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这个城市，本来是管治的完美典范。当年英国殖民地者管这个地方，以极少数人，都可以做得妥妥当当，甚至在去殖主权移交后，香港人仍然念念不忘。说到底，英国人就只得三度板斧，一是不限货物进出，二是来者不拒，不分敌我，开宗明义说这是一个做生意的商城，三是让百姓管自己的事，可以不管的，就不管。约法三章过后，就是逾一世纪的相安无事。
到了六、七十年代，香港的社会是有点动荡。其时的英国殖民地官，分成两派。一帮主张走福利，以财帛收买人心，另一帮仍然坚持不干预政策，甚至创出了“积极不干预”这个奇怪的复合词。
干预，是一个动词。可是不干预又是什么呢？就正如行走跑跳，不行，不走，不跑，不跳，又是什么呢？是蹲着还是躺着，还是坐下来？语意不清，在政治上有方便，因为可以因时制宜，但坏处就是原则掌握不好，很容易变质。香港这个城市由七十年代至今，已经由不干预走到不知道算是什么；早前地方的行政长官梁振英又再重申“积极不干预”已经过时，要“适度有为”才是。社会上没有太大的反弹；毕竟大家都知道，著相地争论何谓干预不干预，没有什么意义，反而是干预的后果是什么，政府有没有能力去干预，才是重点。
事实上，梁振英的言论，并没有惹来社会谈论。就算有，都是说这个政府一向倾斜，再干预只是拉一派打一派，将利益变得更倾斜。换言之，政府已经形成了一种干预的预期，大家都相信了，只要令到政府倾向自己的一方，利益自己会送上门。所以越来越多人会找办法去影响政府，这样的社会，只会越来越政治化，这样的发展轨迹，似乎跟北京既定的去政治化路线越来越远。
后雨伞的香港，特区政府想以民生换取稳定，这是一种很直线的思维。但实际上，我想不到有什么是不涉及政治。当中产和其他既得利益觉得利益倾斜向基层，又会想将社会拉回来。我明白，任何社会都有类似的现象，不过香港缺乏一个有效的政治机制，结果所有压力都堆在行政机关上。所以，我说香港的行政机关是最民粹的政府，立场左摇右摆不定，什么法治和原则，都渐渐变得含糊不清。
创“积极不干预”这个词语的夏鼎基曾经说过：“民意并非制定政策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政府必须考虑相关的公众利益。”其实是因为他知道，民意难以掌握，政府行政机关，只可以知道非常片面的民意，甚至只是既得利益的声音。公众利益，其实也只是众多个人的私人利益的集合，政府只可以当个讼裁人，在其中调停；政府越是中立，越有威信；越是倾斜，政府就越多来自各方的压力。香港，其实就是败在一个自以为是大有为的政府，一群不自量力的官僚手上。
