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大家的心，可是比大家聪明，
带着清晨来，随黑夜而受苦，
你最会说出自由的欢欣。
-《旗》
五月下旬，袁可嘉兄从北京来剑桥访问，异国相逢，一见面自然就问他从故乡带来了什么“故乡事”。不料他劈口就说：“明年是良铮去世十周年，北京的朋友们准备出个纪念文集，你也写一篇，十月集稿。”十年了？我不禁一惊。可不是吗？一转眼就十年了。
那是一九七七年春节前夕，当时我还困在芜湖，下午照例到系办公室去取邮件。有一封是从熟悉的“东村七十号”寄来的，可是笔迹却不是良铮的，我不禁一惊。急忙拆开一看，谁料到会是良铮的小儿子报丧的信。事情太突然了，我感到眼前发黑。急急忙忙回到家里，把信递给怡楷，刚要开口已忍不住哭了出来。怡楷大吃一惊，问我怎么回事。我示意让她看信，她边看边哭。一转眼就整整十年了。
我和良铮相识是比较晚的，怡楷则更晚一些。我们不敢妄称良铮的“知己”。他的诗我们读过的有限，毫无研究，更不敢附庸风雅。可是我们共过患难，前后时间不短，这却是难忘的经历。
早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在冬青文艺社的活动中和良铮有过一面之缘，大概是一九四零年的事。真正相识则是十年之后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同学，当时我们都在英文系读学位。良铮对学院式的研究并不重视，却花了很多时间搞俄语和俄国文学。一九五零年，他和与良结婚以后，在大学附近赁了一套房子，多一间卧室，约我去住，这样我们在一起生活达一年之久。穷学生在一起，虽然生活清苦一些，但茶余饭后，谈诗论文，兼及天下大事，自有一番情趣。
次年，我应燕京大学电聘，兼程回国，满以为从此可以为人民作一点事。一九五三年，良铮和与良也怀着同样的心情回国了。当时我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校方因师资颇缺，怂恿我约他们二位来任教，我私心也希望有老朋友来作伴，于是他们俩就慨然应聘了。
一九五四年，良铮和与良搬进东村七十号新居之后，和我们住处相距咫尺，过从自然就多了。良铮十分勤奋，除教学外，还孜孜不倦地翻译俄文和英文作品，因此暇日也无多。良铮爱喝一杯，但从不过量，有时他特地骑车到官银号一家老店去买一些酱牛肉之类的酒菜，捎来我家小饮。三杯两盏下肚，海阔天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良铮秉性耿直，遇事往往仗义执言，自然触犯了某些人。及至“肃反运动”的风一刮起来，我们二人都“顺理成章”地当上了“肃反对象”，开始尝到了“言祸”的滋味，我们之间的咫尺竟然也成了天涯。折腾了半年多之后，总算暂时风平浪静。我又被调回北京，良铮却被留下了，从此度过了二十多个抑郁寡欢的年头。若是当年没有我的一点私心作祟，良铮回国后二、三十年的生活和事业会不会另有一番天地呢？我往往为此感到黯然。
一九五七年，北京的早春天气刮来了“和风细雨”，于无声处响起了“鸣放”之声。五月，良铮来京，到西苑来看望我们。晚饭后，我约了一位同事、良铮多年前熟识的一位诗人，在我的陋室内闲聊了一个晚上。良铮听说我已在会上“鸣放”过，很不以为然。后来果真气候骤变，“和风细雨”变成了“狂风暴雨”，没料到那一晚的闲聊，经那位诗人同事检举揭发加工，也成了我的罪行。更没料到，那竟是我和良铮的最后一面。良铮总算逃过了“言祸”，幸免于“右派”的棘冠。可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是，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凭空扣在了一位万里来归的爱国诗人的头上！
一九五八年，我被流放到北大荒之后，怡楷也受株连被分配到安徽去“支内”。她每回天津去探亲必去东村七十号看望良铮，他每次都要详细探问我在劳改农场的情况。一九六一年夏，我因患严重浮肿，奄奄一息，获准“保外就医”。从农场去合肥，路过天津，身为“贱民”，也只好过其门而不入，错过了最后一面的机会。一九六二年夏，我在安徽当上了“临时工”，一贫如洗的生活开始有了一点转机。没料到，时隔不久，有一个月工资失窃，给全家老小的生活造成了困难。我一筹莫展，只好发了个电报给良铮告急。他立即汇来数倍于我失窃的钱数，因为他知道我的老母亲身患重病，而怡楷不久又要生产。“文化大革命”一来，我连“临时工”也当不成了，全家大小被遣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上了“不给出路的政策”的典型。良铮不知怎么知道了我一家无以为生的苦况，又汇来一笔钱，帮我们度过了难关。
一九七六年秋，“四人帮”覆没以后，良铮十分振奋，信也多了。次年春节前不久，他来信说因腿伤要重新入院手术，等体力恢复以后一定要来安徽和我们同游黄山。他说是个小手术，没有什么可虑的，可又说起“大丈夫视死如归……”，岂料竟成谶语！
良铮死后，正值文艺界开始复苏，出版社着手出版良铮生前翻译的《唐璜》等名著，可是那些多年来加害过他的宵小竟然继续落井下石，多方阻挠。好在时代不同了，良铮的众多译著和他自己那些独特的诗篇陆续和读者见面了。
一九八一年，出版社重新出版良铮自己修订过的《普希金抒情诗集》两大卷，当时与良正在美国讲学，我应出版社之嘱写了一篇简短的前言。为了让读者了解良铮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呕心沥血翻译和修订一首又一首瑰丽的诗篇的，我说他当时“置荣辱于度外，视谗佞如粪土，长夜孤灯，潜心译述”。没料到，编辑同志心有余悸，大笔一挥，把前两句话删掉了。我觉得这两句话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应当还历史以它的真面目。
“十年生死两茫茫！”其实又何止十年，我和良铮诀别转眼就整整三十年了。也好吧，这样良铮给我留下的最后的印象仍是那个短暂的春天的夜晚谈笑风生、才华横溢的诗人，仿佛一面旗，如同他的名诗《旗》所歌唱的旗帜一样，在腥风血雨中，在和风丽日中，永远飘扬。
选自巫宁坤著《孤琴》，允晨文化出版， 2008年9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