安葬在这里?”

张先玲:“现在知道的有八位。原来是九位,有一位是骨灰盒安放的时间到期了,因为他家庭比较困难,觉得继续安放下去的话就要付很多的钱。就把他那骨灰取出来埋到他家乡去了。”

主持人:“这是哪一位?”

张先玲:“他的名字叫杨振江,他的父亲叫杨银山,母亲叫田淑玲。”

主持人:“能请您介绍一下现在安葬在万安公墓的另外七位‘六四’遇难者吗?”

张先玲:“杨明湖在南池子那个地方被子弹打穿了膀胱,因为是‘炸子儿’(又叫开花弹、达姆弹,国际禁用)医生说没法作手术,炸得肚子里都烂掉了,7日去世了。

杨燕声也是为了救伤员,中弹死亡。大学生段昌隆、(中学生)郭春珉、袁力(当时已经被美国一所大学录取)被打死。医学院毕业的王卫平是个女孩子,跟她姐姐(或嫂子)出去,也是为了救人,正在包扎伤员时被打死了。有八位。现在可能也还有我们没发现的。”

今年清明节当天晚上,张先玲女士说:“今年因为我生病了,现在还在感冒。3日的时候我就没有去,身体不好。北京的感冒很厉害,我那天实在起不来。我想今年过两天我再去为我的孩子祭奠。”

张先玲:清明节之后两天当局撤了我家门前的监控岗,我8日去祭奠,警察开车“陪”

清明节之后的第四天,也就是4月9日,我再次拨通了张先玲女士的电话,询问监控她的警察们是否已经撤岗。

张先玲:“他们的岗是撤了,时间应该是4月7日晚上差不多八点钟。但是一早呢,因为在之前有一个人来问我什么时候祭奠,我是跟他们说了,我说我有可能8日去,因为天可能好一点,我身体也会好一点。他们8日早晨还是来了一个车子,倒不是警车,就是地方车。然后我们这边的‘片警’开着车,他说‘哎呀,你没有车也不方便,我们陪你去吧’还是比较客气。他们也怕有记者采访,大概是这个意思吧。不过他们进去之后也没有跟在我旁边。因为我的大孩子跟我一道去的,他们只是用车把我们送到以后,就到边上去等着。清明一般他们还是比较客气,但是往常他们站在旁边近的地方,怕记者采访。今年他们就站得比较远。”

张先玲:我先生去年去世,今年我去祭奠,感到有点悲凉,但讨还正义的心不会变

主持人:“您今年是8日祭奠,祭奠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您想说的话,其他难属清明祭奠有没有什么新的信息,有什么您想说的?”

张先玲:“今年难属们大部分都去祭奠了。但情况是老人们几乎都没去。像段昌隆的母亲也没去,清明她都好几年没有去了。

今年就是……我们家王老师去年身体不好没有去,今年他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今年一个人去祭奠也感到有点悲凉吧。但是即便怎么样,我为我的孩子争取正义的心是绝对不会变的。王老师走了,我就觉得我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了。我要代表王老师,我们两个一起来完成这个呼唤正义的事业、为我孩子讨还正义的事业。这桩‘六四’的事情……王老师临走时也跟我讲了,他说‘今后也只好你自己一个人承担了,但是你要保重身体呀!’

所以这次也就是为了保重身体,我3日就没有去。因为那天我病得很重,我想去了以后病情就会更加重。身体还是第一位的,这个抗争还是长期的吧,所以我8日去的。

跟往年一样,只是王老师不在了,我心里的悲痛更加一分。我更要保重身体。”

主持人:“您多多保重!”

吴定富:成都教会的朋友们来新津,与我们一起祭奠吴国锋

接下来我通过越洋电话采访的是居住在四川新津县的“六四”难属吴定富先生。

吴定富先生的儿子吴国锋1989年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在北京的“六四”屠杀中遇难,当时不满21岁。

今年清明期间,我多次拨打吴定富先生的电话打不通。直到北京时间4月9日晚,终于拨通了吴定富先生的电话。

主持人:“今年情况怎么样?是您自己家庭祭奠,还是有一些难属和您一起做的?”

吴定富:“成都的他们教会的来的,每年都是他们来的。是三月十八、九日吧。”

主持人:“是提前?”

吴定富:“对。他们是等到‘两会’刚刚结束,第一天来的。”

主持人:“其实也是清明节前了。”

吴定富:“对,对,是的。”

吴定富:忆儿子吴国锋从全县欢送去北京上学,到1989遇难骨灰还乡,全县两个震动

听众朋友!在以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吴定富先生回忆过他的儿子吴国锋从全县人欢送他到北京上学,到1989年遇难骨灰还乡。

吴定富:“我们这个县解放近40年了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所以这个事情当时在全县来讲很震动。我们也很受世人的关注。我们儿子死了以后,我们也同样受人的关注。这两件事情,对这个县里认识和不认识的所有人都相当震动。我们就生活在这两个震动当中。”

吴定富:我们所见到的吴国锋遗体

主持人:“你们到北京看见吴国锋的遗体,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形?”

吴定富:“尸体被寄放在西单邮电医院里,用塑料布给装起来。塑料布剪开后,头部全是血,脸上也糊满了血,基本上看不出他原来的学生的样子。他是近视眼,眼镜也没有了,只穿一条短裤,一件T恤衫。他考取大学后,我买了只‘西铁城’手表送他。手表还戴在他手上。

然后我们就请人清洗他的尸体,这样我就发现他的伤口了。第一枪,致命的一枪,打在后脑勺上,子弹孔很小,大概只有筷子粗细的洞,估计是手枪打的。另外就是左臂、右臂上,有两处子弹擦伤;右边肋巴上,有一处子弹擦伤;左脚上,有子弹擦伤。另外最可恶的就是,他的肚脐下方大概10公分左右的地方刺了一刺刀。这个刺刀口看着很长,而且发黑,当时我们怀疑这个刺刀是带毒的。

我和他妈妈从北京把他的骨灰带回来,刚刚踏上县城街道,街上所有走路的、住家的都站在门口观望,向我们致哀。”

吴定富:自从吴国锋遇难后,家中的灾祸接二连三,他的爷爷奶奶和弟弟先后过世

吴定富先生说,自从吴国锋遇难后,家中的灾祸接二连三。

吴定富:“接二连三的不断。小的时候他爷爷奶奶亲自带。吴国锋遇难后,爷爷奶奶相当气,爷爷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身体衰弱就死了。他奶奶由于是高血压,一气就中风,中风后痴呆,也就死了。

唯一的经济收入就靠我小儿子。小儿子因为找不到工作,你这种家庭子弟,谁要你工作呢?没得办法工作,自谋出路,开出租车挣钱,供养我们全家人。小儿子开得时间长,挺劳累,2001年就得了尿毒症,发现时已经是晚期了,需要换肾。我们有没有这天文数字的钱,吃饭都比较困难,哪里拿这笔钱给他换肾呢?就这样子,亲戚朋友所有地方借贷,国外的朋友们、亲人们支援一些,他这个尿毒症就拖了不到两年,借了大概七、八万块钱,2002年去世的,留下一个小女儿。

当时小女儿只有两岁半。两年的样子,小儿子的爱人就另外组织自己的家庭去了,我们也非常支持。这小女儿就丢给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两个人带着。我两个(过世的)儿子上面还有个姐姐,姐姐自己有家庭,两个女儿读书,经济收入也很困难,没有多的照顾我们。”

吴定富夫妇含辛茹苦把两岁多的孙女养育到考进大学——吴家走出又一代大学生

八九“六四”后第29个清明节,我请吴定富先生讲讲今年祭奠的情况。

吴定富:“成都的教会的来的,每年都是他们来。现在控制得比较紧,他们‘两会’期间都是被请去喝了茶,或者是被监视了的,他们说‘反正我们每年都要去’。”

主持人:“您和老伴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

吴定富:“现在老伴身体……在成都华西医院医了三年,现在基本上还比较稳定,身体稍好一些了。”

主持人:“孙女后来考试的情况怎样?”

吴定富:“孙女考取大学了,考到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主持人:“太好了!您的两个儿子先后过世,你们二位老人家又把孙女从两岁半抚养到现在考上大学,可想而知是多么的艰难、多么不容易!您和老伴照顾她、栽培她,孩子也是很努力(吴定富:对,对。)祝贺您!”

吴定富:“谢谢!谢谢!”

吴定富:虽然朋友们前来祭奠有可能被坐牢,今年的祭奠仪式还是很隆重

主持人:“您能不能讲讲今年祭奠的情况?那些人的名字是提还是不提,您看怎么掌握?”

吴定富:“至于他们现在的情况……我觉得不提为好。现在国内对他们控制得比较紧,对他们都是监视状态。上次他们过年前来看过我一次,都谈了这个问题。他们说也可能要把他们抓去坐牢。我的朋友,他们有牧师、来了十来个人吧。来了电话直接通知我下去,我在街上等他们。直接我们就去了墓地。到了墓地过后,献了鲜花,用基督教的形式进行了祷告,唱圣经歌。唱完以后,大家坐下来摆谈了一会,仪式进行的还是很隆重的。时间虽然只有一个小时,但是总的气氛还是比较隆重的。”

吴定富:现在我们难属的诉求还是当年的三点:真相、问责、赔偿

主持人:“明年就是三十年了。当局对于难属们提出的要求所作出的反应、目前这种情况和走向,您是什么样的感受,是怎么想?”

吴定富:“现在这个形势走向好像还是像过去一样,一直对我们是不理的。但是我住在四川,对我这个七十多岁年龄的人来讲,还没有觉得对我怎么监视,因为我是一个普通的人。老伴有病,去年我是为了照顾老伴和小孙女读书,基本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所以他们对我们好像是放松。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待我的。

去年小孙女考取大学以后,现在我的主要精力就放在老伴身上。他们也对我从来不理不问。虽然过去29年了,我看这个形势,从目前领导人来看,对国内是维稳,控制得很紧,所以希望也不是很大。”

主持人:“29年过去,人的年龄也都增长了将近30岁。在这种情况下,难属们当年的心情、现在的心情;当年的要求、现在的要求……您看在这方面,你还有没有要说的?”

吴定富:“我们当年的要求,三点是主要的。现在我们的要求还是这三点。第一个,要给我们公布死难人数;第二个,要追究当时的作恶者,还要对我们进行善后处理、赔偿,就这三条。但一直对这个问题,他们没答复的。”

吴定富:简介2015年从成都前来祭奠吴国锋的陈云飞被捕被判刑经过

三年前的2015年清明时节,吴定富先生和亲友们一起祭奠吴国锋之后,参与祭奠的从成都来的陈云飞先生被抓捕。两年后的2017年,陈云飞先生被成都市武侯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现在仍在狱中服刑。

吴定富先生回忆陈云飞被抓捕的情况。

吴定富:“2015年3月25日陈云飞和他的朋友来新津祭奠我的儿子。大概有三十多个人吧。祭奠完了以后,我们简单吃了一下便饭,然后我们就准备回家。当时有六个汽车,我坐第一个。我刚刚和他们出了墓地以后,走了大概不到50米,在一条路上,在离西藏军区干休所前面大概10米远的地方,就看到建筑两边站满了武装特警。随后有人指挥把我们的车拦下,将我们的车指挥押进到西藏军区干休所里面去。然后就把我们扣留下了。

随后,后面的车子全部押进去了。把我们一个一个从车上……两个特警押一个,把我们抓了下来。

押进他们开来的武警的特种车子,押送到新津的看守所。然后就问我们‘谁是陈云飞?’当时陈云飞是被两个特警完全是被绑蹲在地上。陈云飞对我讲‘吴老师,别怕’,我说‘我知道’。

大概过了有半个小时的样子,看守所的警察就来,一个一个的问我们‘谁是陈云飞?’我说‘你们不是抓了陈云飞了吗?还问我们谁是陈云飞。陈云飞就在我们这里面,你怎么样?’他说‘我们今天找的就是他’。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子。”

吴定富:我所了解的陈云飞和他的近况

主持人:“您了解陈云飞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吴定富:“陈云飞是来扫扫墓被抓的。陈云飞是一个……经常哪个地方有不合理的事情,他一般就出现在那个地方,帮助维权。特别是我们吧,他从2004年开始,每年都来看望我们,一直都来上门安慰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从内心都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儿子了。所以他被抓,我们是非常的痛心。还有他的朋友们也经常过来安慰我们。”

陈云飞被囚禁到现在已经三年多了,吴定富先生说:“陈云飞前两年被关在四川省邛崃县的南宝山劳改农场。后来因为去年他在监狱里经常维权,去年就把他转移了,转到四川省眉山地区的彭山县监狱去了。”

主持人:“现在他的家人能不能正常探视?目前有关他的消息还有没有什么您所了解的新的情况信息?”

吴定富:“他那个彭山监狱基本上去不了,他有兄弟,他们都见不着人(陈云飞本人)。”

尤维洁:年长的与年幼的——聊一聊与看一看

在北京的难属尤维洁女士是“六四”难属群体服务团队成员,她也是难属群体的发言人。尤维洁的丈夫杨明湖在八九“六四”屠杀中遇难,当时42岁,是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部法律处职员。

今年清明节期间尤维洁女士告诉我:“因为我们清明的时候都是各自做各自的,至于我是因为我家里有个小小孩儿,我儿子说带他去看一看,过了清明。正好清明那几天北京在下雪,天气不好。”

主持人:“因为上次(采访)您跟我讲准备去看一下丁(子霖)老师,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新消息,丁老师那边您去过了没有?”

尤维洁:“去了,我是周一去的丁老师家,看了看他老人家。丁老师现在情况基本还算比较稳定,年纪大了,心脏啊各方面都是这种老年病。我们去看她,大家在一起聊了聊,她的情况基本还可以。”

尤维洁:1989年被单位派到天安门广场维持秩序的“六四”遇难者包修东和他的家人

尤维洁:“今天我跟另外一个难属吴丽虹我们两人到我上次跟你说的王双兰的家里去看望一下(王双兰是今年春节以后过世的难属),她的家人说,今天正好是她的‘三七’,家里也要给她举行……中国的习俗嘛,亲人们会在一起聚一聚。所以我们来看也是挺巧的,正好赶上她的‘三七’。

她今年89岁,3月21日去世的。在3月8日,我跟吴丽虹到医院去看她。她的老伴已经在很多年前去世。她大儿子叫包修东。听他家里人讲,当年包修东在家里事无巨细在极力承担,以前他的兄弟姐妹主要是靠他为家里做很多事情。

包修东好像是一个街道工厂的厂长,也是对父母非常孝的一个孩子。我今天才知道……他们家人在聊,说当年1989年‘六四’惨案时,有一部分人是被单位派到天安门广场想维持秩序去。他是属于被单位派去的。但是,就在回来的路上出事了。家人告诉我,是在北京饭店旁边,应该是在南河沿那边吧,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方位……是送到协和医院。他的家人看到,协和医院的太平间里躺了好多的人。他好像是被放在冰柜里。

因为他是被单位派去维持秩序,单位的人都知道他的情况。他父亲看到儿子是这么样子死去,心理上过不去,身体一下子……血压高,血糖也高了,好多病就引发出来。所以几年后他就先走了。他的妈妈王双兰还是挺坚强的一位老妈妈。

在这个‘三七’我们去,看家里有灵堂,放了很多水果、点心。我们两个人代表我们所有难属的心意给她献了一束花。在中国有过‘三七’有过‘五七’的。”

主持人:“他们家庭这样的话,还有没有人在难属群体里能够继续参加做一些工作?”

尤维洁:“因为包修东的妻子也是在我们这个群体里签名了,也会继续做下去吧。”

尤维洁:该说的话全说了,政府冷漠封锁消息,希望大家共同推动解决“六四”问题

主持人:“今年6月4日就是29周年了,您看还有些什么特别要说的话?”

尤维洁:“其实我们历年来也都说得很清楚了,当然希望国家能够尽快的就‘六四’惨案给自己的国民有个交代,对我们有个交代。你说这么一件惨案,在中国国内不能够去提,到现在还没有排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去谈这个‘六四’惨案对中国人民的影响。其实这个影响绝对是很深远的。

你想想看,一个这么大的血案到现在没有一公开的说法,或者应该从法律上、程序上来就这个惨案对中国老百姓有一个说法,或者一个道歉……什么都没有。我们这些难属们确实是年纪越来越大。”

八九‘六四’29周年日渐渐临近,5月23日,我再次与尤维洁女士通话。

她说:“我觉得,我们该说的话全说了。但是政府那么冷漠,的确是让我感觉到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我们在国内真的是消息封锁的太厉害了!这个‘六四’惨案在国内根本到现在是不允许任何消息发出去。偶尔能看到以后,可能很快也就删掉了。所以我觉得从目前来讲,真的还是希望大家……所有的人来共同推动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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