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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会吧,江城!

白鹤梁水下题刻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美国记者、学者前往中国大陆访问者络绎不绝。其中不少人回国以后,将见闻观感写成回忆录出版,为数可观。这些游历者往往根据自己在北京等政治、文化中心驻访的经历作出对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宏观的观察。何伟(Peter Hessler)的新著《江城》(River Town)却是一本别具一格的新中国回忆录。

何伟不是老练的“中国通”,也不是哪家美国大报社派驻北京的资深记者,而是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一九九六年派遣前往四川服务的队员。当时他二十七岁,和他同行的梅志远(Adam Meier)才二十二岁。他们的身份是“美中友好志愿者”(因为大陆官方忌讳“和平队”的名称)。他们提供的无偿服务是在长江上的涪陵师范学院教授英语课程,为期两年。

涪陵师院是一所三年制的师专,学生不到一千人,来自本地区各乡镇,半业后绝大多数回家乡当中小学教师。何伟主要给三年级两个班教授英美文学。他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专修英美文学,毕业后又到英国牛津大学深造两年,身价不菲。如今既无专家、教授的头衔,也无优厚的待遇。他住在学院的教职员宿舍,每月由和平队发给生活费人民币一千元,还不如他的中国同事的收入。但是,面对每班四十名在农村长大、英文程度有限的男女小青年,他丝毫不感到大材小用,“对牛弹琴”。

学生热爱英美文学,学习热情高涨,给予他极大的鼓舞。在一年的课程中,他从英国文学的经典著作一直教到现代美国小说和诗歌。远离那些在西方高等学府里流行的“解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之类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干扰,这些四川乡下的娃娃们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欣赏英美文学作品,读完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他们又分小组在教室里演出不同的场景,有声有色。学生们演出的“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给何伟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

表演完全改变了他们——在课堂上他们会羞涩得难堪,戴剧却改变了那一切。

每个手势都是夸张的,每个感情都是过火的。我本来已经习惯于他们的羞涩,眼前看着他们在教室这空荡荡的舞台上大喊大叫,真是奇怪。很可能,在一个个人感情受压抑的社会,这纯粹是一种宣泄。尽管如此,观看他们演出确是一种奇特的经验:他们只是似曾相识,像这出戏一样,而这些学生和《哈姆雷特》在我眼中便都成了新知。

秋去冬来,“学生们开始穿棉衣,戴围巾和手套:他们的手指生冻疮,耳朵冻得通红。我们读斯威夫特、华兹华斯、拜伦。我们大声朗读,那些诗行一板一眼地回响着——一口口吐出的气抑揭顿挫地升向顶板。外面,没有韵律的风从长江上猛刮过来。在课桌下面,学生们在寒冷中跺脚。”

通过教学,何伟深感这些纯朴的农村青年真心喜爱他们读的作品,这和西方那些肢解文学作品为各自的文学理论垫背的泰斗们大不一样。他说:“我很难想象一份更好的工作。我的学生们都聪明好学,尊敬老师。”他认识到:“从今以后,我一定会从他们的角度看待文学。有时候,我暗自好笑,心想:我们在这里都是避难者。他们逃避了他们那些‘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课,我也逃避了‘解构主义’。我们很快乐,一起读诗,外面大江上整个涪陵忙忙碌碌。”

涪陵是一座二十万人口的小城,以生产榨菜闻名。大街上吵闹、拥挤、肮脏,汽车不停地按喇叭,奥普林斯顿和牛津有天壤之别。但是,来自美国的何伟逐渐习惯了,把道座江上的山城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初到涪陵,一上街就有人围观,指手画脚,唧唧喳喳,因为他是五十年来第一次出现的美国人。何伟当然感到很不自在,但是并没有被吓倒。他认真学习汉语和本地方言,逐渐可以和当地的老百姓交谈。他自称“洋鬼子”,开玩笑,交朋友,身心投入老百姓的生活。他参加全市的长跑比赛,获得冠军。走在大街上,大人孩子都亲热地大声招呼“哈罗,何伟!”偶然碰上个别的好事之徒找“洋鬼子”麻烦,总会有人挺身而出为他解围。

何伟走遍了山城的大街小巷,爬那些小巷建在山坡上的石阶,熟悉石阶两旁五颜六色的店铺和摊贩。本地人司空见惯的、遍布全城的“棒棒军”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这个辛苦的城市,没有比这些搬运工人干的更辛苦的工作:

他们经常挑着上百斤重的担子爬着石阶上山,辛苦一趟才挣一、两块钱。他们身材短粗,他们的身体是由这座多山的城和他们工作的性质定形的。热天,他们汗流浃背;冬天,他们的身子热气腾腾。卷起的裤脚管下面,他们的小腿肚子鼓起,仿佛有棒球绑在他们腿后面。

何伟接触了涪陵的“三教九流”,从天主堂八十高龄的神甫到跟他纠缠不清的发廊“小姐”。他是学院对门小面铺“学生之家”的常客,和学生们一起边吃“抄手”边谈心。黄老板包抄手的每一个动作让他看得入神。何伟和黄家三代人交上了朋友,春节还应邀到黄家吃年夜饭,主人的慷慨好客使他深为感动。一家建筑公司老板托“改革开放”的福发财致富,清明节带领全家族三代十五人到长江对岸的白山坪去为父母上坟,点蜡烛,烧冥钞,何伟也兴致勃勃地陪同前往,体验旧传统和新时代的结合。尽管学院领导阻拦师生和他课外交往,有些师生和市民逐渐向他吐露心声,讲述各自在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坎坷家史,从而为他本人两年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宏观背景。

何伟爱上涪陵的山山水水。从白山坪的一个顶峰,他可以饱览他所喜爱的江城景色:

在他们脚下展开着山坪有层次的景色:梯田上比率的小麦,排列得整整齐齐;一片片油菜,黄色的花蕾如火如荼;花色柔美的泡桐树,高耸于灰顶的房屋之上;宏伟的长江在日光下银光粼粼;对岸,依稀如画的宝塔在远方闪烁,白净细长。一阵微风吹拂近处一行行幼嫩的小麦。

何伟游览了白鹤梁。这是涪陵港口一条不到八十米长的沙岩,一年最多在秋、冬季才露出水面五个月,展示它绝无仅有的宝藏。一千二百多年前,唐朝巧妙的工匠在沙岩的水线刻下了两条两尺长的大鲤鱼,从此成为长江水位的标识,历朝历代又在岩面上镌刻了二十二幅画和三十万字的诗文,记载了千百年来因水位涨落引发的国泰民安或天灾人祸。可是,眼看三峡工程搞得热火朝天,何伟知道几年之内,他所熟悉的涪陵的一部分将被淹没,白鹤梁历史悠久的国宝也将葬身江底,感到十分痛心。

何伟依依不合地告别了江城。这个有心的“洋鬼子”,以“旁观者清”的慧眼,观察第二故乡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以平实、细腻的笔触,勾画出一幅幅《清明上河图》,抒写出一个急剧变化的新时代的《马可波罗游记》,为未来世代的有心人留下一份独特的历史见证。

2001年秋于维州猎人森林客寓

选自巫宁坤著《孤琴》,允晨文化出版,2008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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