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那个难忘的夏天，北京城杀气腾腾，中了“阳谋”暗算的知识分子纷纷堕入“右派”的泥坑。当时我在西郊一所外语学院任教，经过半年多批斗劳动后，受到“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一等一级处分。次年四月十七日下午二时，上级机关的一辆军用吉普车把我押解到半步桥，关进北京市监狱内新开业的劳动教养所，从此开始了二十余年的贱民生涯。
离家前夕，怀孕已七个多月，她一边为我收拾行装，一边说：“换洗衣服，盥洗用具，放在你这个旧洗衣袋里。不知道你会有空看书吗？”
“劳动改造嘛，有空时间也不会多的，”我说。“把那天新买的《杜甫诗选》，还有那本原文的《哈姆雷特》扔进去吧，有空时翻翻吧。”
于是，冯至编选的一本杜诗就伴随我踏上了“路漫漫兮的流放征途”。四月十七日下午三时许，我就被关进劳教所二楼一间牢房，一蹲就是一个多月。二十多个青壮年男人挤在一起，天天“交代罪行”，“认罪守法”，一日两餐啃有霉味的窝窝头，日日夜夜闻屋角里尿桶散发的臊味。间或晚饭后有一点空闲，我就从枕头下面拿出《杜甫诗选》来看看，我的心成了“天地一沙鸥”，飞出铁窗到诗圣的自由天地中去遨游。六月五日晚饭后，我正在看杜诗，忽然接到妻子从海淀医院寄来的明信片，恭喜我于三日清晨得了一个美丽的女儿，并要我给她取个名字。恰巧我刚刚读过杜甫赞孔明的诗句：“万古云霄一羽毛”，我这个做父亲的身系罗网连女儿出世也不得一见，只得托诗圣的福给她取名“一毛”，从人间地狱祝愿她有朝一日翱翔云霄！
六天以后，奉旨离京，八百名劳教分子浩浩荡荡搭乘“专列”，由大批武装警卫押送离京，车行数日，无所事事，幸有杜诗可读，沿途隔着车窗远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万般无奈，信笔在诗集末页空白处留下了四居感言：“相识遍天下，知心无一人。唯有诗千首，天涯慰寂寥。”风雪荒原，三年劳改，这本杜诗成了我的知心难友。老杜久经丧乱，对生离死别感慨最深：“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我幼年丧母，后来一兄一姐相继夭折，抗战期间父亲又为日军所害，还不上二十岁我就饱经了死别之痛。一九三七年冬，日军逼近扬州，我高中还没毕业，就含泪告别家人，流浪他乡。谁会料到呢，当年我虽没当上亡国奴，二十年后，日军早已战败，中国大陆也已“解放”，我倒反而在自己的国土上成为阶下囚，万里迢迢，妻离子散，竟又体验到“生别常恻恻”！但一想到生不逢辰如我者何止万千，何况妻子年纪轻轻守着小儿女，度日如年，我岂能顾影自怜。安史之乱中，杜甫被掳至长安，身为阶下囚，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苦难，而是流落他乡的妻子：“今夜郛州月，闺中知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请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乾。”千载之下，同病相怜，我竟在兴凯湖边为老杜一哭。
对遭逢不幸的友人，杜甫也是一往情深，生死不渝。李白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流放夜郎，杜甫当时流寓秦州，不但不懂得“划清界限”，反而魂牵梦绕，写一首又一首诗为“斯人独憔悴”鸣冤叫屈，反观今世，一年前，“反右”一声令下，文艺界“冠盖满京华”，（这本杜诗的编者也在其中），人人上阵，口诛笔伐“右派”诗人、作家，哪里会有“乾坤一腐儒”说这样的怪话：“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的至情与正气可歌可泣，李白是有福了，社会主义劳改营中的囚徒也托福了。他生在“万方多难”的时代，终生颠沛流离，偏偏还要“穷年忧黎元”，荷负天下众生的苦难，把数十年家国之痛化为彪炳日月的诗篇。晚年漂泊湘、鄂一带，“老病有孤舟”，途中以腐肉充饥，竟死于病毒性痢疾。一个不识时务的书生如我者，有幸来到北大荒广阔天地，有万千难友为伍，有杜诗一卷可读，夫复何求！深夜扪心，我感到愧对千古一诗圣。
三年之后，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语），神州大地上饿殍万里，劳改营里更是“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史声啾啾”。我在清河劳改农场被饿得奄奄一息，终于感谢“革命人道主义”的宽大政策，奉准“保外就医”，到妻子所在的安徽大学落脚。囚首垢面，回到妻孥身边，此情此景仿佛早已写在那本和我相依为命的杜诗里了。“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只不过，居委会耳目众多，自然不会有“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欷嘘”。我离家时，丁儿还不到三岁，眼下已快六岁了。孩子虽然又黄又瘦，记性倒不错，教给他几首杜诗，他背得滚瓜烂熟，劫后余生，这也可算作天伦之乐了。一年后，被安大雇用为临时工，总算有饭吃了。“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岂料红色恐怖临头，这也成了罪名：宣扬“四旧”，腐蚀下一代，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
一九六九年五月，我还关在“牛棚”，妻子作为“牛鬼”家属，被赶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时，狠批“封、资、修”，横扫“四旧”，已经搞了三年，不少“紧跟形势”的大学教师们纷纷把存身书当废纸卖掉，六分钱一斤。妻子“不识时务”，把我的两、三百本旧书统统装进旧纸板箱，连人带书同乘一辆卡车下放和县高庄。又过了一年，我被放出“牛棚”，爬上卡车，也到高庄和妻孥团圆。我的境况和杜甫从凤翔回到羌村与家人重聚时差不多：“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这时我又成了无业游民，虽然没有生活出路，倒是有时间看书了。一个大晴天，妻子和我把几箱旧书抬到门前空地上，一箱箱打开。由于潮湿，许多书都发霉了。还有耗子在一个箱子里做了窝，并且咬坏了一些书，其中被咬得最惨的要数那本《杜甫诗选》。我捧在手里，仿佛见到了一个被“革命小将”横扫得遍体鳞伤的敌人。为了不让妻子难过，我故作镇静地说：“可怜的小耗子！牠们准是比我在六零年冬天还饿呢。”
我们一家五口住的是生产队用公款盖的一间茅草棚，党员队长偷工减料，不到一年就漏雨了。第二年夏天，我为疟疾所苦，发高烧，说胡话，妻子冒雨赶到两里外的公社卫生院去请医生。这时风雨交加，屋顶上的草被刮走了不少，屋里到处漏雨，唯一干处是屋角里女儿的小床，我躲在上面呻吟。鲁医生一进门，先忙着给我吊盐水退烧，随即去帮妻子掏水。鲁医生还不到三十岁，没上过几年学，好读书，有空常来和我聊天儿，和我一起读那本杜诗，全然不理会上级要他“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的警告。雨停之后，我的体温下降，鲁医生来到我床前，笑着说：“巫老师，‘床床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你和杜甫风雨同舟了。”
我指着床头一本新书说：“北京的一个诗人朋友刚寄来的，那位翰林院院长的新著、《李白与杜甫》。他贬杜褒李，投当今之所好，并不奇怪。这位身居京城豪华官邸、养尊处优的大人物，竟然以‘卷我屋上三重毛’为论据，一口咬定杜甫是残酷剥削农民的地主分子，也未免太离谱啦。”
鲁医生说：“恕我直言，巫老师，你真是书生气十足，要不你今天就不会病卧这间破茅棚，小雨小漏，大雨大漏。人家郭老识时务者为俊杰嘛。”
我说：“人各有志嘛。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他想的不是自己如何钻营奔走，去搞一套豪华邸宅，而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皆欢颜。’虽然是书生的乌托邦梦想，仍不失为仁者之心，包容天下的胸怀。杜甫真不愧为千古一诗圣，知识分子的万世师表！”
文革后期，我们全家回城，我和妻子到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工作。六年之后又“落实政策”，重返北京。一九八零年二月二十九日，我和妻子带着小儿子起程北上。一毛已在师大就读，不能同行。分手前，她要我留本书作个纪念。我想了一下，没有比那本《杜甫诗选》更合适的了。它既是一毛名字的出处，也是我们一家人劫后余生最好的见证。书的末页已有我二十二年前流徙途中留下的小诗，现在又添上一段文字，大意说当年如何“以言祸获罪，流放北大荒，囚车孤独，但读杜诗而已”等等。来年厦，一毛赴美求学，行囊中带着这本杜诗，上面有我赠书时的祝福：“他日鸾凤高翔，有厚望焉。”
九零年夏，我来美讲学，先到一毛家小住，那本杜诗赫然在目。久别重逢，“旧书重读似春潮”。一毛见我和它难舍难分就说：“爸爸，你带在身边翻翻吧，别搞丢了就行，这是咱家的传家宝啊。”从此，当年的患难之交成了我形影不离的旅伴，每到以处，旧雨新交往往会问起我流放的往事，我也常常请他们一睹那本杜诗劫后余生的风采，引起了声声感喟。
九四年夏，我结束了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访问，道经东京返美，在荷兰王国驻日本大使杨乐兰夫妇家作客。他们俩都是汉学家，对中国人民和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在谈话中，他们特别提到杜甫“国破山河在”那首名著，于是我从手提箱里取出那本《杜甫诗选》展示，并回顾了它的来龙去脉。杨乐兰风趣地说：“小耗子口下留情，要不你就没这个传家宝啦。”七月三日，他们送我登机返美。十小时之后，安抵圣荷西国际机场，我兴冲冲地提着手提箱奔向在迎候我的妻子和一毛，顺手把小箱子往手推车上一放，三人站在行李运输带前等候大件行李。一转眼间，一毛惊呼：“手提箱不见啦！”
劫后余生，对身外之物早已感到无所谓了。这次丢了那本鼠口余生的杜诗，多少天我都心神不安，夜夜辗转反侧，仿佛遗弃了一个久经丧乱的亲人。杨乐兰夫妇接到我的“报丧”信后，，安慰我说：“我们可否认为命运已划下一条分界线？过去到此为止—新生活从今开始？”
从加州回到一村儿在华府郊区的家中，过了几天后硬着头皮把这件事说出。一村也熟读过这本杜诗，他沉吟了半晌后说：“怪不得你回来后闷闷不乐呢。丢了书还要生闷气，那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有两句杜诗我非常喜欢：‘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你老人家‘七十余年如一梦’，平生萧瑟也绝不下于庾信，如今四海为家，夕阳红于二月花，何不来一个‘敢有歌声动地哀’，才真正不辜负老杜三十六年的患难之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