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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与会理会议

《毛泽东为什么提拔林彪?》之(04)

林彪写信发牢骚,彭总蒙冤背黑锅

一、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地位有反复

遵义会议是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开的,毛泽东是会议的幕后推手。

会上,毛泽东由张闻天与王稼祥提名通过晋入由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组成的政治局三常委班子。不知是否以得票多少排序的,毛泽东算是三把手。

接着在具体分工上成了一个问题。张闻天为总书记,负责全面工作;周恩来担任军委书记,继续负责军事;三把手毛泽东负责什么呢?后来得到了一个“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而周恩来则被确定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这样的分工颇为尴尬,但是毛对此坦然面对,并没有表示什么异议。毛泽东目光远大,既有现实的也有长远的考虑。

自从1923年的“中共三大”后曾经短期进入中央三常委的班底,这是毛泽东再一次进入了中央三常委班底,十二个寒暑走了一个来回。

不过,这一回与上一回是大有不同的,那时的中央既有老头子陈独秀高高在上地位不可动摇;陈独秀的上面还有洋钦差马林颐指气使。而现在的这两个人,张闻天与周恩来,资历比他浅,年龄比他小,虽然都喝了一点洋墨水,毕竟还是嫩了点,一切都在大有可为之际。

毛泽东已经寂寞很久了。在毛看来,事隔多年后终于又参与最高决策了,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且一切都是变化的,会议决定是一回事,实施起来又是另一回事。

果然,在遵义会议后的一段时期内周恩来随军行动,而毛泽东与张闻天随中央直属机关行动,前方的周恩来凡有军事计划必先报后方的中央审批,而总书记张闻天对军事是个棒槌,又不擅长“党指挥枪”,结果只有毛泽东才能够提出恰当的意见。这样一来,“帮助者”很快成了“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那个“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却成了请示报告者。

1、土城之败

1935年1月下旬,中央红军决定从遵义出发,一渡赤水,向贵州北部的桐梓、土城一带发起攻击,然后再由黔北北渡长江,进入四川。

根据前线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提供的情报,土城守敌只有4个团的兵力,毛、周、朱经过认真商议决策,部署林彪率红一军团、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分两路会攻土城。

毛泽东亲自指挥了“土城之战”,这是毛在第三次反围剿后所指挥的第一战,当然满心希望要打好,却不料吃了败仗,红军的伤亡人数至少在2000名以上。

遵义会议前的老领导打败仗,遵义会议后的新领导也打败仗,刚被撤职不久的博古一旁说起风凉话:“看起来,狭隘经验论指挥也不成”。而红军指战员们也议论纷纷。

毛泽东的地位与威信又一次受到威胁。

2、遵义大捷

土城战役后,毛泽东提出“回兵黔北”,这一意见为大家接受了。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再次攻占遵义,歼敌二师八团,俘敌三千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

“遵义大捷”驱散了“土城失利”的阴影,毛在军内的威信又得到迅速回升,地位也稳定了。

3、打“打鼓新场”之争

就在这时,毛泽东又与张闻天等人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冲突。

中央红军在遵义、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待机,徘徊诱敌。3月8日,毛随前敌司令部驻扎在贵州苟坝一个名叫“新房子”的村庄里。

3月10日,一份由林彪、聂荣臻提出的红军行动建议传到朱德手里,这份电文建议打“打鼓新场”,并提出了五条具体的作战方案。

朱德将电报转交毛泽东,很高兴地说:“二进遵义,部队打得痛快,士气很高,上上下下,求战心切。前些日子周浑元部避战不出,没捞到仗打,一、三军团休整了十来天,想打仗了。”

看到老朱兴奋的样子,毛并不以为然。他根据最近几份破译的敌人电报表明,蒋介石认为这儿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于是黔军、滇军已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

毛泽东建议召开军委会议认真研究一下。

于是张闻天召集近二十人开会,所有人都摩拳擦掌要打“打鼓新场”这一仗。会议从上午开到晚上,形势一边倒,反对的人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毛泽东说服不了大家,大家也说服不了毛泽东。

毛泽东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从来不肯随大流;周恩来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从来都是随大流。性格如此,没有办法。毛泽东越是被反对,就会越坚持;反对的人越多,坚持的劲头也越大。毛泽东总是将分歧搞得泾渭分明。

毛泽东见会上居然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的意见,就气愤地要挟道:“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

刚与毛合作了不几天的张闻天已经开始领教了毛的暴脾气,见毛以撂挑子相胁迫,便摆出总书记的架势说:“你不干,就不干吧!”

“好,我不干!”毛脸上挂不住了,气呼呼地走了。

毛一走,与会的领导和军头们竟谁也没有起身去把他拉回来。会场只静了几分钟,不知谁就提议表决。

表决的结果仍然一边倒。于是张闻天宣布了两项决定:

①决定打‘打鼓新场’;

②撤消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由彭德怀暂代前敌总指挥。

1929年6月红四军“七大”那样的局面又在“新房子会议”上重现了。六年了,毛泽东什么都长进了,就是那一副“暴脾气”没有变。可以想见,当年与会的各路军头平时也受够了,现在有机会打击一下他的嚣张气焰,居然谁也不手软,谁也不站出来为毛说话。

杨尚昆的回忆也佐证了这件事。杨说:在会议上争持不下时,毛泽东以“去就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一位与会者竟然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于是,张闻天便按照组织原则,作出“打”的决定,并要彭德怀暂代前敌总指挥。

屋内灯火通明,虽然争争吵吵但热热闹闹。毛独自一人在黑漆漆的夜里孤零零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他后悔了。他当然为战役的前景担心,也为红军的前途担心,他也知道一旦真的走了,正是张闻天们求之不得的,他们是绝不会抬着“八人大轿”来请他回去的。思考再三,决定再找周恩来争取一下。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回家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这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3月11日一早,这20多人重新开会,“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居然就把大家说服了。攻打“打新鼓场”的计划取消了,毛泽东也就复职了。至于通过怎样的程序复职的?却没有任何资料加以说明。估计并没有什么程序,稀里糊涂,自然复职。

从毛提出辞职,并被解职,到重新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没超过24小时。

我们从这件事情的前后过程看出了什么名堂呢?我们看出:

①遵义会议所确立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不稳;

②此时的毛泽东在红军将士中的威信也并不高。

这也说明了两个月后林彪在“会理会议”上提出“更换领导”的主张也并不是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严重的事。

但是“打鼓新场”的后果很严重,它在毛泽东心中种下了对张闻天与彭德怀的怀疑及怨恨。而这才是“会理会议”的重要种因。

4、“新三人团”的成立

虽然“打鼓新场”这一战没有打,但从事后破获的敌人电报中获悉“打鼓新场”果然集结了黔军一个旅与滇军三个旅。这就证明了毛泽东的英明,关键时刻使得红军避免了一场消耗战。毛泽东的威信又上升了,张闻天也很服气。

毛泽东乘机提出重建“三人团”。毛说:“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能老是二十来人讨论来讨论去。

毛泽东还认为,批判李德博古,不能把“三人团”也否定掉。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

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得到了张闻天很爽快的支持。对于张闻天同志而言,不懂军事却要去主持军事会议,也是很苦恼的事。也不知道这位张同志当时是怎么想的?战争年代不懂军事如何当领导?你不懂军事可以学啊?你可以一边抓紧时间用功学习,一边像南郭先生一样“滥竽充数”。想想1927年、28年、29年那几年,毛泽东也不懂军事,不也是硬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可是这位张同志的兴趣不在这里,估计他也不具备学习军事的潜能。到了1935年3月12日的“苟坝会议”上,张闻天干脆提议由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指挥军事,史上称之为“新三人团”,团长还是周恩来。

两个多月前的遵义会议上刚撤消了一个“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现在又是一个“三人团”。此一时,彼一时也。“老三人团”里的太上皇是李德,而在“新三人团”里,王稼祥对军事基本上也是棒槌,性情温和的“团长”周恩来也不是独断专行的料,遇事常常征求老毛的意见。而毛泽东所提供的意见也绝不是无的放矢,往往更有远见卓识、更显老谋深算。时日一久,周恩来也就逐渐地自觉地对老毛言听计从了。

毛在“新三人团”的地位逐渐提高了,他的意见俨如“老三人团”里的李德一样,只是还“名不正”,故而也常常有“言不顺”的反复。

二、会理会议前,林彪牢骚多

一眨眼,到了1935年5月初。经过“四渡赤水”的红军主力已经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当时党的宣传机器并不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并没有什么“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更没有什么“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四渡赤水出奇兵”这样的宣传。所以并没有将一切功劳归于毛泽东。

相反,由于“四渡赤水”过程中,为了摆脱敌人,部队走了太多的路。将士们不仅白天在走路,晚上也在走路,天又接连下着雨,部队非常疲劳,将士们又根本不了解领导意图,所以牢骚怪话就很多。战士们说:不要走了,打仗吧。

1、“主张走弓弦,反对走弓背”是林彪一向的行军思想

一渡赤水后的第二天,即1935年1月30日,林彪与聂荣臻联名致电朱德:右纵队自西渡赤水后,部队走小路爬高山绕道太多,沿途群众极少,无粮食补给,只能吃稀粥,且受追敌侧击,建议经古蔺向永宁方向前进。

4月23日,林聂再次联名致电朱德:“须尽可能避免走‘弓背路’,而宁可对不大的敌人(守碉的)采取以一部监视,掩护主力取捷径通过的办法”。

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林彪反对走“弓背路”说法最早的材料。

2、林彪受了李聚奎抢白,气得骂娘

5月初,中革军委决定抢渡金沙江,指令红一军团为左翼在龙街渡江。此时云南省主席龙云已得蒋介石密令,严密封锁金沙江,下令将金沙江南北两岸所属部队一律封江,重点就是龙街渡口。

林聂命令一师为前卫,抢占龙街渡口。

5月4日,一师到达龙街渡口。此时,江上渡船已被川军拉到北岸,架桥无器材。天上不时有敌机侦察、骚扰。师长李聚奎指挥部队弄来了一些门板,开始架桥。用绳拴住门板,然后从上游一块挨着一块往水里放,可是由于水流太急,只架了江面的三分之一,就无法再架了。

林彪在十多里外的后方要通了渡口电话。师长李聚奎刚要开口汇报架桥的情况,林彪便打断说:“你不要讲情况了。干脆回答我,部队什么时候能过江?”

李聚奎回忆说:我在渡口折腾了两天没有什么结果,心里本来就很烦躁,现在一听林彪不愿意听报告情况,就急了。我回答说:“要是干脆回答的话,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

这下惹怒了林,他妈的娘的骂了一顿。但最后还是问我:“你说,为什么桥架不起来?”

我一听他的口气有所缓和,就把金沙江的河宽、流速、没有渡船、没有器材等等情况向他报告了一番,并请示是否可以另选渡口,转到军委纵队过河的皎平渡去。他说:“你们再想想办法。我向军委请示。”

随后,林彪立即致电中革军委,反映在龙街不能渡江的情况。当日,朱德复电同意了林彪的意见:“我一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7日兼程赶到皎平渡,8日黄昏前渡江完毕,否则有被割断的危险。”林聂立即决定,沿江边向东,向皎平渡前进。

据聂荣臻回忆:这一夜走的简直不是路,路在一条急流之上,上面尽是一些似乎是冰川时代翻滚下来的大石头,石头又很滑。我们一夜过了48次急流,净在石头上跳来跳去。摔倒的人很多。一夜赶了120里地,疲劳极了。

一夜行军120里,横越48道急流,这对于已处在烦躁不满情绪之中的林彪而言无疑是火上加油。林彪更坚定地认为冤枉路走多了,在龙街骂娘就是这种情绪的延续。一路上,林彪不断讲自己的意见,行军应该走“弓弦”,取快捷方式。现在尽走“弓背”,会把部队拖垮。聂荣臻、左权、朱瑞、罗瑞卿都不同意林的意见。聂劝解林:“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

林彪是这样的情绪,其实彭德怀也是这样的情绪。这些在第一线领兵的将领担心部队被拖垮,很自然地产生了程度不一的思考。

3、林彪又是打电话,又是写信

就像1930年,虽然怀疑“红旗能打多久”思想人人有,但给毛泽东写信的只有林彪一个人。

如今也是,虽然大多数干部不满“路走多了”,但给中央写信并提出更换领导的也只有林彪一个人。

1935年5月初(有资料说是5月11日,笔者认为不可靠),红一军团到达会理城外的大桥之后,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苦笑着对身边的聂荣臻、左权和朱瑞说:“彭德怀真倔。”

聂荣臻对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

聂荣臻甚至警告这位二十九岁的军团长:“你不要乱来。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部队不执行。”

林彪自然不会乱来,但聂说服不了林,林仍然写了一封给“三人团”的信。

林彪写好信后给聂、左、罗、朱传看了,请他们也签个名,但他们都表示拒绝。但是,林彪仍然坚持,遂以个人的名义将信发出了。

估计彭德怀在“会理会议”上也会看到这封信,他后来回忆道:“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据说这是一封长信,至今未公布。

三、会理会议:成见与多疑使小事变大事

“会理会议”是由林彪的这封信引起的。

1935年5月12日,政治局在四川凉山州会理县城郊铁厂举行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参加者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刘英是会议记录。

“会理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既不重要也不出名,我们当年在大学里学党史时,党史老师将“四渡赤水”讲得唾沫横飞,根本就没有“会理会议”一个字的内容。只是在“九一三”后为了说明林彪反毛泽东由来已久,这才重新炒热了。研究毛林关系,“会理会议”确实也是绕不过的话题。

会议印发了林彪的信。会议主题就是讨论这封信。

毛泽东会前就已经看到了信,显然大吃一惊,他想不到自己如此宠爱的林彪会反对自己。但他用那“聪明”的脑袋一想,便断定这封信虽是林彪的语言、却是彭德怀的思想,断定林彪是在彭德怀煽动下才写这封信的。毛泽东心想:又是这个彭德怀!“新房子会议”时张闻天就是准备用彭来取代我的。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据聂荣臻回忆却说是由毛泽东主持的)。张简略地将他听到的各处反映,对军事指挥上的不同意见提了出来,请大家讨论。

彭德怀把意见倒了出来,林彪也讲了。

接着是聂荣臻发言。聂讲了林彪上书的过程,说在四渡赤水时,林彪一直抱怨毛的军事指挥,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指挥还行吗?聂还讲了林给彭打电话的事。

聂荣臻这样一讲,就把彭德怀扯进来了,会议的矛头就转向了彭德怀。

与会者问彭有没有这回事?彭说:“林彪打过电话,我根本没有同意。”

与会者又责问彭:“你既然不同意,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这件事?”

像这样的事有必要汇报吗?彭德怀不汇报就对了,这又一次说明彭德怀就不是滋事生非之徒、邀功请赏之辈。彭德怀在会上对这样的责问没有作答,他采取了不抗辩、不申明、日久自然明的态度。他当然也根本没想到这件事会成为他一辈子的“无妄之灾”。

当时中央的总负责张闻天是跟三军团走的。善于联想的毛泽东又认为,一定是彭德怀、张闻天、林彪三人串通一气反对他。而且,毛还认定张与彭是主谋,林彪不过是被他们拿来当枪使的。

他越发恨上了彭德怀与张闻天,恨他们把我的小兄弟带坏了。

如果说在“新房子会议”时毛泽东对彭德怀与张闻天的不满还仅仅是“不满”的话,那么到了“会理会议”上就上升为“梁子”了。

要问这种说法有什么证据吗?1941年六、七月间,在延安的一次小型谈话会上,毛泽东就当面批评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以前严重的政治动摇”,还说张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当时张闻天曾经严加声明,但也没有消除毛泽东的心中成见。这一段六年后的后事,就说明了毛在“会理会议”上的心态。

刘英回忆:“我印象中会上争得面红耳赤,搞得很僵。”

会议的气氛的确相当激烈,毛在会上大发脾气。毛既批评彭右倾,又说林的信是彭鼓动起来的。毛虽也批了林彪:但口气远没有批彭德怀那么严厉。

毛对林彪说:“这段时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对的,毋容置疑。渡过金沙江后,我们不是摆脱国民党的追兵了吗?不是实现了原定的计划渡江北上了吗?下一步棋,就是研究如何同张国焘、徐向前的部队会合了。为了实现总的战略目标,我们多跑点路,走了一些弓背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打仗就是这样,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值得发什么牢骚?讲什么怪话?天下的事,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想这样作,却偏偏一下子办不到。但转了一个圈,事情又办成了。总之,遵义政治局会议后,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要相信,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

林彪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

没等林彪继续讲下去,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林彪虽说能够独立思考,但其话语能力远不如毛。他被毛泽东骂得闷坐一旁,再也没有出声。林彪既没有为自己继续抗辨,也没有“好汉做事好汉当”,当场声明此信与彭德怀毫无关系。而当时在坐的聂荣臻同志也没有进一步说明事情真相。

会议最后,张闻天作结论。他充分肯定了毛的军事指挥,批评了林和彭,批评部分同志的右倾情绪,特别指出林给中央写信,是对军事领导表示怀疑和动摇。他还要求林彪向看过信的同志传达会议精神。

会后,林彪回到部队就按照会议的要求,向看过那封信的左权、朱瑞、罗瑞卿作了传达。

罗瑞卿在1972年揭发林彪的材料中写道:

“会理会议后,一天晚上行军,他把我叫在身边,要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在后面边走边说:会理会议,他的那封信受了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批评他,他的那封信不仅政治上是机会主义的,组织上也是机会主义的。毛主席要他把这个批评向所有看过他的信的人传达。他今天是按会议的决定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批评,因为我看过他的这封信。(他)对左权、朱瑞可能也就是这一套。”

据罗瑞卿说,林彪传达时,并未说明他本人对自己错误的认识。

以上就是“会理会议”的全过程。

四、几点分析:林彪也有很大的错

1、“写不写信”的出发点:林彪比聂荣臻正确

聂荣臻回忆:林彪曾经当面对聂说:“我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因为你是从组织上考虑问题,我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

聂荣臻的“组织观点强”,其实就是服从领导。谁当领导就服从谁;谁的官大就服从谁、支持谁。

林彪的“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就是谁正确就支持谁,谁对革命事业有利他就支持谁。当年他还并没有忠于毛泽东思想,而是从自己的看法出发去判断是非,行为上是对事不对人。

2、对于林彪的信有两种解读:彭德怀比聂荣臻准确

一种是聂荣臻的。他回忆道:“他(林彪)又写了一封信给三人小组,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求毛泽东同志下台。”

另一种是彭德怀的。他回忆说:“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

笔者认为:聂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林信并没有要求毛下台。

彭的说法虽简单,但更准确些。林没有要求毛泽东下台,而是“随军主持大计”,把打仗的具体的指挥权交给彭德怀。这也是阶段性的,而不是永久性的。

3、根子当然是老毛

毛一生嗜权如命。而且“会理会议”时,毛得权不久,掌权不稳,又有“打鼓新场”之争的前车之鉴,格外疑神疑鬼。

在毛看来,林彪的信非常严重。他好不容易获得的军事指挥权要交给彭德怀,那还得了,这不就是要求他下台吗!

所以毛对这件事是耿耿于怀的。成见与多疑让毛泽东自以为是地料定林彪是受了彭德怀的挑动,而彭德怀又是受了张闻天的挑动。所以毛泽东耿耿于怀的对象不是林彪,而第一是军中实力派彭德怀,第二是党权比他高的张闻天,更担心二者结合,文武合璧。

关于这个担心,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也说了出来。当时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

《毛泽东传》的两位作者逄先知与金冲及对此评论道:毛泽东对张闻天非常不满,他认为张是“旧病复发”,而且“陷入了军事俱乐部”,与彭德怀搞到一起了。这一点,对毛泽东来说,是最忌讳不过的。

成见加多疑,让毛泽东必然将小事看成大事;必然将对事件本身的不满意转化为对人物的不满意,又将不满意升级为“梁子”。又由“梁子”演变成“不是不报,时候不到”的“等机会”与“找机会”。

从1935年的“会理会议”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25年中,毛泽东关于“会理会议”的这一段“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至少说了四次,每一次针对的主要对象都是彭德怀。

直至庐山会议上,林彪当众把话说清楚了,毛才没有话说。虽然无话可说,可也毫无愧疚。而且过了若干年后还继续说。

4、林彪也有很大的错

林彪打电话给彭德怀,至少没有大错;

林彪写信给“三人团”,也没有大错;

林彪在庐山为彭德怀解诬,更没有错。

可是我们要问的是:林彪你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在“会理会议”当时,没有把话说清楚?为什么在长达25年中,也没有找机会将话说清楚?

林彪难道不知道几十年来彭德怀一直在此事背黑锅吗?他当然知道的。

25年后,林彪将话说清楚了,好是好,总比不说好,只是太晚了,成了于事无补的“马后炮”,毛对彭的坏印象已经根深蒂固了,再也好不起来了。

25年后,林彪终于将话说清楚了,好是好,总比不说好,表面上看来是胸怀坦荡的,其实仍然掩盖不了林彪内心的小九九;

林彪为什么早不说?因为林彪也怕毛泽东,怕弄巧成拙,连累上自己;

林彪为什么早不说?因为林彪对彭德怀也是心怀不光明的。对于其它的将帅们,林彪一概看不起;唯独对于彭总,林彪不敢看不起。彭德怀打起仗来的勇猛,粗中有细,彭德怀在军中的资历与威信,尤其是抗美援朝的功劳,林彪不敢看不起,于是装着局外人似地事不关己地“观山景”。

但林彪是局外人吗?

25年后,讲也好,不讲也好,彭德怀的政治命运注定杯摧了。

倒霉的是彭老总,背了25年的黑锅,这“黑锅”是为林彪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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